摘要：在改革开放40年来迈向更合理的微观经济结构进程中，国有企业产出占比呈现出了不断下降的发展态势。在过去十年间，一方面，相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运营效率趋于低落化；另一方面，在近期国家大力“去杠杆”的政策之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有逆势上升、居高难下的情况。这表明，曾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国有企业低效率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仍然艰巨。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将会有“新国企”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这需要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组织管控水平、拓展国际市场机会和高标准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多下苦功夫。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运营效率；新国企
一、历程回顾：迈向更合理的微观经济结构的改革进程
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微观经济结构？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逐渐找到了一个明晰的答案：中国需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繁荣与发展的微观经济结构。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有经济为主、相对单一的微观经济结构，转向更为合理的微观经济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国有经济部门产出占比呈现出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自然而然地伴生了其他所有制企业产出占比的持续上升。
1.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工业产出的主体是国有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组成的公有制企业。如表1所示，1978年，国有企业及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是77.63%和22.37%，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两类企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00%，缓慢下降至90%的水平。这其中，国有企业比重从78.47%降到54.60%，整体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而集体企业比重从21.53%上升到35.62%，整体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1989年之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出占比一度出现了连续几年的小幅下滑，到1991年，处于全部工业总产值33%的水平。
表1各种经济类型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单位：%
数据来源：《工业发展报告（2008）》，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①
① 国家统计局在1998年对工业企业统计口径范围进行了调整，原则上，1998年及以后年份数据与以前年份数据不完全可比。不过，为了与以往年份可比，国家统计局又对1998年及1999年部分经济类型及其数据做了调整（参阅《中国统计年鉴（2000）》“13－1各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单位数和总产值”注3）。表1中1998年和1999年比重所对应的“工业总产值”数据为调整数据。1995年及以前年份，国有经济口径为国有工业企业口径；1996年及以后年份国有经济口径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故1996年及以后年份各种经济类型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加总值大于100%。2000年及以后年份，无单独的“城乡个体经济”这一口径的数据。
与此同期，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零”起步，到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10%的水平。在这其中，分为城乡个体经济和以港澳台资经济、外资经济为主的非城乡个体经济。从1978年到1984年，非城乡个体经济产出在工业总产值中占比的增长步伐要明显快于城乡个体经济的占比；而在1985年至1990年间，城市个体经济占比增长则明显提速，直到超过了非城乡个体经济的占比。
2. 20世纪90年代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及1994年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这些举措从政策层面上，肯定了集体所有制的合法性，也赋予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的合法性。这使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其他所有企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产出占比在1992年之后，都重新出现了明显的提升，而国有企业的产出占比则相应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产出占比除掉由于统计口径调整而出现小幅上升外、基本都呈现出了不断下降的趋势。1994年，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降至37.34%，首次低于集体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37.72%。1995年，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降至仅略高于全部工业总产值1/3的水平。1996年，国有经济部门统计口径调整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使其工业总产值占比水平相对1995年有明显的提高，但仍低于集体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这一年，集体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达到峰值水平，接近全部工业总产值的40%，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工业产出领域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状况，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比大幅下降，首次低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首次降到30%以下。随后，国家统计局调整了统计口径，不再统计年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下非国有工业企业，这使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出占比的绝对值有了较明显的提高，但其逐年下降的总体趋势是清晰的、没有改变的。
在同一时期，其他所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提升迅速，分别在1994年和1998年达到了25%、40%的水平。从1993年到1995年间，非城乡个体经济占比出现了明显快于城乡个体经济占比的增长态势；在1996年和1997年间，城乡个体经济占比增长更为明显；而在1998年和1999年间，非城乡个体经济占比增长态势，再次明显快于城乡个体经济占比的增长态势。在这期间，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分别于1995年、1997年分别突破1万亿元和2万亿元大关，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3. 21世纪初以来
21世纪初，国有企业的绝对数量及工业总产值的相对比重继续呈现不断下降的发展态势，但在2005年前后，逐渐开始出现趋于相对稳定的迹象。集体企业比重迅速下降。以股份制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资及外资经济为主体的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的迅速增长，构成了21世纪以来推动我国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积极力量。
由于1998年国家统计局对工业企业统计口径范围进行了调整（从1998年起，仅统计规模以上工业，即指全部国有及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法人企业），2000年之后的数据与1998年、1999年调整数据及之前的数据，不具有可比较的一致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在新口径下，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47.33%。另据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出占比大约在31.59%左右的水平。2005年，经历过了“国退民进”的大争论之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出占比逐步开始趋于相对稳定，到2011年，这一指标值下降到26.18%②，在2012年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发布有关工业总产值的相关数据。
② 其中，从2007年开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规定，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范围改为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2011年，国家统计局再次对工业企业统计口径范围进行了调整，纳入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的工业企业起点标准从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
如表2所示：从2005年到201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占比已经从48.05%、27.88%和44.04%，分别下降到38.47%、20.62%和17.14%的水平。从数据变化情况看，过去十几年，国有企业利润占比的下降幅度，显著大于其营业收入、资产占比的下降幅度，这表明，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的经营压力是在不断加大的。2017年，国有经济的主要经济指标占比下滑趋势扭转了，出现了大幅的回升，提高至39.19%、23.42%和22.98%的水平。这其中，国有企业利润占比的增幅大于收入占比的增幅、收入占比的增幅又大于利润占比的增幅，上述变化，主要是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因素的影响所致。进入2018年，国有经济运行保持了较强的惯性，利润继续以两位数增长，但资产、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其利润增长。
表22005－201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占比变化单位：%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数据测算而得。
如表3所示：私营企业的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占比分别从2005年的12.39%、18.43%和14.33%，大幅提高为2016年的22.06%、35.39%和35.45%。2017年，私营企业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因素影响所造成的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冲击明显，相应指标占比全面下降，分别为21.63%、33.63%和30.76%。从近年间的变化趋势看，私营企业经济占比在经历持续多年的增长后、于2015年前后达到峰值水平，随后出现了回落的迹象。这一点在2017年，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其中，私营企业利润占比的下降幅度大，退回到2011年的水平。
表32005－2017年私营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占比变化单位：%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数据测算而得。
如表4所示：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的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占比分别从2005年的26.27%、31.61%和27.97%，下降为2017年的19.25%、21.85%和24.58%；2017年，政策性因素对外资企业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42005－2017年外资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占比变化单位：%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数据测算而得。
总体看来，在我国工业领域中，外资企业的经济占比正在趋于相对稳定化，其资产的营收与营利效率相对较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经济占比，呈现一定的互补性特征，国有企业资产占比相对较高，但营业收入与利润占比相对较低，私营企业资产占比相对较低，但营业收入与利润占比相对较高。这是我国多年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以及微观企业共同努力的趋势性结果。
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个经验性的表述“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大约为三分之一”。这个表述并不准确，因为从资产指标上看，与从营业收入或利润指标上看，国有企业所处的地位与所做的贡献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的。国外学者也关注中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情况。有研究认为，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出中的占比大约处于40%的水平，加上其他所有制企业中与国有相关的部分，粗略估计可能达到50%。也有研究估算认为，国有企业贡献了工业产出的25%～30%，而在部分服务业领域与社会事业中，国有企业的占比会更高。从世界上现有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国有经济占比一般在5%～15%左右的水平。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占比水平会高于一般水平。就我们目前的水平来看，国有经济占比仍有可能需要进一步优化。
二、存在问题：需要予以关注的国有企业的效率表现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微观经济结构，这个核心问题主导了过去4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走向。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微观经济结构，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应该取决于占据主体地位的企业制度的效率表现。具体到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国有企业效率表现的影响。从国际国内经验来讲，当理论界流行国有企业有效率的观点时，往往是国有经济部门扩张的时期；当理论界流行国有企业低效率的观点是，则往往是国有经济部门收缩或改革提速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最初，国有企业是占据主体地位的主要企业制度形式，但是，国有企业的效率水平远远低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企业改革的实质，即是要以具有独立性的企业为基本单位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蒋一苇，1980），全面改变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状况。在酝酿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效率相对较高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个私经济，通过分担国有企业所无力承担的推动经济增长的职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上述改革引发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到了两三年的阻滞，但随后又继续向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改革相对滞后的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已经积累到了非改不可的严重程度。在这种背景下，在90年代末期，“抓大放小”，对国有大企业实施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以及对量大面广的低效率的国有中小企业实施市场化改革，成了关键性的改革任务。在这一轮企业改革实施的过程中，个私经济亦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有的甚至通过参与改革国有企业的方式，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壮大。
进入21世纪的短短几年间，人们就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达成了越来越多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多项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其效率会伴随着产权渐进式改革而得到改善，改制后的企业，普遍出现了利润率提高、管理费用率下降的情况，尽管改制可能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刘小玄、李利英，2005；宋立刚、姚洋，2005；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2006）。受这类观点的影响，刚刚从20世纪末的“脱困”之局中走出来的国有企业，纷纷加快了向市场化的和有效率的企业制度形式转变的改革进程。
2003年之后，国务院国资委以及地方各级国资监管机构的陆续到位。时隔不久，以“郎顾之争”为导火索的“国退民进”大争论，激发了人们对国有企业组织制度性质与效率问题的新的思考。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提法，日渐占据了舆论的主流。这些年来，国资监管部门一直在释放国有经济总量持续扩张的积极信号，自2016年末以来，着重释放了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增长的积极信号。
本文将分析21世纪以来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与资产负债率的变化情况。以下的分析表明，过去十余年间，国有企业相对其他所有制企业而言，出现了企业运营效率进一步低落化的情况，在近期国家大力“去杠杆”的政策之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逆势上升、居高不下的迹象，表现得较为明显。由此看来，20世纪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国有企业低效率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仍然艰巨。
1.国有企业运营效率的相对低落化
进入21世纪后，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占用资产创造收入和利润的运营效率水平呈现出了明显的相对下降的发展态势。
从纵向比较看：21世纪初，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中占比接近1/3，资产占比处于2/3的水平，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处于1/2的水平，利润总额处于过半的水平；而到201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中占比已经降至1/20，资产处于不足2/5的水平，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都处于稍高于1/5的水平。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各项经济指标占比都呈现出了下降态势。
从横向比较情况看，如表5所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相对于全部工业企业运营效率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明显。21世纪初，工业企业1单位资产创造了0.67的主营业务收入和0.03的利润，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创造0.50的主营业务收入和0.03的利润，二者的差距并不太大；而到2017年之时，工业企业1单位资产创造了1.07的主营业务收入和0.07的利润，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只能创造0.60的主营业务收入和0.04的利润。
表52000－2016年全部工业企业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单位资产创造收入的情况对比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数据测算而得。
具体考察过去18年间企业运营效率水平的变化情况：首先，从2000年至2006年间，各类工业企业运营效率总体上呈现稳步提高之势。其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工业企业运营效率开始出现了波动性变化与分化。2007年，全部工业企业单位资产创造收入能力继续提高但创造利润水平有所下降，但这一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运营效率保持了惯性提高。2008年，工业企业运营效率下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单位资产创造收入能力小幅提高但创造利润水平大幅下降。进入2009年，各类企业单位资产创造收入能力都出现了改善，工业企业总体的单位资产创造利润能力大幅提升，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创造利润能力继续下滑。2010年，各类企业运营效率都出现了改善，全部工业企业总体效率水平达到峰值。2011年，国家统计局提高了大中型企业规模的统计标准，引入这一变化因素后，当年工业企业总体上的运营效率水平有所下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单位资产创造收入能力有小幅提高，单位资产创造利润能力有小幅下降。最后，从2012年至2017年间，各类工业企业运营效率均呈现出持续下滑的发展态势。
与21世纪初的情况相比较，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运营效率水平的绝对值有小的改进。之所以出现了国有企业运营效率水平相对于整个工业企业运营效率水平的低落化现象，是因为在整个工业企业运营效率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中，其他所有制工业企业运营效率水平在2010年之前的提升步伐，比国有企业的，要快得多；而前者的运营效率水平在2010年之后滑落的步伐，又比国有企业的，要慢一些。总之，经历了18年的波动性变化后，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工业企业之间的运营效率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有实证研究证实了日益突出的国有企业效率损失问题。孙晓华和李明珊（2016）指出，2008年之后，随着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动机不断越强，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越突出，尽管国有企业投资可能起到了缓解经济增长放缓的短期作用，却加重了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张天华、张少华（2016）认为，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在经营中享受了各种偏向性政策，偏向性政策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和劳动过度配置、盲目扩张，最终造成了产能过剩和严重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2.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的态势
在运营效率低落化的同时，国有企业还暴露出不容小觑的经营风险上升的隐患。20世纪末国有企业脱困攻坚时期，全国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一直处于60%以上的高水平，在最困难的1997年，全国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接近65%的警戒水平。进入21世纪，全国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总体呈现出小幅下降的趋势，如表6所示：2000年，处于60.81%的高位，2001年至2003年，维持在59%的水平，从2004年至2013年间，大体维持在57%～58%的水平。2014年以后，随着政府推行“去杠杆“政策，全国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逐年回落，但同期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却仍然维持在高位。2018年12月底，财政部发布的1－11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4.84%。目前，国有企业债务规模超过百万亿，占全部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规模总量的70%以上。
表62000－2017年全部工业企业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数据测算而得。
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变化情况中，还有一组相互矛盾的变化趋势值得关注：在全部大中型企业中，中型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优化态势良好，但与之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型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大幅增加。这和20世纪末，中型企业资产负债率居高，而大型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相对较低的情况，形成了反差。近年来，大企业以及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逆势居高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企业信用水平相对较高和融资能力相对较强的现实，但也反映出经营风险很有可能正在向这些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和关键部门集聚。2018年4月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5月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明确了对国有企业的分类“去杠杆”和强化资产负债约束的要求，要求到2020年前中央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再下降两个百分点。
我们认为，要标本兼治地解决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问题，工作难度不小。其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已经与地方财政、金融风险问题交织在一起（余菁、黄群慧，2017）。这一问题虽然表现出来为企业的问题，却又不仅仅是企业的问题；虽然表现出来为经济问题，却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夏小文（2017）的实证研究表明，具有软预算约束特征的地方融资平台信贷需求激增，迅速推高着我国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水平。戴又有等（2018）指出，中央企业的债务增速与中央财政支出增速正相关，地方国企的债务增速与地方财政支出，且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在短期内的小幅下降，还带来了隐性负债和过于依赖低成本融资进行资产的低质量扩张的问题。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如果只是简单对国有企业提出降低资产负债率的要求，而不着手解决导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的深层次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很可能用不小的代价，换得了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一两个点的艰难下降，但像预算软约束这样的深层次的矛盾没有得到化解，而是转移了——以更隐蔽的方式积淀着更大的风险，这是我们在近些年间已经可以看到的情况。
三、未来展望：国有企业群体中能否涌现出世界一流企业
如果能够站在未来反观今天的中国国有企业，我们很可能发出如下的感慨：当下，既是国有企业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壮大状态的一个时点，同时，又是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与发展面临非常复杂的形势和非常艰巨的挑战的一个时点。就是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一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与奋斗的新目标。
从有利的因素看，在改革开放的舆论思潮引导下，国有企业经历了较为充分的市场经济的洗礼，又极大可能地释放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给予国有企业发展的独特优势，而到达了自身繁荣壮大的阶段性的峰值状态。这些成就，看起来似乎已经给中国国有企业打造“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奠定了基础。
从不利的因素看，国有企业内在的多目标困境以及组织制度逻辑上的冲突与矛盾的反复无常，积淀至今，也累积了不容小觑的资源错配与效率低下的弊病。20世纪下半叶，像英国这样的强国，在二战结束后的一二十年间利用国有企业制度迅速壮大国力之后，不得不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诉诸私有化的政策手段，以消减其几近于无解的国有企业组织制度弊病。
综合有利与不利这两方面的因素，未来，中国的国有企业群体中到底是否能涌现出来世界一流企业呢？中国国有企业，是否有可能在追求发展世界一流企业的宏伟目标的过程中，根治自身多年来都未曾化解掉的弊病呢？
1.中国国有企业发展态势与走向
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更加合理的地位且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形式发生了有积极意义的变化，形成了既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又基本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司制股份制的企业制度形式，实现了从国营单位向独立的企业主体的转变。从40年的长周期来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脉络是清晰的。
在过去十余年间，人们有关国有企业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国有企业自身的经营活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国有企业，在经济规模与业务结构上，已经大大不同于20世纪末的国有企业，同时，全社会有关国有企业能够经营成功的信心，也明显膨胀了。但就在这个背景下，国有企业效率不高、负债高的顽疾，却又突显出来了。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明确地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时隔20年，朝什么方向、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人们对有关问题仍然缺乏统一的认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包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这几年来，发展与改革国有企业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从实践层面来看，国有企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顶层设计牵动了众多的政府部门，但随后的各分项试点工作不温不火地推进，实际进展不快、成效不显著，甚至又出现了一些违背企业运行规律的新情况。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坚持市场化、企业化改革的大方向，让企业经营者对决策负责，由市场对企业进行优胜劣汰。如果坚持这个大方向，短期内，再迷茫、遇到再多困难，通过众多企业的共同努力，迟早会走出困境；如果违背这个大方向，那么，无论一个个国有企业自身如何努力，国有企业作为一个群体，仍会一步一步地陷入更加严峻的困境之中。确保市场化与企业化这个大方向，一方面，是对国有企业及其内部人的行为要求；另一方面，是要求全社会给国有企业营造一个与私营企业、与其他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对等”的、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任何的制度“创新”，都应该服务于深化改革和企业发展的大方向，如果在实践中造成了不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后果，都应该反思、停止和纠错，而不应该坐视其负面作用与影响释放。
2.世界一流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
我们研究了世界一流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黄群慧、余菁和王涛，2017）。从横截面上来看，与其他企业相比，世界一流企业，必须是有实力、有竞争力的卓越企业。从纵向的历时性上来看，与不同时点上的自身相比，世界一流企业，是在不断实施动态变革的，必须是跟得上时代脉动变奏的企业。
一方面，世界一流企业，应该栖身于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重要行业，且在重要行业领域，拥有来强大的综合实力、进阶性的系统成就和能够载入史册的伟大商业功绩。这些企业有意愿、也有方能力对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人民福祉的改善等多方面，做出卓越贡献，同时，在国际产业体系中，有话语权和影响力，能够干预和影响到未来的市场竞争秩序，从而有可能在更长久的时间周期里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这正是国务院国资委现在时常强调中央企业要努力做到的“在国际资源配置当中能够占有主导地位”，“在全球行业发展中具有引领作用”，“在全球产业发展中有话语权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世界一流企业应运时代潮流而生或脱颖而出，却又不会因时代的更迭而被淘汰出局。21世纪，新技术、新经济蓬勃发展，极大地影响着世界一流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市场环境，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世界一流企业的成长轨迹。像柯达、诺基亚这类一流的产业公司，都曾经因为数字化浪潮的冲突，而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出现了衰弱化的态势。2018年6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将创立之时就一直位居道指成分股公司之列的百年老店通用电气剔除出去了，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在过去一年间，累计下跌了一半多。放眼世界企业史，不乏类似的跌宕起伏的故事，这意味着，根本没有所谓的恒定不变的世界一流企业普适标准。
在我们看来，追求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行动，传递的是一种不懈奋斗与执着追求可持续的卓越状态的商业精神，这种精神，会在不同时代与不同国家的商业组织中得到永续传承。无论什么国别、什么类型的一个企业，无论这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有多么突出的个性特点，但只要这个企业能够在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充分地展示出自身所具备的上述的强大商业精神，就有可能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群体中的一员。
3.对中国国有企业群体中能否涌现出世界一流企业的思考
回到本文开篇时提出的两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在全球市场舞台上，在市场化与企业化的实践检验标准面前，所有的企业是平等的。中国国有企业只有严格地按照市场公平竞争的要求，克服掉国有企业特有的组织制度弊病，才有可能跻身世界一流企业之列。从国外经验看，一个国有企业如果能够将自身的“政治使命”或“国家利益”诉求，有机融入企业的价值导向之中，在日常运营层面，恪守公平竞争的商业规范，这样的国有企业，是有可能成长为举世公认的卓越的企业组织的。
从积极方面预想，未来，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大概率将会有“新国企”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在十九大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50年实现“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三个重要的发展时点上，那些志在一流、肩负重大责任和使命的国有企业，将更充分地发挥其功能与作用。
对当前国有企业热衷于“世界一流”的想法，我们需要有足够的定力去保持冷静和克制的心态。刀钝石上磨，世界一流企业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也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需要韬光养晦，需要企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组织管控水平、拓展国际市场机会和高标准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等经营管理的诸多方面，更加脚踏实地，多下苦功夫。
未来几十年，人类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技术经济与社会治理的变革，在即将来临的巨变中，真正能够成功迈向世界一流企业者，凤毛麟角。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格外需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意识和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坚毅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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