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只要经济学算作是一门科学，那么，它理应同其他科学学科一样，其使命是发现和解释世界的规律和现象。经济学也是人类认识现实世界的一个理论性范式结构。就其识别和发现功能而言，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以价格或价格化方式，对物质存在（物品）的非物质质态，即经济价值（交换价值）进行识别评价。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延伸到对非物质存在的识别评价。非物质存在也有其物质质态（物质载体）和非物质质态。以经济学为基础，形成了各种应用性学科，直至形成管理学体系。这些应用性学科，尽管突破了经济学范式承诺的一些限制，但归根结底还是受经济学范式承诺所规范的。经济学所面对的识别评价问题，大多数属于关于“关系存在”的经济学识别评价。关系存在的质态主要有三种：域内关系（及域类质态）、域际关系（异域交互）和域中之域（多层域类）。经济学范式承诺的变革，即在微观—宏观范式结构中引入域观范式承诺，是为了突破传统经济学范式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使经济学能够包容更多的重要因素，增强对现实世界的识别评价功能，提高其现实解释力，可以开阔经济学的眼界，为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开辟更大的“蓝海”。具有不同质态特征的域观经济体所构成的世界才是现实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必须形成与此相应的识别评价逻辑体系，才能发现和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规律和复杂现象。变革范式，增强经济学之识别、发现功能和现实解释力，还经济学以科学本色，是中国经济学界进行学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
关键词：科学发现；质态识别；域观范式；现实解释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批准号18VXK002）；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创新工程项目“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批准号SKGJCX2019-2020）。
经济学是一门什么学科？早年的学者认为经济学致力于“阐明财富如何生产、分配及消费”（萨伊，2014）。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马歇尔，1965）。有人认为经济学是关于资源配置的学科，有人认为是关于人的行为的学科，有人认为是关于效率或选择的学科。一本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教科书（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1998）中说：“经济学涵盖了各种论题。但其核心在于理解社会如何配置它的稀缺资源”。马克思则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也许还会有其他不同的观点，不一而足。不过，无论如何定义，只要经济学算作是一门科学，那么，它理应同其他科学学科一样，其使命是发现和解释世界（自然世界或人类社会）的规律和现象，并据此建立理论。要发现首先就要观察，要解释就要能识别，所以，经济学研究总是要基于观察现象和识别对象，通过思维加工对现实做出理论解释：刻画现象和发现规律。当然，人们也总是基于一定的问题设定或范式承诺来观察现实世界，完全无知者（没有先行知识或设问、假定）如同初生孩儿，是没有能力观察和识别现实世界的，所看到的只是混沌无序的乱象。经济学是高度理性化的，其问题设定和解释方式倾向于更加注重还原论的抽象性因果解释和逻辑推演的严谨性，这使其范式承诺的逻辑底基更倾向于依赖公理性“假设”而不是对现实的“识别”，因而强化了学术形式的精致性却弱化了其现实解释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引述了一段读者评论，马克思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这位评论者写道：“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马克思还说：经济学的叙述方法可以呈现为“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但其研究方法必须从“占有材料”即观察现实出发①。为了增强经济学的发现功能，笔者提出，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进行变革，引入域观范式承诺，以增强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金碚，2018b，2019a）。其实质是，期望在经济学的“假设”基础上增强其“识别”基因，让经济学更具科学的发现性和解释力。
①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20、23、24页。
一、经济学的认识论思维逻辑
早在“经济学家”（Economists，也译为“经济学派”）这个概念产生之初，就曾被法国学者萨伊（2014）批评说：“他们不是先去观察事物的本质或事物如何发生，把这些观察结果分类，并根据观察结果推断出一般定理，而是先设立一些抽象的一般定理，并称之为公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公理包含了证明它们真实性的固有证据。然后他们试图使个别事实适应这些公理，并根据这些事实推断其‘规律’，这样就使得他们去拥护那些与常识及一般经验明显不同的原理。”萨伊的批评的确有历史穿透力，仍然可以击中现代经济学的要害。
经济学如果只是从被认为是“公理”的“假设”出发，进行“建模”、“推论”，抽象地构建理想图景，而对所观察的现实对象的主要特性都无法识别（或根本无意于进行观察和识别），并据此有所发现和做出解释评介，那么，凭什么可以自称为是“科学”呢？如果经济学把“科学”理解为形式化的严谨数学表达，而不是识别和解释现实，那么，这样的经济学表达形式尽管精美，但有何用处呢？以数学建模为主导倾向的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奥地利学派的严厉挑战和批评，后者主张经济学研究应坚持人的“行动学方法”，采用“逻辑—现实理论体系”，而不是数学方法。他们认为，“经济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物质财货’或者‘物质福利’的科学。经济学是一般地研究人满足其欲望的行动，尤其是研究每个人将财货交换作为手段‘获得’自己的欲望满足的过程。”（罗斯巴德，2015）。不过，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无论对经济学的性质持什么主张、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再复杂的理论争论都不应掩盖一个朴素的问题：经济学究竟是不是科学。如果是科学，那么，它是否致力于观察、识别和发现现实世界之客体？它的认识论具有怎样的思维逻辑？
科学的使命是“发现”及以此为前提的理论发明，如托马斯·库恩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理论化的科学及其进展表现为学术“范式”的形成和转换。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也是人类认识现实世界的一个理论性范式结构，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借鉴了自然科学的学术范式，基于抽象和归纳的逻辑方法，以自然科学作为“隐喻”，构建了经济学学术范式。不过，这也受到一些批评。哈耶克在1974年12月11日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尖锐指出：“在我看来，经济学家之所以未能以一种比较成功的方式指导政府政策，实是与他们总是倾向于尽可能全力地去模仿已取得辉煌成就的自然科学的做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一如我们所知，在经济学领域中，这种努力则可能酿成大错。”（哈耶克，2014）。“比如说，总需求与总就业之间的相关关系，也许只是一种近似相关的关系，但是由于它是唯一一种我们拥有量化基据的关系，所以它也就被人们认定为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因果关系。因此，根据这个标准，完全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科学’的证据，它们更有助于支撑一种错误的理论，而无益于佐证一种有效的解释。换言之，这种错误理论之所以被接受，实是因为它更加‘科学’，而一种有效的解释之所以被否弃，则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量化基础可以用来支撑它。”（哈耶克，2014）。哈耶克45年前所说的，几乎仍然可以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性地警示今天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们。经济学如果要解释现实，至少要能够识别所研究对象的主要性质、特征和状态，如果因为缺乏自然科学可以充分依赖和运用的计量方法，就武断地舍弃（叫做“抽象掉”或“简化”）了实际上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而只是采用那些可以计量的因素来构建“因果”关系的逻辑，则依据这样的逻辑来观察和解释现实，显然会如哈耶克所说的“酿成大错”。
那么，经济学的观察对象是什么？采用什么方式来识别这些被观察或识别对象的质态（性质、特征、状态）呢？按通常的理解，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的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活动，即如何有效配置和使用资源，获取（生产）最大产出，以此实现“利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或如马克思所说的，通过交换而获得和享用商品的使用价值。那么，我们来简要分析一下，看经济学是如何确定所要识别和评价的对象的。
经济学研究从物质产品开始，先假定人类通过获取（采集）或生产物质产品来满足生存和繁衍的需要。物质产品或任何物质存在，都有其物质质态，即可以通过人的感官或采用物质计量或测量的方式来识别和评介的物质表象，直至按（因果关系的）还原论方式可以测度到的物质质态及其量值。但这并不是经济学主要的关注对象，物质存在的物质质态的识别和评价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关注对象。而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物质存在的非物质质态，即无法以物质手段来识别和评价的质态。简言之，自然科学主要关注物质属性，而经济学则主要关注物质存在的非物质属性，最重要的就是其“经济价值”。马克思论证了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价值及其表现形式——交换价值，即价格。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值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不能用任何物质性方式来识别和评价，而只能在交换中显现出来。西方其他经济学理论也大都按照这样的理论逻辑，即在交换中显现价格及其量值。价格就是物质产品的非物质质态的衡量方式。
对于物质存在的非物质质态的识别和评价，除了可以通过交换过程来显现和揭示，还可以对并未交换，或实际上难以交换的物质存在的非物质质态进行价格化识别，即用价格尺度识别和评价其“经济价值”。而且，如果以产权关系来模拟，甚至也可以进行交换（因为有价格化的识别和评价量值），例如，自然环境、气候因素（二氧化碳排放量）等。
当然，并非所有的物质存在的非物质形态采用价格或价格化尺度进行识别和评价都有意义，有些非物质形态需要采用价格之外的其他维度进行识别和评价，即采取多维量化的方式进行识别和评价。例如，以价格尺度为主进行识别评价，是会计和会计学的任务；以多维量化方式进行识别评价，是统计和统计学的任务。
另外还有一些物质及非物质质态具有模糊性，无论是物质手段（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还是价格或多维量化方式都难以进行识别评价，即无法采用标准化的指标进行量化识别评价，那么，就只能采用主观识别评价方式，即依靠人的主观识别判断能力，或依靠众人的主观识别判断来进行物质或非物质质态的识别评价，前者如人的面貌识别、性格识别等；后者如专家评价、投票抉择等。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对模糊性的物质甚至非物质质态的识别评价，有可能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数字化方式来解决，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人脸识别。但是，从分类意义上说，模糊性的物质及非物质质态识别评价永远会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和技术发展及制度安排空间。
按照以上讨论，经济学的范式逻辑首先关注物质存在，特别是其非物质质态。对物质质态可以采用物质性计量、测量工具，以重量、体积、尺度等物质性观察计量单位进行识别评价。如前所述，这些物质质态不是经济学的主要关注对象。就其识别和发现功能而言，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以价格或价格化方式，对物质存在（物品）的非物质质态，即经济价值（交换价值）进行识别评价。这是经济学狭义范式的基本逻辑基础。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延伸到对非物质存在的识别评价。非物质存在也有其物质质态（物质载体）和非物质质态。对其也可以采用价格、估值、多维量化、包括非价格标准及非标准化的主观判断等方式进行识别评价。识别评价手段也可采用对非物质质态物质载体的计量、会计核算、统计数据、评审投票等工具，而且还可以进行综合性评价，例如，竞争力评价。此外，也可采用竞争性方式进行识别评价，例如组织竞赛、评奖等。凡此种种，可归之于广义的经济学范式所包容的识别评价领域或范围。
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学关注的非物质质态中，实际上主要聚焦于“关系存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生产关系，所谓“经济基础”，实际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总和。如前所述，其他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是价格理论，而价格就是交换关系中所呈现出的非物质质态。在现实中，关系存在的质态主要表现为域态，即一定的空间域、行为域、制度域以及其中的物质或非物质存在所具有的复杂质态。域态的识别方式可以是物质性显示，也可以是非物质性显示，即一定的域态会通过物质性现象和非物质性现象呈现出来，基于对同质性与异质性的识别（形成显示性指标），进行多重分类刻画，从而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发现”：通过观察判断、调查统计以及大数据等方式进行识别评价，包括域类特征描述和域际关系刻画，特别是进行域态特色比较（见表1）。
表1存在体及其质态的识别与评价
对关系存在的研究，不仅是经济学的最实质内容，而且是经济学研究最广阔的拓展空间。可惜如下文将要讨论的，由于关系存在涉及群类行为、文化价值、制度规则等复杂因素，被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数学化而“简化”掉了。所以，反倒没有成为经济学范式承诺的重要关注领域，而被排除于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体框架之外。
二、经济学的主流范式与其识别发现逻辑渐行渐远
经济学家们都会承认，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各种经济主体及其行为，既有各自的个性，也有共性，所以，对现实世界的识别和评价，以实现科学发现，必然是要分类的，即具有某种共性的主体或现象，属于某种特定（或具有某些特色的）的类别。因此，如果要反映现实世界，那么，经济学的识别评价逻辑本应是基于分类（域类）的思维方式和范式结构。但是，主流经济学并未走向这样的道路，而是相反，越来越倾向于去分类化假设条件下的抽象评价方式，不仅微观经济学假定企业无分类，即使是研究产业的“产业组织理论”，也是将“同一产业内的企业间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所谓“同一产业内的企业”实际上就是假定性质相同的企业。总之，在经济学的假设世界中，倾向于追求的是尽可能无分类的经济体运行的理想状态。似乎越抽象，越无差异，关系越“对称”，就越完美。最高的抽象是数学，数学被称为自然科学“皇冠上的宝石”，经济学力图以自然科学为“隐喻”，构建尽可能抽象化的体系，就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宝石”。现代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年代，自然科学的两个最主要范式是牛顿力学的机械论范式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范式。这两个理论范式对经济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但前者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也许是因为，前者的逻辑严密性、可以数学方式表达和推演，以及“均衡”、“优化”、“最大化”等，更具有理性逻辑的完美性（有物理学家认为物理学的根本规律是“美学”，相信“上帝”一定会按照美学原理——例如“对称”——创造世界），所以，导致经济学走向以抽象化、形式化、数学化的逻辑严谨性道路，而越来越远离复杂的现实世界（金碚，2019a）。这样，经济学的范式承诺就使得假设的世界替代了观察的世界（金碚，2019b）。
特别是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后，形成了更清晰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主流范式结构。中国当代经济学体系的形成（其实，中国经济学的体系尚未真正形成）受到美国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强烈影响，在思维框架上几乎全面接受了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按照这一学术范式，在微观经济学中，假定微观主体自主决策，所有个体均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在如同匀质的物理学绝对空间中，相互作用，即进行自由交易，必然会倾向于达到局部均衡，以至全局性的均衡状态。即使现实世界并非如此，坚持经济学范式结构的经济学家仍然认定（或“证明”）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经济体，必然趋向于达到经济理论所假想的均衡。即使发生失衡，也可以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控来纠正总体性的偏离均衡现象。
当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范式相遇（相“综合”）时，在理论上可能产生两者是否能实现逻辑自洽的问题，甚至被认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学术范式上存在深刻矛盾（例如前者坚持货币中性，后者认定货币非中性）。但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和争议并没有对微观—宏观范式形成根本性挑战。至少是在进入经济学殿堂之时，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这一主流范式为入门向导的。当微观—宏观范式成为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后，经济学研究就变得“似乎是强把自然塞进一个由范式提供的已经制成且相当坚实的盒子里。”常规科学“是一项高度累积性的事业。它的目的在于稳定地扩展科学知识的广度和精度”（库恩，2012）。
在微观—宏观范式指引下，经济学逐步扩展其体系，形成了非常庞大的研究领域。从微观经济学生长出产业组织理论，即以同一产业中的企业间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假定企业同质、但规模即“市场势力”不同，导致出现垄断现象，妨碍企业间有效竞争，从而损害市场效率，因而需要实行反垄断政策。既然微观经济学范式可以研究同一产业内的企业间关系，那么，自然就要承认存在不同的产业，不同产业之间的关系也就合乎逻辑地进入经济学的视野，一般称为产业结构研究。如果承认不同产业的企业具有（至少是技术上的）异质性，那么，产业的“先进”与“落后”，或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演变就成为需要识别评价的问题。于是，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特别是调节产业结构的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实施，就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进而形成产业经济学。不过，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经济学的古典范式，即认定企业及产业异质，并且同“发展”相关，还推论出为了实现发展，可以或有必要实行“产业政策”。这使得美国式的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承诺难以接受。当前，中美之间正进入关于这一范式承诺的争议之中，即“产业政策”是否违背微观—宏观经济学范式承诺所刻画的“公平竞争”原则。
在宏观经济学的范式承诺中，选取各种物质及非物质存在中的“流量”质态，通过“消费”、“投资”行为的交易环节中的可计量单位，即“收入”、“支出”流量的价格加总来识别评价经济整体的宏观质态，即总量均衡状态。显然，在这样的范式承诺中，为便于识别评价和进行计量核算，而抽象掉了“存量”因素，是宏观经济研究的一个风险很高的处理方式。如果某些存量因素严重影响着宏观经济质态，那么，将其忽视就是宏观经济学范式的一个严重缺陷（在分析现实经济状况时，人们也会试图加入一些存量因素，来增强判断的可信性）。总之，宏观经济学采用以流量为主的识别方式，加之其进行分析（建立模型）的假设前提，限制了对实际经济质态的发现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所以，即使是对重大的危机隐患，也缺乏洞察预测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宏观经济范式承诺以微观经济范式的经济理性范式承诺为基础，即假定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认为经济理性是每个人做出经济决策的决定性（甚至唯一）因素，但这一范式承诺的基础是很不牢固的。现实中，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理性，并非人的唯一重要行为动机或“本能”，例如，哈耶克认为，除了追求利益，人还有遵循规则的行为倾向，而无论规则是如何形成的（他认为规则不是人类理性设计构建的，而是自生自发地演化形成的，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而且包括习俗等非正式行为规则）。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2012）的《动物精神——看透全球经济的新思维》一书论证了：“经济理论不能仅限于解释对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理想经济体系的最小偏离，还要解释实际发生且能观察到的偏离。鉴于现实经济离不开动物精神，因此要描述经济的真实运行，就必须考虑动物精神。”他们所说的“动物精神”实际上就是经济决策中的非理性，这种动物精神并非是失误，而是人类本能性的心理特征，即观念和情感的思维模式。微观—宏观经济的主流范式抽象掉了经济理性之外的所有其他因素，必然严重弱化了识别解释客观世界的科学发现能力。
相信大多数年轻人在迈入经济学大门之前，都是怀着渴望增强对经济行为和真实现象的识别发现能力的求知愿望的，以为掌握了经济学就能拥有对经济现实质态的识别发现能力。但进入经济学殿堂之后却发现，经济学并不关心现实经济体的质态特征和行为特性，这一切都已经被“假定”了，而凡是同这些预设“假定”不同的行为和现象都被“按学术要求处理”而排除于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从而可以确保经济学形式的纯粹性、精致性和完美性。总之，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变得越来越不需要致力于识别和发现什么，而是尽力地从假定出发“逻辑严密地”推导出“结论”，也就是通过设定前提、建立模型、输入数据、复杂推演，最终却少有发现，而往往是“证明”了某些符合常识的假说。
总之，经济学家虽然大都并不否认真实的人类行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动机或心理倾向，但是在主流经济的范式承诺中，假定了经济理性的决定性作用，而舍弃了难以识别评价的非理性因素。也可以说，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是一个捷径，试图直接通向最易于（甚至无需）识别评价的抽象世界。进入这个世界，一切非常美好：均衡、最优、充分就业、福利最大化等，存在于一个逻辑自洽的范式承诺体系中。而且，可以用非常精确、没有意涵歧义的数学方式进行定义、推导和刻画。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假设的世界，它越精致，越“高级”，越具有形式的“科学”性，就离现实越远。它不会有“错误”，是因为人们并不期望在观察、识别和解释现实世界时，运用这种精致的经济学，而只是在学术“殿堂”中展示“才华”和“技巧”。当人们真的需要对现实经济进行观察、识别和解释时，实际上就抛开了这样的精致经济学，而直接面对直观世界。经济学就像是一双价格非常高昂和造型极为精致的鞋，人们走路时并不穿它，因为光着脚跑路，似乎更畅快。精致的经济学更适合于放在学术殿堂中，供人欣赏和品鉴。
三、基于经济学范式的识别评价方式及其面临的挑战
尽管理论经济学高居现实之上，具有一览众山小的高傲，但是，在经济活动中进行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质态的识别评价却是不可推卸的任务和使命。因而以经济学为基础，形成了各种应用性学科，直至形成管理学体系。这些应用性学科，尽管突破了经济学范式承诺的一些限制，但归根结底还是受经济学范式承诺所规范的。
第一，会计学。它以货币作为最基本的识别评价工具，对经济活动以及经济活动主体企业的质态进行识别评价。迄今为止，会计学在经济活动的识别评价中发挥着最重要的现实功能，如果没有会计学，企业不记账算帐，不做财务预算决算，以至对各种存货价值进行盘点核算，经济活动就难以正常进行，更不用说是取得好绩效和高收益了。不过，会计学无法识别评价难以用货币尺度进行计量的物质和非物质质态。企业的行为，除非反映到货币收支上，通常无法在会计报表中反映。特别是，基于经济学范式，会计方法以所实现的“效益”即“利润”作为评价准则。如果当期有效益，利润高，就认为企业质态“好”；如果收益少，发生亏损，就认为企业质态“不好”。问题是，如果以效益和利润为准则，企业当期的质态不好，但未来的质态（可能）较好，那么，按会计准则如何对企业质态进行识别评价呢？如果可以考虑“未来”，那么，是多长期的“未来”，即观察和评价的眼界应多长远呢?也许可以采用将未来效益“折现”的方式来进行核算，但如果眼界期限久远，甚至根本没有确定期限，例如，向火星发射飞船，会计学还能进行常规的识别评价核算吗？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能量难以估量，因此，传统的以当期或可预见时期的收益和利润来识别评价企业质态的方法，恐怕已经遇到很大挑战。特别是在存在很发达的资本市场的条件下，人们可以不再仅仅关注企业收益和利润，而是更关注企业本身的“估值”。只要企业“估值”提高，即使亏损也不算是企业质态不良。面对这样的现实，会计学面临挑战。对企业及其经济活动的质态识别评价，必须超越仅仅以货币为尺度的会计学。
第二，统计学。它是会计学的有力搭档。运用统计学方法可以进行多维度的数量化识别评价，并不局限于货币尺度，而是可以采用多种计量单位从各个方面来测度各种存在体及其质态表现，并且以数量显示的方式来进行识别评价。统计学如果能得到信息化高度发展后的大数据技术支持，则可以发挥更加有效的识别评价功能。大数据技术不仅可以使物质质态识别得以极大发展（例如，进行人脸识别），而且可以极大提高对非物质质态进行识别与评价的技术手段的有效性。但是，统计学所支持的各种统计方法都会面临一个挑战：对于那些无法准确量化的对象特别是非物质质态因素，如何使其真实质态显示出来？即如何设计显示性指标来识别评价那些本质上难以准确量化的对象质态。正如康德所说，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只有通过对其“现象”的识别（实际上是人的感官对“现象”刺激的反映）来获得间接的识别评价。统计学方法面临的另一个现实挑战是，人们需要识别评价的对象及其质态，特别是非物质质态，大都不可能由单一数字（指标数）来反映，通常需要用多种数据来识别评价物质质态特别是非物质质态的状况，那么，多种数字（指标数）如何合成才能得到有意义的和清晰的识别评价结论？这就是多维度的量化识别评价常常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以统计数据和方法来识别评价高度复杂的存在体及其内在的非物质质态时，仅仅从技术上就很难避免数字（统计指标）选择的任意性，因而，即使是采用最高级的统计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所获得的结果数字，也难以避免人们对其识别评价结论的可信度的怀疑。正如马歇尔（1986）所说：“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统计的错误，”“一个不谨慎的、带有偏见的人，常常由于挑选和编制数据的方法不当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尽管他所依据的统计报告本身是正确的。”
第三，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分析和评价，就是一个典型的多维度识别评价问题。市场经济的活力在于竞争性，具有竞争力的主体在竞争中发展，缺乏竞争力的主体在竞争中被淘汰，使得市场经济成为促进发展最有效的制度机制。那么，什么是竞争力，如何识别评价竞争力，就成为极为重要的问题。“企业竞争力的基本特点是具有内在性（即使是外部关系或环境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也是通过企业内在的因素而发生作用的）和综合性，对企业竞争力进行评价，就是要使其内在性尽可能显现出来，成为可感知的属性，同时，要对其综合性进行分析和分解，并且尽可能地指标化，使之成为可计量的统计数值。”但也得承认，“企业竞争力评价在使内在因素显现化和指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损失部分信息，一些内在因素可能是难以显现化和指标化的，而且，企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受必然性的决定而且也受偶然性的影响，企业竞争力可能不是决定企业命运的惟一因素。因此，对企业竞争力的评价必然含有一定程度的不精确性和或然性。我们的工作目标只能是尽可能地接近客观真实，揭示其内在的属性，但不可能十分精确地断定企业竞争力的量值，更不可能以精确的量值来断定具体企业的命运，就像对人体健康程度的评价不能精确地断定具体个人的寿命一样。”（金碚等，2003）。除了识别评价企业竞争力之外，人们还试图识别产业竞争力、城市竞争力、地区竞争力，甚至国家竞争力，这就对如何运用统计学和统计方法来获得和处理数据提出了更大挑战。
第四，货币金融学。其理论逻辑的底基也是遵循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的，而且，其分析方法的抽象性更强，更依赖于数学方法和数字运用。可以说，无数字不货币，无数字不金融。数字是货币金融须臾不可或缺的识别评价工具。那么，货币金融运行所依赖的数字化识别评价方法和工具能够胜任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例如，金融活动最重要的一个需要识别评估的对象质态是“风险”。对于各类企业和不同个人，如何识别和评价其信用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金融机构如果提供贷款，是否超出了其信用和风险承受条件？如果采用大数据技术，尽最大可能获得事无巨细的数据，能否提高对信用和风险承受能力的识别评价水平？而且，对企业特别是个人数据的获取和使用，即使技术上可以做到，法律上是否应有规制，以免超过一定限度而产生严重的风险和越出道德界限？
第五，管理学。在企业管理中，基于经济学范式的制度和方法比比皆是，但经济学实际上很难提供适用于各类企业的经济管理方法，因为解决具体管理问题的方式是否有效，取决于对企业现实质态的识别评价，即只有能够识别企业的具体情况，才能决定采用何种管理对策和制度安排。所以，越接近企业管理的实践层面，管理方式就越具有个性，因而越是“管理无定式”，即根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方式，基于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分析方法难有用武之地。所以，在管理学研究中，案例研究成为重要方法之一。也就是说，对于管理对象质态的识别评价，只可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具体事情具体解决”。这样，计量化的识别评价方法的适用性显著降低，所以，有人主张管理学应采用“质性”研究为主的方法，即不过多依赖计量数据，而更注重对对象质态的直接判断。
我们看到，尽管情况复杂，但关于对各类对象及其被关注质态的识别和评价的主要倾向，还是尽可能数量化，最好是能够用货币尺度进行量化识别评价。如果无法使用货币，就尽可能采用具有直接显示性的数字指标，求其次是选取具有间接显示性的数字指标，再求其次则是寻找具有相关性的替代指标。这种思维逻辑不断向经济之外的各个领域延伸，特别是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质态的识别和评价，信心越来越高，似乎只要设计好指标体系，无事不可评价。因而，各种评审、评估、排名、评奖等层出不穷。不过，认真研究可以发现，就像上述管理学领域的质性研究所提示的那样，识别评价的计量化往往是以损失质量识别为代价的，计量化意味着抽象化，抽象意味着排除了一些因素，抽象度越高，排除的因素就越多，直至仅剩下了“数值”。数值可以比较，但意义是否有价值，往往值得怀疑。特别是如前所述，大多数数量化识别评价方法，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即将被识别对象想象为类似“原子”状的个体（原子内部则是不需识别或无法识别的“黑箱”），抽取若干可量化的现象，进行指标设计和统计处理。例如，在识别评价“国家经济规模”时，仅仅选取了“收入”“支出”的流量数据，加总计算后的GDP数字就成了整个国家“经济规模”的显示性指标。再如，在识别评价“科技水平”时，采用“学术论文数量”“发明专利数量”“获奖数量”“高等教育人数”等指标，数量越大就代表科技水平越高。又如，在识别评价“企业实力”时，采用“销售收入”显示其规模，规模大就代表强，因而可以作出世界“500强”、“TOP100”等的排名。其实，上述各种评价的意义是十分有限的，可以反映一些情况，显示一些局部质态，但不足以识别事物的关键质态，而关键质态才真正决定了事物的本质质态。
综上所述，对各类事物及其质态进行识别评价，如果基于传统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那么，将各类事物及其多种质态抽象为以人的经济理性行为假定为前提的量化数值，综合为各种“指数”，进行数量比较，就成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识别评价的“理性”原则就是：“以数字说话”，就如同经济学识别评价的“以价格说话”。这样的方法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便利性），化繁为简，即将复杂现实简化为抽象图景。以抽象图景中可计量显示的表像“断面”数据，作为识别评价非物质质态的单位尺度工具，就如同是在地图上进行对地理质态的识别评价。
问题在于，经济学范式承诺很大程度上采用的是物理学（机械论）的隐喻，即将经济活动想象为原子型的（内部结构相同的）物质主体在匀质空间中的运动。空间如同空盒子，物质主体在空间中的任何位置，其运动方式和相互着力关系均相同。但事实上，在特定历史过程中生成的制度条件和文化习俗中，由不同行为特征的人群所构成的经济空间，并不是一个如空盒子般的无差异匀质空间，而是具有强烈而稳固的域态差异。在现实中，经济活动空间是差异化的域态空间，即经济体是受到文化价值和制度形态深刻影响的域类存在体，任何现实经济现象都是域观现象，经济学抽象体系中的经济理性，在现实经济中都会具有内在的域观基因密码。赤裸裸的纯粹经济理性和经济动机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面对这样的现实，经济学的识别评价机理必须遵循域观范式承诺。
四、域观范式的域类质态识别逻辑
对一个事物的判断评价，首先要识别其主要质态，尤其是关键质态。由于经济学所要识别的主要是非物质质态，并以微观—宏观范式承诺和货币尺度进行评价，所以，往往是在未有效识别的条件下就进行抽象的评价，而将对象事物的几乎所有重要和关键质态都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抽象图景中进行描述。所以，在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中，所谓“经济体”都是抽象的，微观经济体是如同“原子”般的利益最大化“黑箱”；宏观经济体则是由微观经济主体在其中发生自主交易活动的匀质性空间（称为“市场”）中的微观经济体之集合。
如前所述，识别对象无论是物质存在还是非物质存在，经济学都主要致力于对其非物质质态（及域态）的识别和评价，而不是物质质态识别（那是自然科学的任务）。所以，在微观范式承诺中，识别对象具有同质性（假定行为目标相同），而宏观范式承诺就是微观经济同质体的集合总体。在这样的范式承诺中，识别的哲学意义是共性假定下的纯抽象评价（价格就是抽象的非物质质态评价指标）。但如果承认识别对象的性质是完全异质性的，对其质态的识别完全是个体性的，即完全个性假定下的纯具象评价，这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就采用的是直观描述或案例分析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们在研究现实经济时，如果脱离微观—宏观范式承诺，就只能采用“调查研究”的直观描述方法；而管理学研究则更倾向于案例分析方法。此时，对个性的具象质态识别比对共性的抽象性识别更重要（当然也需要进行基于个性—共性质态的比较分析）。
在真实世界中，需要对上述完全同质或完全异质的对象进行识别评价的情况并不多见，即使有这样的情况，其识别评价的意义也不很大，因为既然完全同质或完全异质，就没有比较的必要，前者最多是需要进行抽象的数字化计量，后者则是根本没有比较维度（量纲）。经济学面对的现实研究对象，其实都是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复杂体”，因而可以对识别对象进行分类，即形成分域集合的各种“域类”，这样的识别评价才具有现实性意义，即承认和反映了识别对象的共性及个性所具有的现实质态，这可以称为“域态”识别与评价分析。为此，笔者主张，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应变革或拓展为微观—宏观—域观的范式承诺（见表2）。
表2经济学的范式基础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经济学所面对的识别评价问题，大多数属于关于“关系存在”的经济学识别评价。如前所述，关系存在的非物质质态是经济学所真正要着力识别和评价的对象。关系存在属于上文所说的复杂体的集合。按马克思理论的定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基于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其集合称为“经济基础”。因此，经济学的观察视角和现实解释力主要体现在对“关系存在”的识别与评价上。从本质上说，经济学所最擅长的价格识别与评价也都基于关系存在，特别是交换关系，这成为经济学须臾不可脱离的识别评价功能基础。如果没有交换关系（特别是买卖、收入、支出），经济学就几乎没有任何识别和评价能力，甚至可以说，如果那样的话，经济学本身也没有意义，无以存在。对关系存在的非物质质态的识别和评价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逼近。
就经济学的观察对象而言，关系存在的质态主要有三种：域内关系（及域类质态）、域际关系（异域交互）和域中之域（多层域类）。在现实中，经济体和经济现象都具有域观性，都是域观主体（存在于特定的域境中，具有该域类的行为特征），而不会有抽象的微观主体。所以，各个经济体的内部都存在具有“特色”的经济关系，决定或影响该域类的质态。例如，在企业群体中，存在“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等不同的域类，每个域类都有其行为规则和文化价值的域类质态。再如，各个国家以至各区域，由于各自历史文化特质和行为规则（习俗）特性，其经济主体和经济现象均具有显著的域类质态，表现为极具特色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倾向。因此，不同国家或区域的经济运行和发展必然表现出各有特色的域观质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东、中、西的域观差异以及南、北差异，是由深刻的文化价值和行为规则（习俗等）的域观质态所决定的，同样的正式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在不同的地区会有相当不同的结果表现，域观基因密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更不用说国家之间域观质态的巨大差异性了。
既然经济体是分域类而存在的，而且各域类的质态是有差异的，那么，必然会发生域类之间的复杂关系，即不同域类之间的交互行为和现象。例如，国有企业同私有企业之间的交互行为和现象；不同区域间的交互行为和现象。如果把国家也视为不同的域类，那么，国际经济关系也具有深刻的域际关系性质。例如，美国是一个低储蓄国家，中国是高储蓄国家，这不是由“经济理性”所决定或所能解释的，而是文化价值和制度形态差异所导致的两国经济间的域观质态差异，所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必然具有深刻的域类差异，两国间的域际关系将表现出极为复杂的现象。中美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基于一定的共性，而且基于相当大的差异性。这样的域际关系绝非仅仅基于微观—宏观范式承诺的经济学所能充分解释。
现实经济中域观关系的复杂性，不仅表现为界限较分明的不同域类及其相互关系，而且表现为域观现象的多层性，即域类的划分是多层次的，大域之中有小域，域中有域的复杂结构导致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高度复杂关系。各类经济体，按不同的域类划分标准，形成重重叠叠的域观世界，利益关系、观念文化及行为规则（习俗），纷繁复杂。不同的域类，不仅经济理性嵌入文化观念和制度规则中，而且理性、文化和制度因素间的相依关系使得经济体的域观现象深度交织，浑然一体。总之，现实的世界是域观的世界，域态化客体是经济体的基本存在状态。
在上述情形之下，经济学如何识别各经济域类（可以称为“商域”）及其质态呢？一个较可行的方式是，可以将各种复杂因素归为理性、文化、制度三个方面，即从经济理性、文化价值和制度质态的三个维度对经济域态进行识别和评价（金碚，2018b）。
关于域内关系及域类质态的识别评价。首先，从经济理性角度观察，主要看其域内的交易活动是否通畅，交易活动是否密切，经济密度大，表明经济发达，可以从这一角度评价其经济发展水平。其次，从文化价值角度观察，主要看其域内人群的观念意识及行为倾向有何重要特征，某种观念意识突出，行为倾向显著，直接影响着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据此可以识别评价这一域类的质态特征，有助于解释经济现象的内在原因。例如，各域类中，信用意识、风险倾向、处事行为等，都会有其特征，深刻影响着经济发展进程及表现。最后，从制度形态角度观察，主要看域内各种制度规则的生成及治理体系的主要特色，即使是相同的正式制度，在各域内外各种因素影响下，其实际程式及变通性也会具有显著特点，而且域内经济体的行为还受到各种非正式制度，包括习俗性规则的影响，所以，各经济域类的制度质态均具特色，对经济发展及关系现象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能从上述三个维度对各域类质态进行刻画，就可以识别评价出经济活动空间中各具质态特色的域观主体。
关于域际关系及具有显著不同质态的域类体之间交互行为状态（异域交互）的识别评价。首先，从经济理性角度观察，主要看相关域类之间的联通性、协同性和竞争性；联通性强，协同性密切，竞争秩序规范，域际关系就顺畅，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更有利。其次，从文化价值角度观察，主要看相关域类间的文化差异、观念通融和互鉴关系的质态；各域类都有其文化价值特色，行为的目标优先顺序不尽相同，在发生域际关系时，能否实现文化融通互鉴，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识别评价域际关系质态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从制度形态角度观察，主要看相关域类间的制度及政策安排以及非正式制度间的衔接、协调，以及不同域类体的共治关系质态。制度因素显然对域际关系有重要影响，对于域际关系的协调和改善，制度及政策安排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观察域际关系中的制度质态，对于域态识别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域中之域即多层域类体的识别评价。首先，从经济理性角度，主要看复杂域类的一体化质态及其趋向；域中之域即多层域类体实际上是域内关系和域际关系的复合关系体，对这种复合关系体的质态识别评价，主要看域态差异的趋同性或分化性及其对经济发展及各方面表现的影响。其次，从文化价值角度观察，主要看域中有域的复合关系体内，具有差异性的文化观念演进以及域类价值认同的状态及变化趋势；例如，城市经济就是一个典型的复合性多层域类体，城市及城市群是“文化大熔炉”，形成具有域观特色的城市文化质态，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因此，进行文化价值域态的观察对识别评价复合域类体的质态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从制度质态角度观察，主要看域中有域的复合关系体的制度即政策安排的包容性，以及能否形成共同体质态。域观范式承诺承认经济体及经济活动空间的差异性和非匀质性，但不否认经济发展演化也具有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至命运共同体的趋向，域中之域、复合性多层域类的生成、演化，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域观现象，对其质态的识别评价，也体现了关系存在的非物质质态是经济学最重要的识别对象，这一经济科学识别评价逻辑的最重要学术特征见表3。
表3关系存在的质态识别与评价
如果要找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来讨论微观—宏观范式与域观范式哪一个更契合现实，没有比观察欧洲更合适了。欧洲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历史最为悠久，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关系最为发达、成熟。如果按照微观—宏观范式，她理应成为高度匀质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完全融为一体的自由经济世界。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个体理性还是集体理性来看，欧洲经济完全融合都是“最优”的。欧洲人也确实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从“欧洲煤钢联合体”、“共同市场”，到“欧洲联盟”和欧元货币体系，甚至期望有朝一日建立完全融合的“欧洲合众国”。这能够实现吗？对世界大势具有高度洞察力的新加坡已故总统李光耀说：“可惜，所有的迹象都指向欧洲不可能完全融合。”因为，欧洲内部文化差异很大，“每个国家的个性和特征都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形成的”（李光耀，2018）。按本文的分析思路就是：欧洲的现实和未来是，不可能成为微观—宏观范式所想象的世界，而只会发展为高度发达的域观世界。域内、域际和域中有域的复杂质态，是欧洲永远不可消除的域观特征。这是无人可以改变的事实！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去遵循微观—宏观范式，将市场经济想象为原子般的微观主体在如同空盒子般的匀质空间中相互作用，实现效率，形成均衡，还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在新的时代，一方面，经济主体（企业）的形态已经高度非原子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集团型、网络型、平台型、中介型、关系型、跨域型企业，而且诸多企业形成跨国产业链及供应链，经济体质态呈高度差异化；另一方面，数字产业、信息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将呈爆发式发展态势，经济主体形态和运行方式形态越来越具有极大的域况情境特殊性（即域观特征）和独特域际关系，它们的长足发展所形成的经济（市场）空间是非匀质的和高度域态化的，其体制机制均有很大的域观特征，绝非传统的微观—宏观经济学范式所能刻画和驾驭。因此，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增强对复杂经济质态的发现能力，以域观范式思维来把握新时代的新现象，发现新规律。
基于上述域观范式承诺的思维框架，在对经济体及其主要行为特征进行有效识别的前提下，经济学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分析评价功能，增强其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据此才能提出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主张和方案。可以说，经济学发现能力和解释能力的限度取决于对各域类的域观特征以及域际关系的识别评价能力。换句话说，经济学如果要提高其现实解释力，首先要进行域观特征的识别和刻画，即必须在经济学的识别评价体系中引入域观因素。这样，有些过去因被认为属于非经济性因素而排除于经济学分析体系之外的重要甚至关键的因素，就要在新的经济学识别评价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如何使域观因素同经济学中的原有因素在新的范式架构和识别评价体系中实现逻辑自洽，是经济学实现范式变革的一项艰难任务。
五、识别评价功能的学科分工与协同
当我们将经济学的范式承诺从微观经济视角向其他更宽视野拓展，即引入域观视角，实际上就是从逻辑抽象端向具象方面的移动，在范式承诺中加入新因素，来更贴近现实地进行观察和视景描述。从浑然一体的现实中，抽取一些物质和非物质质态，作为识别评价功能的鉴别对象。这样，被识别对象就可以进行分类，从不同角度观察，可以得到不同的认识图像。而差别很大的观察视角，形成不同学科的学术范式，学科之间相互分工，经济学是其中的一个学科门类。而且，经济学本身还可以分成不同的分支学科，从不同视角观察和识别评价经济体和经济现象的多种质态。
那么，作为一个学科，经济学本身的识别评价边界是什么？如果将许多属于其他学科的因素引入经济学，那还叫“经济学”吗？经济学确有这样的学科拓展倾向，即引入其他学科的因素，或进入其他学科的领域，以增强对研究对象的质态识别评价能力，例如，社会经济学（引入社会学因素）、行为经济学（引入心理学因素）、环境经济学（引入环境科学因素）、区域经济学（引入地理学因素），等等。学科之间的交叉、跨学科研究、多学科协同等突破学科边界研究方式，以及相互交叉形成新学科，或边缘学科，本来就是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常态，原有学科产生新的分支学科，学科体现不断演化，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物质和非物质质态进行越来越深入的识别和评价的重要表现。
经济学进行识别评价，尽管有不同的方式，但主要倾向是最大限度地以“理性”尤其是“经济理性”作为识别评价的主要维度。经济学家尽管承认人的非理性，但在经济学范式承诺中，理性逻辑总是其主干。当涉及文化价值和制度因素时，经济学实际上仍然力图将其纳入理性逻辑体系，即使研究“非理性”行为，仍然试图识别“非理性的理性”，或“理性的非理性”，在学术表达上仍然是相当理性化的，而且还可以形式化和数学化。可以说，经济学家们在增强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上做了各个方向上的努力，探寻其中的主干逻辑一直是主要取向。这实际上是关于经济学“抽象度”的把握。但是，关于什么因素（现象）可以进入经济学殿堂（纳入经济学），什么因素（现象）必须关在经济学大门之外（抽象掉），经济学家们并无一致意见。笔者曾引用过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的评论，他强烈地认为，主流经济学发展至今，“一方面，经济学的‘门户’得到了清理，以前已经被接受为‘经济学理论’的大量松散的、草率的论断被排除掉了；另一方面，人们对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优势更加尊重，理解也更加透彻了。但是，这种努力也导致了思想的僵化，还导致了一种貌似正义、实为党同伐异的判断准则。某些东西可以被承认为经济学理论，而另一些东西则不被允许，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学成了一个无法接纳其他思想的封闭体系。由此进一步导致了政治、权力、阶级、社会、根本的不确定性、创造生成和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全都被‘关在了经济学殿堂的门外’。最终结果则事与愿违，这个研究纲领，至少它的超理性版本，已经失败了。”他认为，经济体和经济现象是高度复杂的，只有以新的思维才能认识即识别和评价经济体和经济现象的真实质态和情势（布莱恩·阿瑟，2018）。问题是，如果让各种复杂因素都进入经济学大门，使经济学殿堂中包罗万象，那还应该叫做“经济学”吗？
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由于经济现实的复杂性，特别是人性和人的行为的复杂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识别评价功能和表达形式都不应该使用数学和依赖量化方法，他们认为，如果广泛使用数学和计量就会脱离现实。但是，如前所述，当前的主要倾向是，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方法，向着“第二数学”的方向发展，认为只有计量化，才是科学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样才能最好地体现经济学的理性特征和具有高度逻辑严密性的学科优势。其实，从最根本意义上说，经济学所要识别评价的对象原本是不可计量的非物质质态，即“效用”，“效用最大化”目标是经济学的根本性伦理原则。也就是说，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是基于对不可计量之非物质质态的关注的。马克思最早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以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来进行理论刻画。他知道，人们进行经济活动，当然最终是为了获得和消费（享用）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的吃、穿、用等物质需要的。但是，经济学的识别评价功能则体现在对价值（交换价值）的质态及量值的揭示上，而商品价值无法直接计量，只能通过交换过程来呈现其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量，这显然是一个理论抽象，而不是一个量值的真正计量问题。虽然如此，马克思也并不反对经济学运用数学方法，他本人也做了这方面的很大努力，尽管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而是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很显然，生产关系是难以用数学方法和计量数据来刻画和研究的（当然不排除将其作为辅助性工具来使用）。
总之，现代经济学研究倾向于大量使用数学方法，经济研究论文大都采用“建模”、“推演”、“检验”等数理方法，力图体现其识别评价功能的严谨性和精致性以及表达方式的科学形式。尽管严谨精致未必有效，但大量的论文毕竟积累了许多学术成果和文化遗产，而且可以有思想的启发性。那么，如果将经济学范式拓展为微观—宏观—域观，是否要求其必须继承经济学的数量化传统？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否只有能够保持经济学分析的数量化形式，保持学术体系的逻辑严谨性，引入域观范式承诺才是可接受的呢？如果无法计量，怎么能体现经济学识别评价能力的提高？
其实，经济学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学科门类和学术体系，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中，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分列为两大一级学科。这可以表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不是单纯的，而是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其学科（包括各分支学科）界限并非截然分明，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向其他学科领域拓展延伸，特别是可以成为管理学的重要学术来源之一。经济学对各学科领域的“侵入性”是强有力的（有人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因此，经济学已经不是一个单元性学科，其内涵的模糊和外延的扩展已经使其成为一个“域中有域”的学科大家族。所以，经济学的范式变革可以从这个巨大学科家族的多方面出发，它不是一个纯粹逻辑推演的演绎过程，而可能具有生长演化性，即从形成理论框架，到逐步拓展完善，再向精致性和丰富性发展，不断增强识别评价功能，使认识越来越逼近真实，提高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如果这样理解，就不必为了“什么算（或不算）经济学”、“是否超越了经济学范围”、“什么是属于其他学科研究对象”等问题而纠结。如果能够实现相关学科的协同，以增强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力，也未尝不是有意义的事情。
以城市研究为例，城市可以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可以研究，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也可以研究。有社会学学者总结，关于城市的社会学研究有三种主导范式：全球城市理论、新自由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第一个范式认为一个城市融入世界经济的方式和强度，以及其劳动力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内部的社会空间关系。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放松国家经济规制的改革和寻求通过国家干预来放大市场作用的政策取向。后殖民主义聚焦当地历史、制度和国家—社会关系，对过度简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本土化，专注地方特殊性（任雪飞，2019）。很显然，城市研究的社会学范式，借鉴了经济学范式和研究成果，而社会学的城市研究同经济学研究可以相互借鉴，相得益彰，更好地发挥多学科协同研究的更强识别评价功能。
其实，世界的本质具有连续性，间断性是相对的。如果在本无边界的世界人为地截然划分界限，实际上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曲解，无助于对现实的观察和解释。所以，经济学范式承诺的变革，即在微观—宏观范式结构中，引入域观范式承诺，是为了突破传统经济学范式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使经济学能够包容更多的重要因素，增强对现实世界的识别评价功能，提高其现实解释力。
也许有读者会说，虽然经济学有微观—宏观的抽象理论范式，但人们在观察和分析现实经济现象时，其实并未受这一理论范式的限制，而总是具体现象具体描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发现什么就研究什么，未必会忽视现实经济中那些未涵盖于微观—宏观理论范式中的因素，也不会受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约束。情况确实如此，但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们的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如前文所述，如果我们把经济学范式比喻为鞋子，观察和解释现实经济比喻为走路，那么，经济学家的处境往往是：当在经济学殿堂中研究经济学的假设世界时，可以穿上那双完美的鞋。也就是说，当鞋没有用于走路时，似乎挺完美，很精致高贵。但是，当经济学家走出经济学殿堂，迈向广阔复杂的现实天地时，则发现道路很不平坦，那双鞋虽然完美精致，但是走路时非常不合脚。削足适履当然不是办法，那就只得脱掉鞋子，光脚走路。光脚当然也可以走路，观察分析现实经济也可以不要经济学的那个微观—宏观理论范式，那么，对于识别评价现实经济，解决实际问题，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有何不同呢？经济学家们的学术素养，在识别评价经济现实和解决实际问题上，有什么知识优势或高明方法呢？如果经济学只是为了用于纸上谈兵，甚至是在经济学殿堂中自娱自乐，而并不用于识别评价现实和解决实际问题，那么，经济学的价值和意义显然就大打折扣了。形象地说，经济学的范式变革就像是要给行路者做一双更合脚和好走路的鞋，即给经济学家观察和解释现实经济提供一个能够更有效发挥经济学的识别评价功能的思维模式。
经济学的范式变革是非常必要的。在识别评价现实经济时，仍然可以运用微观—宏观范式的理性分析方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数学方法即计量技术。同时，也可以遵循域观范式承诺的思维方式，观察和发现具体域类经济体的主要质态特征，将其植入经济学分析的整体框架中；不是仅仅将经济活动视为“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些可计量质态的加总量的表现，更是将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视为“域观”现象和“域际”关系，这就可以大大增强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再以中美经济关系为例，如果按照微观—宏观范式承诺，那么，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微观主体（企业）的同质化和各国市场及政府经济职能的趋同化。事实证明，那是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想象图景，没有现实性和可行性。而如果按照微观—宏观—域观范式承诺，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微观主体（企业）的同质化和各国市场及政府职能的完全趋同化，而是承认各国的“域观”特征，包括市场及政府经济职能的“特色”，在域观世界中构建良好域际关系，使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在互联互通的域观世界中顺畅实现。而如果一味追求想象中的微观—宏观范式图景，实际上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强加于人的同质化要求可能导致矛盾和冲突。其实，按照微观—宏观范式所设想的企业—政府关系分析框架，也非适应于所有国家，例如，中国经济的一个最重要域观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及其领导作用，在观察、识别和评价中国经济的质态时，如果忽视或“简化”掉这一域观特征，是完全不可取的（金碚，2019c）。
再如，高质量发展是目前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对经济发展质量识别评价是对现有经济学范式承诺的一个挑战。过去，对于高速度增长，基于传统范式形成了一套核算评价指标，主要使用GDP这一指标，只要在理论上做一系列假定，GDP及其增长率可以较可信地识别和评价经济增长状况。现在，对于高质量发展，无法使用单一指标来进行识别评价，必须从多维视角观察，采用多元指标体系才能反映发展质量的实际状况。笔者曾经研究了关于发展质量的识别评价方法，论证了：“尽管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非常丰富的因素，多维性是其基本特征，而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质量的含义也必将不断变化，因为作为发展质量根本性质的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和变化的，但在理论上，我们还是可以对现阶段的发展质量评价因素进行量化归纳和指标体系构建，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评价工具。”（金碚，2018a）。为此，在关于经济行为和发展动能、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关于经济主体及主体需要、关于结构性和精准性的方法论、基于新发展理念的策略法则等诸多方面都要有新思维（金碚，2018c），即要以经济学新的范式承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识别评价的方法论基础，而且需要有多学科的协同，来更好地识别评价高质量发展的各种质态表现。
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H.科斯在评价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特点时说：“经济学所拥有的巨大优势在于经济学家能够使用‘货币测量标杆’，它使经济分析精确化。因为在经济体系中，凡是能用货币来衡量的东西都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决策变量，这使经济分析极具解释力。而且关于价格和收入的数据通常比较容易获得，这使我们可以对经济假设进行检验。”（科斯，2014）。但也正是经济学的这个优势，使得一旦面临难以用货币来测量的社会现象，或难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的因素成为行为决策的重要变量时，经济学就失去了其优势，除非进行范式变革和体系创新，或者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协同，进行跨学科研究。
六、域观识别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经济学遵循微观—宏观—域观范式进行识别评价的理论思维和分析方法的拓展，可以开阔经济学的眼界，为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开辟更大的“蓝海”。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经济，如果经济学的思维仍然局限于微观—宏观的传统范式，要么使经济学囿于范式承诺而脱离现实，要么观察研究现实时只能脱离经济学方法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之，运用经济学方法与把脉现实，似乎难以两全。因而，具有高深经济学知识和娴熟掌握经济学“建模”推导方法的经济学家，未必能比其他人更具解释现实和分析判断的优势。其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实际上“简化”掉了对现实世界的特征识别问题，即以假定替代了识别。而武断地视简化的假定为“公理”，其实是回避了对真实世界丰富现象的识别难题。这样，如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H.科斯所说：“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存在于他们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经济体系，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科斯，2014）。
如果在经济学中引入域观范式识别评价的理论思维和分析方法，就可以克服传统范式的“假设的世界”的经济理论与“观察的世界”的两张皮相脱离的矛盾，使科学发现所依赖的识别功能重回经济学体系。经济学家可以在更宽的维度上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解释现实和进行分析判断。这样，经济学研究就能够不因囿于经济学范式而将对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排除于视野之外，也可以使许多经济学研究者摆脱苦于“无题可选”的窘境。排除域观现象的传统经济学范式思维，如同于平面观察的二维视角，而引入域观范式的经济学范式思维，如同于立体观察的立体视角，而且可以观察域观演化过程，将更多对经济现象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质态，收入识别评价的对象中。实际上，人们在解释现实中已经深切感受到了进行对域观经济质态及其演变进行识别、刻画和评价的重要意义，因而借用或创造了不少相关观念来刻画经济现实以及不同域类经济体的域观状况及其变化，例如，“经济生态”、“制度特色”、“营商环境”、“关系网络”、“工业文化”、“行为模式”、“价值观演变”等。总之，按照传统经济学范式，设想的是一个赤裸裸的经济理性图景，而遵循微观—宏观—域观范式，所设想的是一个置于复杂“社会背景”中的经济理性图景。
传统经济学忽视“社会背景”而追求“严谨性”，似乎不是为了识别和发现什么，而是为了“证明”什么，“技术化的经济学似乎经常是在把常识中的某些观点用公式重新表达，以及证明并不需要证明的东西（因为它显而易见），或者与现实脱节，因为经济学家须得弄出这些抽象的东西可应用他们的形式化技术。”（巴克豪斯，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则批评说：“经济学界之所以步入歧途，是因为从整体上来看，经济学家们将披着光鲜的数学外衣的美误认为是真理。”（巴克豪斯，2018）。而遵循微观—宏观—域观范式，则要使经济学不必费尽心力去证明什么，或者为了证明什么就必须抽象（简化）掉什么，而是要致力于识别和发现现实世界中的鲜活事物及其固有的和变化着的质态，并对其进行科学解释。
这样的范式框架和思维方式显然可以拓展经济学的研究空间，让经济学更具活力。但也需要指出，任何理论范式在识别评价中的运用，都可能发生多方面的影响，以至产生重要的社会后果。如果误解其理论涵义，甚至以偏执方式误用某种理论，都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从哲学意义上说，域观范式基于分类识别评价的方法，分类识别可能导致评价的身份“认同”效应，而错误的分类方法所导致的关于人群身份的错误认同，可能产生歧视、冲突甚至暴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2014）曾经提醒，要避免“高级理论的低级运用”。他指出，通过强调一个人的“社会背景”来建设性地理解身份认同，原本是一种高级理论。“但原本非常值得尊敬的更加‘全面地’理解人类的理论尝试，到头来却几乎蜕变成一种把人主要理解为某一个特定团体成员的狭隘观点。这样的观点，可算不上什么从‘社会背景’出发的观点，因为每个人都有许多不同的联系与归属，其各自的重要性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很大区别。尽管‘把人放在社会中去理解’这一令人称道的视角（它在许多社会理论中被反复援引）隐含着丰富多彩的观点，但是这种视角在现实应用的时候，却往往取得了一种忽视一个人多方面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并严重低估其‘社会处境’的多样性的形式，这种隐含的观点以一种极端化的形式看待人性。”
在现实中，这种“高级理论的低级运用”的现象确实多有出现，为一些极为错误的社会意识和歧视提供“理论背书”。或者强调绝对的“普世价值”，无视差异和域类现实，视“一样”为正常，视“特色”为异常；或者极端地进行歧视性身份认同划分，无视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存在，甚至鼓吹“文明冲突”。这两种倾向都会产生严重误判，导致错误的识别评价，产生不良社会后果。民族学、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不同人群之间，“差异会造成敌意，差异也会导致融合。”但差异的族群也可以实现共存（李峻石，2017）。而且，人的身份认同是多方面的，在不同的概念空间中，每个人可以由不同定义来认同身份，而且可以进行身份认同的“位移”和“切换”，“比如从语言性身份认同切换到宗教性身份认同，完全取决于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下、在用不着说谎时，何种选择才是对自身最有利的。”（李峻石，2017），换句话说，对于身份认同是具有可选择性的。
域观范式的实质是从多维角度观察、识别、评价和解释经济现实，避免单一维度假定条件下的研究所导致的解释力不足，也反对以单一标准对不同人群或经济体进行绝对化甚至歧视性的分类。实际上，识别评价的科学价值正在于承认“共性—个性”关系的普遍存在。现实经济世界中，没有绝对的无差异，也没有绝对的无共性；世界是连续的，也是有间断性的；人类存在利益差异和矛盾，但也具有利益共同体性质。提高识别评价的理论认识并进行方法创新，更准确识别评价经济体、经济行为和各种经济现象的域观特征及其演化趋势，不仅对于更贴切地解释现实经济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促进形成“和而不同”的全球经济格局具有重要社会意义。总之，具有不同质态特征的域观经济体所构成的世界才是现实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必须形成与此相应的识别评价逻辑体系，才能发现和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规律和复杂现象。
七、结语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形成气候，实际上最多不过三四十年的历史，当前，在中国各高等院校所设立的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并无明确的学术范式构架，本文所说的“主流经济学”或“传统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在中国经济学界其实还只是一个尚未完全成型的“隐形”范式，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还谈不上“传统经济学”。但是，中国也还没有形成足以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体系相抗衡的经济学范式体系，而且中国经济学体系中的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所辖各分支（二级、三级）学科大多以微观—宏观范式为基础，甚至另一个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中的有些学科也默认这一学术范式，所以，微观—宏观范式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具“主流”性影响力和渗透性的思维逻辑的“影子”基础，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的一个“默认”范式，甚至在党和政府的官方语境中也“潜移默化”地占有话语权地位。微观—宏观范式使经济学具有华丽的“科学”形式，但却弱化了科学精神的真正要义——发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西方国家都已经受到多方面质疑，在中国更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性。其突出表现就是：据此难以识别现实经济之质态，经济学的科学发现使命受到严重约束。所以，变革范式，增强经济学之识别、发现功能和现实解释力，还经济学以科学之本色，是中国经济学界进行学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
与此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是：当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逐步占据经济学范式的“主流”地位，整个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也受其深刻影响。这表现为：不仅因其抽象的假设逻辑而削弱了对现实世界的识别发现能力和解释力，而且使得经济学原本所具有的历史观性质被大大削弱，即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似乎同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无关，在进行经济分析时后者可以被抽象掉。这样，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似乎不再是一定历史过程中的社会现象（社会关系），而是同历史发展过程所决定的社会背景无关的先验性逻辑关系，也就是说，这种逻辑关系完全基于抽象理性（人性）的“公理”性假设，可以不证自明，而同历史条件及现实社会背景无关。这样，以史观范式为思维逻辑主线的经济学学科就同以微观—宏观范式为思维逻辑主线的“主流”经济学学科相分离，相割裂。因此，可以看到，中国的整个经济学体系就呈现为以史观思维主导的“政治经济学”同以微观—宏观经济学范式思维主导的其他经济学学科相对立的“两张皮”状况。而一旦引入域观范式，张扬域观范式的识别发现逻辑，就必然要强化经济学的史观思维逻辑。这样，就可能改变这种“两张皮”现象，按照史观—微观—宏观—域观的构架，形成整个经济学新的学科体系。关于经济学学科体系演化的相关问题，笔者将另文进行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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