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发展形势和现阶段中国发展需要，提出的一个全新发展理念，是五大发展理念的浓缩表述，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高质量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质量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发展的投入质量、过程质量和产出质量都显著提高，但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存在差距，突出表现为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还未形成、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高质量发展的高端要素供给还存在短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按照“着眼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统筹供需支撑力”的思路，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发展理念；质量；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1］。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因此，从理论上对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基础问题进行分析，无论对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对于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全面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的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本质、高质量发展的现状、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本质
高质量发展，就其内涵而言，可以从经济系统的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解读。从静态的经济学分层视角，高质量发展涵盖了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的高质量是指高端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包括一流的企业竞争力、品牌影响力、产品性能和创新能力；中观层面的高质量是指较好的产业经济效益，包括合理的产业结构、优化的产业布局、不断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宏观层面的高质量是指良好的国民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平稳增长，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动态的经济循环视角，高质量发展涵盖了供给、需求、配置、投入产出、社会分配和经济循环等环节。［2］高质量的供给意味着企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高质量的需求意味着消费者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有着更为多样化和高端化的消费需求；高质量配置意味着市场资源在不同地区和产业间的优化配置；高质量投入产出意味着更高生产效率的集约式发展；高质量社会分配意味着社会分配环节更注重公平公正，减少贫富差距；高质量经济循环意味着供给与需求、虚拟与实体，国内与国外的良好互动。总体来看，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发展形势和现阶段中国的发展需要，提出的一个全新发展理念，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为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构筑坚实基础。［3］
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体上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应该结合理论维度、价值维度和实践维度。
从理论维度来看，高质量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包含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生产贸易、合理发挥政府与市场作用，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但在现实经济中，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成效并不理想。近几十年来，在发展经济学的指导下，成功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仅是少数发展中国家，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挣扎在发展困境中，或长期处于贫困，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出现经济衰退。根据世界银行研究，1960年全球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但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也仅有13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余均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部分国家甚至出现显著的负增长。事实证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需要在实践的摸索中进行完善。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以单一的同质化商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假设，以商品的交换价值（即价格）作为衡量标准，从供求关系视角解释经济运行，而忽视了商品的另一重要属性使用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概念突破了原有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出发，强调了商品二重属性中的使用价值。从经济学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征，而在竞争性领域，质量是指具有更高性价比因而能更有效满足需要的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特性。［4］因此，“高质量发展”理念是对当前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反思和补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价值维度来看，高质量发展体现了更全面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各个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态势，GDP增速多年保持在10%以上，实现了经济总量上的重大突破，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长期以GDP为衡量标准的发展模式下，社会逐渐积累了各种矛盾问题: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扩大、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低端等。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认识到之前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也日益显现其局限性，需要建立新的经济发展的价值判断。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中国已经总体实现小康，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因此，经济发展要从单纯追求总量扩展，转变为适应人们更高标准的、更加多样化的需求。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它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新时代、新变化、新要求，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的重大调整，是五大发展理念的浓缩表述，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5］
从实践维度来看，高质量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的转变有利于引领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过程中，持续推动了各方面理念特别是发展理念的突破和进步。从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是硬道理”到21世纪初的“科学发展观”，中国的发展理念朝着更加全面、协调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全球信息化迅速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入调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进入了决胜阶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融合了发展的动力、不同领域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内外政策的统一、发展成果的分配等多方面问题于一体的完整构架。在五大发展理念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对五大发展理念的高度概括，是党中央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方面发生的新变化，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判断和认识，指明了中国当前发展问题的着力点，对于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全面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二、高质量发展的现状
准确认识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是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可以从经济发展的投入质量、过程质量和产出质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发展的投入质量
经济发展投入的基本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近年来，随着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数据信息成为新的投入要素，且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投入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结构不断优化。
1.技术进步引领投入质量提升
技术进步引领经济投入质量的提升，成为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推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整体水平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加速转变，重点前沿科技取得了一批具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成果。目前，中国在建和投入运行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总量已接近50个，总体水平基本进入国际先进行列，FAST500米射电望远镜、墨子号量子卫星、中微子震荡波为基础研究奠定基础，载人航天、探月、大飞机、蛟龙、北斗、超算、复兴号等重大工程的实施带动一大批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升级。科技投入和产出持续增长。2018年中国社会研发支出达到1.97万亿元，全社会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8%。2017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用量均跃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升至全球第17位，成为唯一进入前20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科技投入和产出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技术交易额也不断提高。2018年，中国技术交易总额达到1.77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5%。
2.能源消费结构不断改善
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重要的投入要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能源投入为代表，自然资源要素投入结构持续改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不断上升。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从2012年的68.5%下降到2018年的59.0%，而同期天然气的比重从4.8%提高到7.8%，水电、核电、风电的比重从9.7%提高到14.3%。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截至2018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7.28亿千瓦，同比增长12%；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1.8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1700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26.7%，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
3.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近年来，国家不断优化人才引进、培育和成长环境，国民素质不断提升。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中国人才队伍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2012年到2018年，约1千万人取得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全国新增博士后研究人员6万多人，选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超过1.5万人，1500余人新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除了顶尖人才，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人力资源结构不断改善。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5年，中国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占到全部人口的12.94%，比2012年提高了2.35个百分点，相当于新增约8000万具有高等教育的劳动者。201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实验发展机构人员数量达到325.4万，是2012年的1.44倍，工业研发机构新增98.66万职业人员，每年实现的全时当量由2012年的224.62万人年提高到2017年的273.62万人年，增长21.82%。人力资源结构改善的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和工业产值增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4．数据信息成为新的投入要素
当前，数据信息与传统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一样，深度参与生产活动。它为工业发展均衡落后产能、农业调整种植结构与市场供给、环保促进节能减排、医疗协调资源分配、交通实现高效运转等等提供支撑。中国是全球数据信息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研究，中国数据总量正在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将占全球21%，中国正在成为真正的数据资源大国。中国庞大的人口技术、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体系为数据信息的产生和使用提供了保障。除了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数据信息规模潜力，中国对各种数据信息的处理和应用能力也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在智能终端、云计算、大数据、卫星导航等领域已逐步实现从模仿到超越、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的转化。在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排名中，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进入前十，京东、360、网易、新浪、携程进入前二十，全球20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到了8家。
（二）经济发展的过程质量
过程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以更小的投入和代价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投入质量提高的同时，经济发展的过程质量也不断提高，具体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生态效益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1.能源利用更加集约
一方面，能源转化效率不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中国发电及电站供热、炼焦、炼油的能源加工转化率分别达到44.2%、92.3%和97.6%，总效率达到73.7%，比2012年提高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每1000美元GDP能耗下降到175千克标准油，是2012年的90.67%、2000年的72.31%。
2.环境友好程度持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政策引导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友好程度持续提高，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2017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到9539.0亿元，比2012年增长约15.6%；其中，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681.5亿元，较2012年提高了36.2%，是近年来工业行业投资的重点领域。碳排放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环境效益的重要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2014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0.56千克，较2004年下降0.35千克。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的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17年，全国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8.0%，较2015年提升1.3个百分点；74个重点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73.4%，比2013年上升7.4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比2013年减少51.8%，全年PM2.5、PM10平均浓度为47.33、82.33微克/立方米，分别较2013年下降4.65%、34.52%。
3．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国有企业“提质增效”为代表，各行业部门积极投身新经济发展，在推动新动能培育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方面不断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效益，通过深化改革提高效益，通过结构调整提高效益，通过管理改善提高效益，实现了品质和品牌新的跃升，产业和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以工业企业为例，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64万亿元，比2012年增加了4440亿元。2018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5%，比上年降低0.5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8.7%，比上年降低1.6个百分点。企业成本继续降低，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和费用合计为92.58元，比上年降低0.18元；其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3.88元，降低0.2元。
（三）经济发展的产出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产出质量逐年提高，无论是国家整体，还是产业、企业的竞争力水平都有增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得到提升，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取得成效，同时，分配更加公平和平等，构建了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扶贫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1．经济规模和竞争力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制造业国家。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46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三的日本的近三倍。2009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数据，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中，中国占到近20%，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22个制造业行业中，中国有12个行业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一，9个行业居世界第二，1个行业居世界第五。
不仅仅是总量规模的不断增大，中国整体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也不断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100多个经济体竞争力排名，在2006年时，中国排外在50名之外，到2017年中国排名上升至第27位。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排名中。2018年，有120家中国企业上榜世界500强，已经非常接近美国（126家），远超第三位的日本（52家）。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不断提升，由Fast Company发布的2018全球最佳创新公司排名中，腾讯公司全球排名第四，是唯一进入前5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大疆、今日头条、海尔、滴滴出行、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也进入全球50强。
2.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高
在科学技术的变革、国际经济的再平衡、国内资源禀赋的变化和发展阶段转换等内外部因素推动下，中国不仅更加深入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并且在国际分工中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分工地位不断提高，实现了三大转变。
一是实现了竞争优势由单一廉价劳动力优势向综合优势的转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参与国际分工主要得益于发挥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并形成了在制成品领域的价格竞争力。然而随着中国劳动报酬的大幅上升，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更加深入参与国际分工，这一优势已经发生改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特别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更多地体现为包括产业工人的素质优势、产业配套优势、基础设施优势、投融资优势、应用开发的研发优势等在内的综合竞争优势。
二是实现了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国向对外投资大国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解决国内的资金短缺，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一大批中国企业开始迈出对外投资的步伐，最初海外投资是为了获取满足经济增长的矿产资源和能源，现在已经扩大到服务于当地市场、整合东道国生产要素甚至利用国外的创新资源。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2014年，中国成为对外投资净流出国，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提高到1961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三是开始了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的攀升。随着技术、管理水平的提升，国内产业发展正从低端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也正在向中高端攀升。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4960亿美元，横向比较，是同期德国的2倍多、日本的5倍多、美国的4倍多；纵向比较，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金额是2010年的1.2倍；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从2010年的22.81%提高到2014年的26.03%。中国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例如，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先公司，华为已经成为全球通讯设备排名第一的企业，华为海思的手机芯片已经具备向美国高通高度垄断的市场发起挑战的能力。
3.分配更加合理与公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扶贫工作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力求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全民共享。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截至2018年底，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42亿人、1.96亿人、2.39亿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12.27亿人，全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突破12亿人，2013—2018年5年间参保人数翻了一番，全民医保基本实现。一直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减贫扶贫工作，出台了一系列中长期扶贫规划，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脱贫，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扶贫开发道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区域性整体减贫成效明显，贫困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从2012年到2018年的7年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接近德国整个国家人口的数量（2017年德国人口8269万），贫困发生率也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1.7%，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
三、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质量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发展的投入质量、过程质量和产出质量都显著提高，但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存在差距，突出表现为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还未形成、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高质量发展的高端要素供给还存在短板等三个方面。
（一）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还未形成
从供给端看，追求高质量还不是微观主体的主动行为。由于深受中国延绵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的影响，工业领域的从业人员普遍具有封闭保守、自给自足、追求快速盈利、做事不精细等显著特征。近几十年工业化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等浮躁之风，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时有发生。从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看来，盈利水平、资产规模、企业估值成为衡量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但事实上，打造百年老店需专注和深耕，许多企业关注做大而非做精做专、将“转行”当“转型”，房地产热、互联网热、股市热让大量资金脱实向虚，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再者，“廉价低质”形象期待得到根本改变。不少企业认为，中国制造创造了物美价廉的传奇，但粗暴山寨、抄袭模仿使中国产品背上了“廉价低质”的名声，既影响了国外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定位和看法，也使国内消费者对本土品牌信心不足。
从需求端看，质量型消费的文化氛围还未形成。长期以来，我国消费文化存在两个重大误区:一是追求“物美价廉”，而在一个充分竞争、信息完全的环境下，“物美”和“价廉”是矛盾的，消费者需要接受高质产品的高价，才能够促进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二是“崇洋媚外”，认为国外生产就代表高质量，这不仅是个人消费者有这样的思想，在一些资本品、公共品购买中也会对进口产品和服务有所倾斜。无论是追求“物美价廉”，还是“崇洋媚外”，都会严重打击国内企业提供高质产品和服务的积极性。
（二）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
首先，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市场公平性有待提高，市场机制对微观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激发还不足。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过度管制仍然存在，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技术路线的企业并不能公平获得生产要素，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有限，优胜劣汰的竞争还不充分。对知识、创意、设计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还非常不足，尚未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侵权成本低造成对创新积极性的损害。实体经济部门成本偏高，降成本的成效还比较有限，难以帮助实体经济部门和企业重构竞争优势，一些普惠性的政策落实不到位，造成实际运营企业的成本居高不下。
其次，转变政府职能尚未适应新的要求，各级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高。政府市场监督的手段和方式还比较传统，检验和认证体系不健全，使用的标准较低，难以起到促进微观主体创新的效果。政策设计和制定仍然保守，政策的公开度、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较差，各项政策、各级政策之间的衔接不足，政策间相互抵消的情况仍然存在。简政放权的步伐还不够快，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仍然是最重要的障碍之一，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不足。
再次，高质量发展的公共保障制度不够健全，人民群众获得感提升还存在较多障碍。公共财政支出效应还不够高，在不断增加民生、教育、医疗、养老支出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的步伐还不够快。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能力和可持续性还有待提高。消费环境和对消费者的保护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金融制度同样需要改革完善，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提高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撑能力。
最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尚未形成。先行政策和政绩考核体制仍然以规模增长为基础，与高质量发展间的矛盾突出反映为: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视程度不够，重视产出规模而忽略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的投入；反映活力的指标被部分忽视，特别是创业、创新等新经济指标的重视程度不够；人力资源、人的成长指标重视程度不足，人民生活幸福感没有得到很好体现。
（三）高质量发展的高端要素供给还存在短板
首先，中国品牌、标准的价值较低，全球认可度还不够高。品牌和标准是重要的无形资产，最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全球著名品牌价值及战略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的2017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排名中，前十位有8家美国公司，1家韩国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10。在前100强中，中国有16家公司上榜，但是除了华为，其余全部是垄断金融企业、能源企业、建设企业和新兴互联网平台企业，实体经济部门品牌价值普遍偏低。中国标准在近几年有较快增长，但世界标准体系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在很多产业和产品领域，中国虽然做到了全球规模最大且实现了技术领先，但在出口和国际招投标中却不得不采取国外标准，发达国家也时常通过各类标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例如，中国制造业的名片———高速铁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频频遭到来自日本、欧洲等竞争对手的恶意阻扰，缺少被国际市场认可的“中国标准”是重要的原因。
其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程度不高，前沿技术储备不足。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自主创新，中国实现了对世界技术强国的快速追赶，客观上讲，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全球为数不多的，覆盖整个工业体系，拥有完整创新链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很多领域的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在中国整体技术能力接近世界前沿的情况下，中国技术研发通过技术进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度增大。一方面，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巨大投入和时间积累，特别是在半导体、新材料、农业化学、高端机床等产业和产品上一直受制于人，成为中国产业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桎梏。另一方面，前沿技术的储备不足，由于中国技术研发长期偏重于应用开发，基础研究能力相对较弱，有未来再次被发达国家锁定在中低端的风险。
最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供给还不充分。人才是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供给要素，从整个国家看需要形成科学家、研发人员、创业者、企业家、高级产业工人等在内的人才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速发展虽然一方面将中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高端人力资源积累不足的问题。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研究，老牌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50%，发达国家平均超过35%，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由于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不到美国的10%。更为严峻的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00年至2012年期间，全国高级技工在劳动者中的比重没有变化，停留在5%左右。根据麦肯锡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用人单位将需要1.42亿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而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中国将面临2400万的人才供应缺口。
四、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按照“着眼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统筹供需支撑力”的思路，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一）以质量变革为基础保障，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1.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推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科技人文含量。梳理各个行业领域的品牌示范工程，鼓励国内品牌评价机构的发展，在工业品领域，重点提升关键零部件的可靠性，形成品牌效应和影响力。实施“互联网+”产品质量提升专项活动，加强互联网与质量提升的深度融合，提高质量信息透明度，培育高质量的消费文明。强调精益生产理念、培育“工匠精神”，培养一批专业、专心、专注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扎根基层、扎根专业领域，深耕细作、精益求精。
2.推动质量技术与管理创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动企业质量技术创新，加大制造业企业质量技术改造支持、引导力度，支持企业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鼓励企业采用卓越绩效模式、六西格玛管理、精益生产、现场管理等质量管理方法，推广9000系列质量管理标准及GMP和HACCP管理体系标准。推动建立新的质量工程技术人员人才评价制度，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企业质量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促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二）以效率变革为终极目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
1.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技术以及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破除生产要素在定价、配置、流动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垄断。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包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等，减少企业负担。加快推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改革，形成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财政体系，同时进一步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税收制度，为地方政府履行相应的职责创造稳定明确的条件。
2.创造良好市场环境，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推动国有经济优化布局、结构调整和战略重组。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落实产权保护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隐形障碍和天花板。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清理“僵尸企业”。
3.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培育一批专门从事生态保护修复的专业化企业。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和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大力改善环境。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紧推进基础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
（三）以动力变革为关键保障，提高供需支撑能力
1.加快创新能力建设，提高供给支撑力。政府要着力于基础理论创新，提供必要的应用基础创新条件，加快共性技术研发，推动技术交易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企业应着力于应用创新的转化、使用和推广，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方向、产学研协调发展的新型创新体系。在创新驱动战略和制造业强国战略下，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2.加快消费能力提升，提高需求拉动力。完善促进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消费能力，提高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充分发挥庞大的国内消费群体的市场带动效应。提升国内产品质量，打造优势民族品牌，构建质量型消费的文化风尚，扭转“物美价廉”“崇洋媚外”的认识误区。优化市场机制建设，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使得市场具有更敏锐的需求辨识能力、管理能力和响应能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的对接，放宽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健康发展，打造外贸新的增长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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