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雄安新区为深化天津与河北联动发展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也为天津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开放门户”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天津以滨海新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和探索为雄安新区成为举国期盼的“又一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探索。当前，北京新“两翼”已进入大规模实质性开发建设阶段，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正加速向雄安新区转移，京雄联动发展逐渐升温；天津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显著成效，京津双城联动持续升级。然而，“京三角”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并未稳固，天津与雄安新区的联动发展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推进。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世界级城市群；天津；雄安新区；津雄联动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立项课题“雄安新区与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1]，“中国模式”[2]和“中国方案”[3]正阔步走向世界。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更加突出，“南强北弱”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已初步成形，区域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集中地表现为城市之间的竞争，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正成为国家、区域之间竞争的新模式。然而，“大城市病”、城市群空间结构不合理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也正成为影响我国部分城市群跻身于世界级城市群的主要制约因素。
如今，京津冀城市群已成为我国联接全球经济网络的重要枢纽，但其“跛足”发展的空间结构使得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实力难以显著提升，人均GDP远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其中核心城市北京因其极强的“虹吸效应”不仅饱受“大城市病”的困扰，也使得其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为助力京津冀城市群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中重要的世界级城市群，并探索有效治理“大城市病”的优化开发模式，党中央和国务院将京津冀协同发展设定为国家发展战略，并于2017年4月1日以高定位、高标准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不仅为京津冀城市群跻身于世界级城市群注入了无尽新动能，也为扭转“南强北弱”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了无限可能。
201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2019年1月4日，《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正式发布，北京市级行政中心于1月11日正式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至此，京津冀协同发展再次迈出坚定步伐，北京新“两翼”——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从顶层设计阶段转向实质性的开工建设阶段，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进入加速阶段，新“两翼”的大规模发展建设将显著加速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共同托举京津冀省市群跻身于世界级城市群。与此同时，举全省之力全面推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向纵深发展，成为河北省未来近二十年的核心发展任务。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出以来，天津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主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特别是雄安新区设立以来，天津以雄安新区为支点，迈出服务河北转型发展与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的新步伐。近年来，天津坚持以世界级城市群重要支点城市的要求重塑城市空间格局，严格对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和《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并于2018年8月印发《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编制工作方案》。[4]
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对《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与《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的批复文件来看，虽明确提出“雄安新区要加强同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的融合发展”，也从交通与生态保护等方面提出了要求，但更多地侧重于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的联动发展。作为京津冀城市群“双城”之一的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并不如“两翼”耀眼，也鲜有学者深入探讨、论证天津与雄安新区之间如何协同发展的问题，本文从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视角，重点就津雄联动发展进行论述。
一、天津城市定位的演变脉络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天津竭力扮演着北方经济中心的角色[5]（P388－413），并在其发展规划中不断强化北方经济中心的定位，力图成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1997年经国务院审批，天津的城市定位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要努力建设成为现代化港口城市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
进入新世纪，天津依然坚持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2006年8月国务院批复《天津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赋予天津新的城市定位：“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要逐步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6]直到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天津提出四大功能定位（一基地三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天津才将其发展定位立足于京津冀城市群，并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第一要务，推动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2015年9月发布的《天津市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中，明确天津的发展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强化京津双城联动、服务河北发展为重点。[7]2016年8月《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送审稿）》指出，将天津建设成全球门户、创新之都、区域中枢和生态城市。
二、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城市群
（一）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现状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京津冀区域因其强劲的工业生产能力，无论是工业增加值的全国占比还是GDP的全国占比，都是极为显著的，常年稳居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其工业占比在峰值时达到13.91%（1974年），GDP占比在1960年时达到峰值11.22%。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北京、天津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经济总量中工业增加值所占份额显著下滑，到2016年，工业增加值在三省市GDP中的份额下降至15.69%（北京）、38.05%（天津）、41.74%（河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着京津冀区域的经济份额（GDP占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呈现轻微下降态势（见图1）。
图1 1952—2016年京津冀三省市GDP与工业增加值全国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2010—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2018年。
特别是北京，在工业化奋进时期从生活城市转向生产城市，1995年时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GDP的一半，达到52.29%，并逐步实现了从生产城市到生活城市的回归；天津也在2015年实现了第三产业增加值过半的转变，其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52.15%，并快速攀升至2016年的56.44%；河北省却并未走完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历程，其工业增加值始终高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尽管2016年时期第三产业增加值跃升至13，320亿元，已十分接近这一年的工业增加值13，387亿元，但与北京、天津之间的发展差距在短时间内难以弥合。
从人均GDP来看，河北与北京、天津仍存在较大差距，改革开放40年来，河北省的人均GDP常年不及天津、北京的一半，且与京津之间的落差呈现明显扩大态势。天津（2013年）与北京（2015年）先后跨越10万元门槛，至2017年分别为118，944元、128，994元，此时河北的人均GDP仅为45，387元（见图2）。
图2 1952—2017年京津冀三省市人均GDP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2010—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2018年。
在京津冀城市群的13个城市中，北京与天津无疑是双中心城市，两者在人均GDP与城镇化率方面十分接近，其城镇化率分别为86.50%（北京）、82.93%（天津）。北京还是名副其实的核心城市，虽然人均GDP与城镇化率仅略高于天津，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显著高于天津。2017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229元，而天津仅为37，022元。然而近年来，首位城市北京的城区面积不断扩张，深受“大城市病”困扰，亟待破局。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8]，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巨大落差使得京津冀城市群的“贫富”差距异常灼目，人均GDP最高的北京与最低的邢台之间的差距接近10万元，为98，508元（北京是邢台的4.23倍）；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北京与最低的承德之间相差近4万元，为39，474元（北京是承德的3.22倍）。①
①数据来自京津冀各城市2017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整体而言，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跛足”发展的空间格局不断固化，发展不足与超负荷发展并存，城市层级结构高低错落，严重影响了京津冀区域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长期以来，河北由于缺乏具有引领全省经济发展能力的大城市，导致该区域人口与生产要素大量流向北京、天津，一方面加剧了北京的“大城市病”，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河北的发展动能。
二是典型的“行政区经济”[9]割裂了京津冀三地公平竞争与协同发展的机会。京津冀城市群中，作为直辖市的北京与天津行政级别与配置资源能力具有其他城市无法比肩的优势。首都北京作为全国行政权力的集中地，拥有最好的资源和公共服务，尽管深受“大城市病”困扰，其虹吸效应仍不断强化；天津由于有滨海新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也使得其对河北形成了强劲的吸附能力；河北各城市则因为行政级别太低且其发展的基础均立足于拱卫京畿，很难获得与京、津同等的发展机会。
（二）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天津
天津是京津冀城市群中仅逊于北京的城市，2017年，全市生产总值（GDP）18，595.38亿元，三次产业比值为1.2∶40.8∶58，第三次产业比重持续得到提升，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依然占较高份额。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天津具有与北京一同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并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发展使命。[10]《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给予天津的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因而京津双城联动成效对于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和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伴随着雄安新区开始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天津滨海新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门户效应将逐渐凸显，津雄联动发展也将逐渐成为与京津双城联动同等重要的协同发展模式。
天津作为京津冀区域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其经济、社会等发展水平处于北京与河北的中间，在发展水平上具有“居中”优势，既有追赶的压力，也有领先的优势，加之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被天然赋予承上启下的重要使命。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天津的首要任务是强化京津双城联动助力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并以此推动“一基地三区”建设，凭借独特的开放基础和优势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开放门户。京津冀协同发展以来，天津主动承接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取得实效。自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审议通过三年多来，天津市初步形成了以滨海新区、武清区、宝坻区为重点，各区有力支撑的产业承接新格局。2016—2018年10月份，北京企业在津累计投资金额3，590.54亿元，占外省市在津投资额的38.9%，占比为各省市最高。
特别是滨海新区在积极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迈出坚实步伐，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推动北京创新要素与新区优质资源紧密牵手，2018年，新增注册企业338家，百度创新中心、京东云创空间等项目签约落地，成为协同发展的样板和示范项目。2016—2018年上半年，北京来津经营（或在津投资）的8，116家企业中，滨海新区（含自贸区）达3，255家，占40.1%。滨海新区具有良好的港口资源优势，随着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进程加快，将为北京、雄安新区提供更便捷的“海上门户”功能。
（三）雄安新区对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
从地理位置来看，雄安新区与保定主城区具有显著的同城化优势，一旦进入大规模建设与发展阶段，将直接拉动保定与北京、天津联动发展的能力与层次，从而在河北省内形成一个新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河北各城市的发展，进而在空间上与京津形成三角空间关系。结合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的两翼格局，京津冀城市群将形成以“两翼”+“京三角”为引领、其余城市组团发展的城市空间新格局。“京三角”作为京津冀城市群中重要节点的城市空间格局，使得“北京—天津”之间的线性城市结构转向“北京—天津—雄安新区”的三角形城市空间结构，不仅将显著加速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缓解北京“虹吸力”并形成“反磁力”，也将深度改善京津冀城市群的城市功能分工，从而加速京津冀各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进程。
从发展使命来看，雄安新区不仅承担着服务于北京非首都功能扩散，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并服务于河北南部地区发展以及京津冀国际城市群建设的历史使命[11]；其更重要的使命是要改变近年来逐渐固化的“南强北弱”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同时为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提供新指引。此外，将雄安新区定位于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又一国家级新区，表明雄安新区极有可能在行政级别上有所突破，一旦雄安新区在行政区划上获得副省级待遇或计划单列市待遇，将直接破解京津冀城市群“跛足”的行政区经济现状。
三、津雄联动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天津独特的区域职能有助于加快雄安新区建设
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天津都具有得天独厚的居中优势。2017年，天津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549.19亿元，人均生产总值118，944元，仅次于北京市，对京津冀城市群中其他城市的发展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相比于北京而言，天津并没有因政治权力高度集聚而形成的虹吸力，其对周边城市所产生的带动作用主要来自其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以及直辖市的加权。此外，天津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在全国处于前列，不论其社会生活环境还是产业发展环境，都具有良好的基础。从这一点来看，天津更易于与雄安新区联动发展，具备在初期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后期与雄安新区深度互动发展的经济基础。
从区域职能作用上看，天津作为毗邻首都的直辖市，有着得天独厚的临港优势，承担着京津冀地区物流中心、外贸中心与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多重职能。经过多年的发展，天津已成为京津冀地区物流中心与对外贸易中心。天津坐拥优良海港与滨海新区，是京津冀区域内重要的对外贸易和开放窗口，对京津冀区域内各城市之间深化贸易合作与对外开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支点。作为中国北方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天津自贸试验区），在助推京津冀城市群迈向世界级城市群的进程中也具有无以复加的重要作用。从天津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来看，其制度创新的政策优势与经验，将为津雄联动发展与推动京津冀城市群机制体制创新提供示范引领作用。
（二）天津与雄安新区建设互动频次持续升高
2017年4月1日，雄安新区成立当天，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明确表示在服务雄安新区上，需要天津付出、支持、调整什么，天津都坚决服从。4月18日，为学习雄安新区规划工作，全力支持和主动服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天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赴河北省考察，两省市召开工作交流座谈会并签署《河北省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推进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发展战略合作协议》。4月27日上午，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东峰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陆东福一行举行座谈，双方共同签署了天津市人民政府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推进天津铁路建设发展的会谈纪要》，雄安连接天津市区将会开通一条新的津雄铁路，铁路起点是雄安站，终点是于家堡。
2017年6月15日，时任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率队来津，考察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滨海新区开发建设情况，深化两省市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两地主要负责同志均表示，将更好地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好，把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好，把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好。2017年7月，天津职业大学与雄安新区管委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天津职业大学雄安新区培训基地”，以职业教育精准服务雄安新区发展，为新区筹建工作中搬迁人口培训再就业工作和产业布局建设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做好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12]
201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在天津团组开放日上，天津市市长张国清表示，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雄安新区，天津正拟打造连接雄安新区与天津港的专用货运通道，把天津港建设成为雄安新区的“海上门户”。2018年9月，天津市人社局、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雄安新区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在河北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签署。天津市人社局与雄安新区管委会进行社会保险领域的深度合作，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加快推进建设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社会保险制度体系。
2019年1月，天津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静海等区发挥区位优势全面对接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推动天津至雄安新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建立货物快速通关机制，打造雄安新区高效便捷的出海通道。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负责人共同签署并启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天津一中将建雄安校区，天津市将打造国际化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提升雄安新区高端技能人才培养水平。此外，天津静海区瞄准服务雄安新区的“邻近”优势，努力将子牙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打造为天津对接雄安新区装配式建筑的桥头堡，并积极对接服务雄安新区绿色产业。
（三）天津与雄安新区有共同的目标和诉求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设立雄安新区的初心；缓解北京“大城市病”，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加快补齐河北省的发展短板，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城市，并与京津冀城市群一道跻身于世界级城市群，是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的内在诉求。
作为京津冀城市群中第二大城市的天津，不仅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同时坐拥滨海新区、国际海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享有众多先试先行的试点创新优势，有着强烈的发展诉求，一直渴望扛起北方经济建设的大梁，其多次在相关规划中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然而由于离首都北京太近，受北京虹吸效用的影响，其夙愿未偿。京津冀协同发展以来，如何服务好北京、支持好雄安新区建设、对接好河北发展，成为天津压倒一切的重要工作，只有服务好京津冀这个大局，天津才有机会作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支点城市跻身于“世界城市”行列。天津由此开启了借力京津冀城市群组团发展的机遇期，转而渴望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实现转型升级，深化科技创新，实现一基地三区的发展目标，重塑其城市空间格局，并进而建设成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开放门户。
因此可以说，在助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中重要节点城市两方面，天津与雄安新区有着十分一致的目标和诉求，使得天津与雄安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可以“相伴而行”，最大程度地实现联动发展。
（四）雄安新区为天津发展提供四大机遇
由于北京的功能定位和首都功能的疏解，天津因为居中优势和区位优势将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际受益者。[13]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举措和重中之重，同时也为天津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给了天津一个新的推动力。
第一大机遇是将显著提升天津作为京津冀城市群重要支点城市的地位，加速天津向世界级城市群支点城市迈进的步伐。
天津的支点城市地位首先体现在其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重要支点，其次体现在天津是环渤海大湾区的龙头型城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出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动进程一直较为缓慢，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迟滞，主要是分散外迁难以满足外迁企业对投资与生活环境质量以及集聚效应的要求。[11]雄安新区的高定位设立，不仅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过程中的各利益主体呈现了不可估量的利益预期，而且还切实地加速了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进一步疏解，北京在环渤海大湾区、京津冀地区的极化作用、虹吸效应将逐渐减弱，天津作为京津冀城市群重要支点城市的地位更加突出。北京—天津—雄安可组成“鼎足之城”，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共同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是天津完善城市功能、发挥京津雄联动优势、更好服务大局的窗口期，将明显加速天津向世界级城市群支点城市迈进的步伐。
第二大机遇是天津作为国际港口城市的区位优越性将进一步突显，将极大提升天津对资源的流通能力与吸附能力。
天津的陆海空综合交通体系正在形成，天津港和滨海国际机场成为全球物流的一个新枢纽，正逐步成长为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天津作为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战略定位日益强化；雄安新区的设立为天津向河北纵深区域提供港口与物流服务、拓展国际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新的机遇与空间载体，将促进天津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更好、更优地提供国际港口服务，从而显著提升天津对资源的流通能力与吸附能力。
若能进一步发挥天津滨海新区及其所辖港口的作用，不仅可以加速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促进雄安新区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进程，还可以促进京津唐都市带发展，能协调北京市区的部分功能，拉动环渤海经济圈的持续发展。
第三大机遇是雄安新区为深化天津与河北的联动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为天津提供更广阔市场与发展空间开启了协同发展的绿色通道。
天津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尤其是对接河北发展进程中的参与感相比于北京明显不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天津在对接河北发展的过程中找不到着力点。从梯度理论的视角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应该是“北京—天津—河北”依次递进发展，北京与河北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落差，北京的产业直接向河北转移并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在实际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北京与河北的联动明显超过了北京与天津、天津与河北的联动。
雄安新区为深化天津与河北的联动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天津有机会取道雄安新区向河北纵深推进，不仅为天津产业转移提供更广阔的对接市场，还为天津对接河北发展提供了新的着力点，天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缓冲区的作用将得到更好的发挥。
第四大机遇是有助于天津精准对接河北的发展，提升其助力河北尽快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效率，且天津作为京津冀深化合作的“居中”优势将更加彰显。
设立雄安新区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同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雄安新区首先着眼于集中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随着雄安新区建设步伐的快速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将显著加速向外疏解，雄安新区的政策红利也将加速释放，雄安新区作为河北的主要窗口将与北京和天津开展深度合作，推动河北承接北京和天津的产业转移，从而使得天津的“居中”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
雄安新区的设立，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滨海新区的定位，但如果从天津和河北互动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雄安新区的设立不仅为滨海新区提供了新的互动载体，也为天津与河北深度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与载体，天津的港口城市优势将更加凸显，尤其是其作为京津冀城市群重要支点城市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延伸。
四、津雄联动发展的路径选择
推动津雄联动发展不仅是加快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的理想之选，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新台阶的现实之需，津雄联动发展将进一步改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格局，进而带动河北省各城市快速发展，夯实京津冀城市群发展能力，加速京津冀城市群迈向世界级城市群的步伐。因此，推动津雄联动发展显得愈发急迫，本文就推动津雄联动发展的路径选择提出几点思考，以供参考。
（一）加强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建设，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协同创新
京津冀协同发展既是体制机制创新，也是发展方式创新；既是产业创新协同，也是空间布局协同；既要打造发展的硬环境，也要打造发展的软环境。[14]津雄联动发展首先要加强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的建设，着力推进市场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改革，促进津雄两地公共政策融合，推动基础设施一体化，促进两地资源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其次要共同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尤其要注重从机制创新上破除行政区经济的刚性约束，探索发展成果共享的新模式新机制；再次要加快建立津雄财政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天津与雄安新区之间产业合理流动和布局的财税体制创新。
目前，雄安新区在深化治理机制改革与打造服务型政府方面迈出了新步伐，天津也要坚持深化行政服务理念，构建新型服务政府，特别是要以此为契机突破传统用人机制，探索新型团队建设，探索、构建与雄安新区人才、科技、商贸等领域深度互动的新渠道与新模式，强化津雄政企联动。
（二）强化落实首位任务，以产业协作网络促进津雄产业协同
非首都功能先行，是天津发展与雄安新区建设的首位任务，天津要充分发挥居中优势，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同时积极对接雄安新区建设。雄安新区要与天津建立紧密的产业协作网络，成为天津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进而成为其科技创新的合作基地，并以此深化产业协同机制的建设与创新。
产业协同，是津雄联动发展的长效机制，也是津雄联动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津雄一小时通勤圈的建设将加快两地人才、要素等资源的流通与共享，带动两地教育、科技、商贸、金融等方面的交流交往，从而深化津雄两地产业协作。
（三）加速津雄交通一体化进程，以路通促进开放协同
首先，以最快的速度完善好津雄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两地的交通网络建设，以路通促交流、人通促协同；在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做好两地交通的无缝对接，推进两地公共交通快速完善，最大程度实现两地的交通便利化。
其次，加快海港转型升级，提升港口发展水平和带动效应，突出港口优势并加快打造雄安新区专用的货运通道，加速津雄两地货物运输往来，将其建设成为雄安新区的“海上门户”，以海港优势促进雄安新区的全面开放。
最后，加速构建以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为核心的综合交通枢纽，增强滨海机场的区域枢纽作用，促进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协调发展，为雄安新区提供空中开放通道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平台。
（四）发挥滨海新区和天津自贸试验区的优势，促进津雄互动发展
雄安新区与天津在体制机制创新、新区开发建设、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等方面相互借鉴。
首先，滨海新区经过十余年的开发与建设，在行政区划调整、城市服务管理与园区开发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利用滨海新区金融改革与创新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可有效加快津雄跨区域金融资源流动的探索与创新；利用滨海新区的高端制造业优势，将实质性推动津雄高端制造业的互动发展。
其次，紧抓天津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先行优势，助力雄安新区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将天津自贸试验区打造成雄安新区对外开放的通道，以推动雄安新区开放来促进天津进一步开放。天津自贸区开放体制创新将在雄安新区复制推广。
（五）利用雄安新区“一张白纸好画图”的优势，发挥规划引领作用，服务津雄联动发展
先植绿、后建城，是雄安新区建设的一个新理念，这正是“一张白纸好画图”优势的凸显，也是雄安新区在“以规划创新引领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方面的新探索。结合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诉求及治理北京“大城市病”的现实需求，雄安新区将在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方面做出引领性的新尝试，并为天津完善城市空间格局与提升城市服务提供“先试经验”。
在地理空间上，雄安新区与天津形成陆海空统筹关系，天津坐拥得天独厚的空海两港优势，将为雄安新区提供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平台；与此同时，雄安新区也因在“一张白纸”上起步，加之其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方面的“先试先行”优势，在思路理念、体制机制等方面已经迈出了我国新区开发、新城建设的创新步伐，即将成为改革开放新高地，从而为天津建设改革开放先行区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蔡昉.包容性发展延续中国奇迹［N］.人民日报，2015-01-30.
[2]胡乐明，刘志明，张建刚.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J］.经济研究，2009（11）.
[3]黄群慧.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J］.中国工业经济，2018（9）.
[4]李文博.“天津2035年总规”启动编制［EB/OL］.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8/08/22/036006695.shtml，2018-08-22.
[5]藏学英，邹玉娟，于明言.天津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A］.祝尔娟，文魁.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报告（2012）［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国函[2006]62号）［EB/OL］.http://www.gov.cn/zwgk/2006-08/08/content_357349.htm，2017-10-25.
[7]《天津市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解读［J］.中国资源综合利用，2015（9）.
[8]李峰，赵怡虹.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城市群发展［J］.当代经济管理，2018（5）.
[9]刘君德，舒庆.中国区域经济的新视角──行政区经济［J］.改革与战略，1996（5）.
[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11-30.
[11]孟广文，金凤君，李国平，曾刚.雄安新区：地理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地理研究，2017（6）.
[12]张雯婧.建设天津职业大学雄安新区培训基地［N］.天津日报，2017-07-21.
[13]唐家龙.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天津优势与对策［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5（3）.
[14]李鸿忠.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全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N］.天津日报，2016-10-24.
胡伟，新利体育在线登陆 博士后研究人员
胡伟,石碧华.天津—雄安新区联动发展的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4):1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