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给传统“人工为主”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方式提出巨大挑战，迫切需要采取更加智能化的应对措施。近年来，人工智能、服务型机器人、无人配送、区块链等新技术在促进医疗技术攻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强公共安全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在这些智能化技术积累和应用方面已有一定基础，应对初步具备可行性，下一步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在医疗系统乃至整个应急管理体系中推广应用这些智能化技术和设备。要鼓励医疗机构、各类企业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积极试用智能技术和无人设备，全面提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智能化应对水平，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智能化技术；公共管理创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绿色发展的产业支撑问题研究”（17CGL002）；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资助项目。
新型冠状病毒的不可知性、快速传染性以及爆发期内各地人群的高流动性等特点给疫情防控带来巨大挑战。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之势，提高防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已成当务之急。随着疫情不断发展，定点收治医院、一线医护人员、急需物质配送系统、重点疫区生产生活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以“人工为主”的传统防治工具捉襟见肘，迫切需要树立新理念，运用新技术，采取更加智能化的应对措施。目前，国内外一些企业和医疗机构尝试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无人机、医疗机器人、区块链等智能技术和设备投入疫情应对中，并在疫情信息处理、重点公共场所布防、防控知识宣传、特定人群服务、线上医疗咨询、居家办公保障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体来看，现阶段智能技术特别是硬件设备在防控一线的应用尚比较有限。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以“机器换人减人”为导向，着力打造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智能化应对体系，切实降低接触性感染风险，全面提升防控质量和效率。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智能化应对的理论基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智能化应对本质上属于一种公共管理创新行为，理论基础也与公共管理创新一脉相承。公共管理创新理论最早可追溯到熊彼特的相关思想。熊彼特认为，公共管理创新可以起到两个作用：一方面，创新可以改进公共部门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创新可以推动其他部门的发展，即对新产业新市场的直接或间接引导[1]。20世纪60年代后，组织理论的兴起进一步深化了公共管理创新研究，对熊彼特思想进行了拓展。学者们开始聚焦组织架构如何支撑创新性工作，如何推动私人部门创新外溢至公共部门领域，解决公共部门管理者的创新理念在具体执行中落实不力的问题[2]。该类研究重点强调在组织里核心任务和激励的改进对公共管理创新至关重要。Wilson认为，尽管公共管理部门一直在变化，但多数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微调，并未改变核心任务或组织文化，因此最重要的创新是能够改变核心任务的创新[3]。这类创新与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组织架构的逐步变化不同，更接近与私人部门生产演进中的技术突破[4]。
进入21世纪后，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入、新技术革命快速推进以及互联网文化的兴起给传统公共管理模式带来了诸多挑战，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公共服务和治理创新变得尤为重要。学界开始关注公共部门出现的一些新特征（如网络化治理、社区治理和协作创新、去中心化的机构或区域、新技术的使用等方面），讨论产品服务创新、创新生命周期和技术路径等会影响公共治理的新因素，关注其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并对在公共管理中采用新一代信息化智能技术给予普遍认可。Hasan&Kerr强调简单的组织变化并不等同于公共管理创新，创新意味着要进行服务方面的改进，如引进一套新的处理程序、创造新的产品或服务、接受一套新的内部组织关系（如产品和服务的分配机制）等[5]。Moore&Hartley指出，成功的公共管理创新必须重视贯彻落实，只有当新产品、新服务、新机制得到了执行，才会对公共管理部门造成显著的影响，并显著提高产出效率和质量[6]。Hartley认为，公共管理创新将创造出大量的衍生价值，这不仅包括新产品、新服务、新过程、新战略和新治理，还包括了这些创新给社会其他生产或服务活动带来的影响，即可能会激发其他领域新的创新或提高了其他部门的生产效率，创造出巨大的正外部性效益[7]。European Commission指出，公共管理创新的实现主要为两种路径：一是公共管理部门内部的创新，如更多地利用ICT工具和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二是营造全社会的创新氛围，如关于创新产品和专利的公共采购、对企业家精神的支持等[8]。
综合Koch & Hauknes[9]、Bommert[10]、Gault[11]等的定义，当前公共管理创新涵盖了以下范围：服务创新（即新服务产品的引进或现有服务产品的改良）、服务传递（service delivery）创新（即创新的服务传递或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方法）、行政和组织架构创新（即对产品生产和服务传递引进的新型组织架构）、概念创新（即一些新技术概念的出现颠覆性改变了现有组织生态）、政策创新（即创新的政策理念或政策改革）和系统创新（即创新的组织交互或知识交流方式）。根据定义可见，信息化智能技术与公共管理创新的结合日趋紧密。目前，公共部门领域存在的大量“共用接口”（interface）是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的重要突破口，其中包括：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联络；公共部门与居民之间的联络；公共部门里政府系统内的联络，如政策制定、行政管理等；公共部门里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络（如县、市、省、中央政府之间）；不同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联络（如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国防部门之间）[12]。
考虑到私人部门是信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互联成为公共管理创新的有效手段[13]。尤其是选用哪些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推动公私协作创新，进一步提高公共管理效率，降低公共管理成本，创造更多社会福利，是当前相关研究的焦点[14]。ICT、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重新定义了公共部门创新给社会与居民创造的价值。这些新技术支撑下，众包（crowd-sourcing）、共创（co-creation）、维基政府（wiki-government）等新模式蓬勃兴起，让居民更好地参与政策制定与社会生产[15]。老年人可以通过上传他们的健康数据到公共卫生部门系统，更好地管理身体状态。消费者也可通过上传家庭影像、电子信息或照片至公共部门网站，来参与机构组织的公共活动。这些新技术的使用打破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隔断，推动了社会融合与进步[16]。
二、严峻的防控形势凸显智能化应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重大突然公共卫生事件以传染性疾病为主，在防治过程中，应最大程度地减少接触性人际传播，而这恰恰需要发挥智能技术和设备替代人工（包括医护人员）的作用。近年来，人工智能、服务型机器人、无人配送、区块链等新技术在产业领域助推各行各业智能化升级，这些技术在促进医疗技术攻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强公共安全治理、提升城市运行效率等关键领域同样大有可为。
（一）数字技术助力试剂研发，提高疫情预测精准度
随着计算能力提升和硬件成本的降低，生命科学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推动试剂研发，实现个性化医疗，提升治疗和保健效果。发达国家的科技公司在相关领域已开展广泛实践。如在埃博拉疫情肆虐非洲之时，美国Vulcan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模拟埃博拉疫情的传播，并借助超级电脑与人工智能演算法类比制药过程来预测新药品的疗效。据该公司统计，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到24小时内就成功对7000多种药物进行分析测试，相比传统方法节省至少数月时间。新型冠状病毒涉及野生动物的非常规接触，病毒传播路径复杂，不确定因素多，给疫情预测和防治增添较大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为病毒分析提供新手段，而且有助于压缩新药测试周期，降低成本防控成本。
（二）服务型机器人是减少感染风险、降低工作强度的有效手段
从湖北等重点疫区的情况看，不论是本地医护人员，还是外省市驰援的医疗队伍，已经高强度、超负荷连续奋战多日，感染风险明显加大。要从根本上缓解重大疫情的人力保障压力，必须要依靠科技投入。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有可取之处。2017年美国为应对埃博拉疫情专门设立了一套无人病房设施，现有配备诊疗机器人的特殊隔离病房2个，且随时还可以再增加10个这种智能隔离病房。一旦重大疫情发生，这些诊疗系统和特殊病房将处于调试和战备状态，并在最短时间内进入防控实战状态。患者被安置在特设的隔离病房中，由传染科医生在病房外操纵机器人，配合摄像、音频等设备进行诊治。这一案例为推动采取智能化手段、抗击全球性疫情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可以预见，服务型机器人将帮助医护人员更加高效、省力、安全地完成病情诊断。另外，从SARS到新型冠状病毒，重大传染性疫情防控中大量流程化工作耗时费力，利用服务型机器人代替部分人类工作，可大幅降低医护人员病毒感染风险。目前，服务型机器人已在特定场景中胜任辅助医疗工作，分担测量体温、穿衣、消毒、餐食递送、医疗垃圾清理等基本看护及其他重复性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医护人员与确诊病患、疑似人员接触的频率，使得医护人员能够优先处理更加紧急的事务，更好地保障一线人员安全健康。
（三）无人化成为改善物资保障的重要方向
随着疫情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医疗和生活物资需求激增。提升物资调配效率，以有限资源保障医疗救助工作顺利开展，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露了物流配送末端的困境，即尽管自动存取系统、自动拣货货架、自动化输送、智能快递柜等技术手段和智能设施已在仓储物流体系中广泛应用，但“最后一公里”仍无法摆脱对人力的依赖。受疫情期间交通管制和人员不足影响，生活物资面临物流断流或配送延时等问题，已对民生造成冲击。此外，为防控疫情蔓延，多地实施出行管制，部分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停摆，出租车、网约车运力吃紧，加之存在感染风险，给上班人群、感染患者和出行不便人群带来困扰。这种重大危情，正是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发挥作用的“主战场”。高频次、规模化、站到站的无人化运送，不仅有利于确保各类物资精准配发，而且可以有效减少物流配送人员的接触性感染。事实上，国外企业筹划无人配送已有数年。2013年，美国亚马逊公司提出无人机送货计划，继2016年实现无人机第一笔订单之后，2019年又在加利福尼亚州推出无人配送车测试送货，而在美国网约车平台上无人驾驶汽车也已投入商业运营，技术和商业模式趋于成熟。我国应以此次疫情应对为契机，加紧研究突破交通物流系统无人化的制度和法律障碍，加快推动稳定可靠的产业化、规模化应用。
（四）区块链是实现公益物资有效分配的有力保障
疫情爆发后，公益医疗与生活物资的有效分配是医院和社区抗疫的重要保障。然而，此次抗疫过程中红十字会等机构在处理公益物资时的混乱表现，暴露了中心化物资分配机制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的不足与缺陷，这不仅对其公信力造成了伤害，也影响了外界机构和人民群众捐赠物资的积极性。医疗和生活物资的分配管理专业性较强，传统红十字会等机构难以把握好各个医院和社区的具体需求，对仓储和运输等外部参与方不够熟悉，对基层发生的紧急情况难以即时掌握。一旦分配不及时不合理，很容易在疫情下成为舆情的爆发点。对此问题，区块链可以较好地解决。作为一种分布式记账系统，区块链是能让全社会最快达成共识、最易产生公信力的有力抓手[17]。区块链可让生产厂商、捐赠机构或个人、医院、社区、街道、政府部门、仓储部门、快递公司等所有涉及到物资的利益相关方均“上链”，根据各自角色担任特殊节点。各节点之间实时共享物资数据，对物资处理流程共同监控，对已经分配到位的物资进行验证，对存在问题的地方集体审核。区块链这种互通、互证、互享的机制保障了物资处理信息的共开透明、不可篡改、不可撤销，无论是对捐赠善款的追踪，还是对食品药品的溯源和用途，都有迹可查，从根本上解决公益信任问题。近年来，区块链已在全球公益项目上大施拳脚。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就建设了Building Blocks项目，改进其一直开展的粮食援助项目。在传统的粮食援助过程中，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需要把物资转移到为数众多的难民手里，不仅难以核实受益人的难民身份，而且会存在贪腐行为。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银行系统不稳定，物资传递过程缓慢、成本较高。而Building Blocks项目使用基于以太坊客户端的PoA共识算法，可为每个受益人在区块链上建立一个虚拟银行账户，利用虚拟货币进行购物。通过记录每一笔受益人购买物资的记录，帮助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核实难民是否得到援助，不仅减少了银行手续费用，还大幅降低了物资运输成本。据估计，在引入区块链技术后，粮食援助项目的交易成本下降了98％。
三、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智能化应对具备可行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智能化应对需要一定的产业基础和技术积累支撑。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服务型机器人、无人配送、区块链等新技术部门的研发投入力度持续加大，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应用领域日益丰富。这些条件奠定了我国智能化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备一定可行性。事实上，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防控中，一些智能化技术应用已开始“崭露头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人工智能已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资本运作最活跃、产业基础和市场应用前景最好的国家之一。海量的消费端应用数据、迅速成长的人工智能创新型企业，为我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应对疫情提供了有利保障。作为人工智能公司最核心的技能储备，算力的重要作用在这次疫情战中得到检验。鉴于新药和疫苗研发期间需要进行大量数据分析、文献筛选和科学超算工作，百度、腾讯、阿里、华为等企业相继开放了公司内部的亿级计算资源，帮助疾控中心和科研单位可将疫情的数据检测以几何倍数缩短。其中，百度开发的线性时间算法LinearFold，可以使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二级结构预测从55分钟缩短至27秒，提速120倍，节省了两个数量级的等待时间。此外，寻找流动场景的“发烧者”是控制病毒传播的有效方式。我国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在国际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可以借助人像识别及红外传感技术为基础，在公共区域摄像机范围内，根据疑似发烧者的人脸信息与公安人脸库进行比对，快速鉴别人群中的高温人员，满足对目标人员快速检索、比对和关联的需要。以旷视科技、海康威视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公司建立了“公共场所应急医疗寻人系统”，针对大量市民穿戴口罩出行，给人脸识别造成辨识困难的问题，通过多模态算法识别体态特征，形成全域感知、可管可控的精准定位。这些研发和应用实践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储备了技术、人才和经验。
（二）服务型机器人市场快速成长
近年来，我国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快速扩大。2018年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约为18.4亿美元，同比增长43.9%，成为机器人市场颇具亮点的领域。目前，国内一些企业针对医院的特殊应用场景，开发出能实现无人化操作的智能医疗机器人，可无需防护设备在污染区和隔离区作业，并代替医护人员完成部分高风险任务，节省大量防护服、口罩等重要物资，这些设施在临时收治医院和方舱医院中尤为适用。例如，达闼科技向武汉协和医院捐赠的5G智能机器人，可进行远程看护、测量体温、消毒、清洁和送药等工作，检测医院环境的实时数据，监控和追踪相关数据的动态变化，帮助医护人员在第一时间应对突发状况，提升病区隔离管控水平。而在语音服务机器人领域，我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涌现出科大讯飞、思必驰等代表性企业。语音服务机器人可以很好地代替人工开展疫情防控知识的普及和宣导，大幅减轻相关人员工作强度，缓解医疗资源紧缺，避免交叉感染风险。科大讯飞等公司通过采用通过语音识别、自然语义理解等技术，推出了机器人在公共场所针对疫情状况、防护措施进行宣传普及和问题答疑，取得良好效果。总体来看，我国高端医疗器械设备产业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要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国内机器人产能优势，加紧智能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攻关，开发应用于医疗、安防、养老等领域的服务型机器人，大规模采用机器人替代危险、繁重、重复性、薪酬低的工作，带动医疗设备产业全面提质升级。
（三）无人配送体系具备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双向支撑”
无人配送属于前沿交叉技术的融合领域，我国市场潜力巨大，产业发展环境逐步成熟。我国不仅已形成全球最大的汽车产能，而且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普及和平台经济的繁荣发展，在车联网、汽车传感器、下一代移动通信、图像识别等技术领域同样有一定积累，而在无人驾驶方面，国内互联网巨头和汽车企业已突破技术障碍，一些城市和大型园区开展试点，来自生产端和消费端的支撑体系不断完善。目前，大疆、百度、华为、阿里巴巴、美团、京东等智能技术领军企业和全球电商巨头均已积极布局无人配送领域。其中，大疆创新与顺丰、沃尔玛联合研发无人机送货；百度成立阿波罗智行科技公司，在长沙建立无人驾驶出租车队；华为利用其5G技术优势，联合上汽、中国移动打造5G网联无人汽车；美团、京东等电商巨头开启无人配送产品的测试运营。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战中，无人配送“初试身手”。例如，广东省人民医院引进的无人车承载餐食或物资，自动前往各个隔离区房间进行配送。这种免接触配送的方式，阻断“人传人”的病毒传染链条，降低了隔离区内部病毒传播几率。
（四）区块链技术已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区块链产业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截至2019年10月，我国开展区块链业务或以区块链为重点业务的企业已逾1000家。国内区块链应用已从最开始的加密货币、转账汇款、证券发行等金融领域，逐步拓展至医疗卫生、交通运输、供应链金融、能源配送、节能减排等实体经济诸多领域，市场应用日趋成熟。我国政府部门一直积极支持区块链技术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要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要推动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而在新型冠状病毒的抗疫过程中，区块链公开透明、便捷高效、完备可追溯等技术优点已有所展现。中国雄安集团和趣链科技联合推出了基于联盟链技术的疫情捐款平台，将“发起捐赠——捐赠对接——捐赠分配——物资配送——接受确认”这一整套公益捐赠流程全部上链，接受作为参与节点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监督审核。这种防篡改可追溯的平台特征有效解决了传统公益中的暗箱操作和贪污腐败问题，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目前捐赠总额已超过7亿元，捐赠数量逾500个。此外，区块链还在疫情缓解后的复工复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联通推出了基于区块链的企业复工复产平台，将防控指挥部门、政府监管部门、业务办理部门、企业等相关方作为节点上链，企业备案、业务审核、卫生监管、复工统计等均可在链上完成，各节点可随时同步查询，确保公开公正，从而实现防疫下的精细化复工治理。
四、我国突发公共事件智能化应对的实现路径
一些观点认为，现阶段智慧医疗发展处在起步阶段，尚不成熟，在应对重大疫情中是“解不了近渴的远水”。这类观点明显缺乏长远意识。应该看到，我国人口众多，生活习惯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突出，社会治理综合能力有待增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长期存在，系统性防控难度大。实际上，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人力成本攀升，利用人工智能、服务型机器人、无人配送、区块链等智能化技术实现“机器换人”成为我国必将面对的战略选择和市场趋势。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使得实现智能化、无人化应对更为迫切。从供给层面看，我国已基本具备相关技术和设备的供应能力，下一步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在医疗系统乃至整个应急管理体系中推广应用这些智能化技术和设备。为此，要鼓励医疗机构、各类企业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积极试用智能技术和无人设备，并对提供效果良好、具有推广价值技术和产品，为抗击疫情做出突出贡献的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给予一定的奖励。在此基础上，统筹规划，加大投入，加紧研发，重点突破，积极试点，全面提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智能化应对水平，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加大投入力度，提高智能化产品研发能力
制定“十四五”专项规划，聚焦医疗健康机器人、配送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等重点方向，瞄准国内外技术发展趋势，整合细分领域优势资源，着力提升服务型机器人的使用寿命和质量稳定性。支持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与医院、科研院所共建研发机构，搭建技术研发和工程化平台，提高产品的场景适用性，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及核心部件瓶颈，增强自主产品供给能力。引导医疗机构、快递公司、电商企业、零部件企业、主机（装备）企业、系统集成商等多方力量联合攻关，“一条龙”推进服务型机器人研发应用，建立上下游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一体化组织新模式，推进产业链配套发展。
（二）加快产业化发展，激活市场需求
综合运用财税、投融资政策工具，完善新产品新技术服务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服务型机器人、无人配送、区块链等领域产业化，尽快释放潜在市场需求。率先在公立医院和养老机构推广智能产品应用，拓展5G远程操控手术机器人实时手术应用场景，将智能设备优先纳入政府采购目录，支持互联网企业积极参与先进医疗装备、智慧健康养老等重点项目。开展机器人应用宣传普及活动，支持消毒配送等服务机器人、安全应急等特种机器人在医院、机场、火车站、居民社区等地示范应用，拓展市场空间。在慈善系统的物资捐赠和配送过程中逐步开展区块链应用试点，提高物资捐赠的公信力，改进物资配送的精准度。
（三）试点示范，建成一批高水平智能化的无人病房
“十四五”时期，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重点依托大中城市的专科医院（传染病医院、胸科医院等）和部队医院，探索建立配备智能医疗系统和无人化服务体系的新型隔离病房。以无人病房的建设为抓手，积极推广人工智能、服务型机器人、无人配送等新技术，尝试在一般病房内逐步普及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机器人智能护理、无人车智能配送等新应用，全面提升病房的智能化水平。创造性地开展前期预案、运行测试、技术培训等工作，稳步推出可复制的方案，大幅减少一般性传染疾病防治的人力投入，提高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智能化应对的实战能力和综合水平。
（四）推动政策创新，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坚持立法先行，广泛吸收专家学者及消费者的意见建议，加紧修改完善现行《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合理界定智能设备在应对重大公共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责权，允许在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发生时，无人驾驶汽车和无人配送设备享有“道路通行权”。以实际需求为导向，要求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加快形成智能化救援力量。鼓励地方政府将智能化应用作为建设和改造公共卫生设施的重点，引导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将智能化设备应用于监测传染病的发生流行，分析典型病例，识别影响传播的关键因素。
（五）加强人才培养，组织开展专项培训
面向智慧医疗系统，积极组织医院、公安、城市管理、物流运输等部门人员，就人工智能、服务型机器人、无人配送、区块链等智能化技术使用展开专题培训，增进“人机互动”体验。在公共卫生、医疗、护理等专业，增设面向在校生的智能技术知识课程，普及智能医护的新理念新模式，强化人机协同意识。根据科学实用原则，适应不同层次培训的需要，编写智能化技术应用相关教材，加大实务与案例教材编写力度，积极开发社会组织教育培训示范性教材。为医疗机构和疾控部门开发在线课程，开展网络远程教育，扩大教育培训覆盖面。尊重社会从业人员职业特点，丰富培训方式，突出实践教学，运用现场观摩等途径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六）深化国际合作，促进智能化应对成果国际共享
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合作，共同推进国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智能化联防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构建互利共赢的智慧医疗和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网络。积极推动基于人道主义的国际抗疫合作，创新医疗援助模式，搭建多元化合作平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重大传染性疫情智能化应对的中国经验，在国际疫情防控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加大产品标准建设投入，主导形成公共卫生领域智能技术和产品的国际标准，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无人配送、区块链等领域部分成熟技术产品的对外出口，提高我国企业在智慧医疗市场中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SCHUMPETER J.Business cycles:a theoretical,historical,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M].New York:McGraw-Hill,1939.
[2]MINTZBERG H.Managing government–governing management[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6,May-June:75-83.
[3]WILSON J.Bureaucracy: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M].New York:Basic Books,1989.
[4]CLARK J,GUY K.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a review[J].Technology Analysis&Strategic Management,1998,10(3):363-395.
[5]HASAN M,KERR 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 service organizations[J].The TQM Magazine,2003,15(4):286-291.
[6]MOORE M,HARTLEY J.Innovations in governance[J].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08,10:3-20.
[7]HARTLEY,J.Innovation in governance and public services:past and present[J].Public Money and Management,2005,25(1):27-34.
[8]EUROPEAN COMMISSION.Powering European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R].European Union Report 13825,2013.
[9]KOCH P,HAUKNES J.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R].EU 5th Framework Program Report No.D20,2005.
[10]BOMMERT B.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J].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0,11:15–33.
[11]GAULT F.User innovation and the market[J].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2012,39:118–128.
[12]SALGE T,VERA A.Benefiting from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the moderating role of customer and learning orientation[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2,72:550–560.
[13]BASON C.Leading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co-creating for a better society[M].Bristol:The Policy Press,2010.
[14]OSBORNE S,BROWN L.Innovation,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services delivery in the UK:the word that would be king[J].Public Administration,2011,89:1335–1350.
[15]ROLFSTAM M,PHILIPS W,BAKKER E.Public procurement of innovations,diffusion and endogenous institu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2011,24:452–468.
[16]MOHNEN P,HALL B.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an update[J].Eurasian Business Review,2013,3(1):47-65.
[17]渠慎宁．区块链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载体与路径[J]．改革，2020（1）：3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