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我国国企改革提出了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新要求。面临国内外金融环境的变化、国际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变动和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催生新产业的变局，国有企业对我国经济的战略支撑作用也体现在对这三方面变化的应对上。
“十四五”期间，国企改革在应对金融环境变化方面首以时间换空间，化解国有企业由于国内外金融环境的变化而带来的影响，推动混改，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分类考核目标，动态监测管理金融风险。加强国有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基础作用，利用区块链技术加强国有企业运营、投资与融资信息基础工作。从产业链完善和供应链安全两个方面同时入手，对自然垄断企业的对外依存程度分类改革。国有企业更积极发挥对外参与国际新产业竞争的战略支撑作用和对内的准公共服务功能。推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走向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国内市场活力不断增加的创新发展之路。
《建议》提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从文字内容上看，《建议》体现了对“十三五”国资国企改革的继承性，也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未来的五年内，对国资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未来5年内用一句话概括：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成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主力军。发挥战略支撑作用，不断迎接外部环境的挑战，打造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创新的新国有企业。
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外部环境的变化
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根本原因是企业本身是经济社会环境的产物。外部环境的变化推动企业整体的产业发展方向变革，组织架构变革、管理模式变革与技术进步路径调整。
具体到我国“十四五”新发展阶段而言，与“十三五”期间相比，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面临三方面明显变化：
变化之一是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金融环境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金融总量的变化，也有结构性变化，国内外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面临着深刻的动荡和调整。2015年，当我国进入“十三五”期间，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是比较宽松的金融环境，而进入2020年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国内外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有着三重不确定性：首先的不确定性是由于国际金融体系正在发生变化，风险正在积累。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冲击，各主要发达国家都纷纷推出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仅仅今年3月3日至26日，全球约40家央行共降息超过50次。美联储“暴力”降息150个基点，重回“零利率”并推出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欧、日、英等央行纷纷大幅加码宽松。国际金融体系正在逐渐地积累风险，在金融体系扩张的情况下，跟随扩张货币势必会推升资产泡沫，损害制造业长期发展基础的投资增长。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着新一轮危机。第二个不确定性是由于在上一个五年甚至更早的时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力之一是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这种融资既包括股权融资，也包括一部分的债权融资，在我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国有企业走出海外又进入了新阶段，大量的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这些海外的投融资面临着国际金融市场规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即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例如今年5月2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提案，名为《中国公司监督法案》，旨在加强对在美上市的中概股进行审查，包括财务审查和公司独立性审查，目前该法案正在等待众议院表决通过。第三个不确定性是由于十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迅速扩张模式，主要推动力量是资产负债表式扩张，虽然这些年以来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在下降，但总体的负债规模仍旧值得关注。这成为“十四五”时期开局之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所不得不面对的紧迫问题。
变化之二是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国际产业链布局与国际大宗商品供应链的可靠性这两方面的新变化，对我国国企改革带来了新的要求。具体而言，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化，首先是国际贸易规则面临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对于国际贸易规则采用了保护主义的态度。其次是疫情期间采用各种行政力量推动产业回归，例如今年7月，87家日企获日本700亿日圆补贴，正式将生产线从中国转出，日本政府公布的撤离中国的日本公司中，总共将获得总计700亿日圆(约合6.53亿美元)的资金。符合条件的企业，其产品涵盖航空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化肥、医药和纸制品生产商，其中包括夏普、Shionogi、Terumo和Kaneka等知名企业。第三是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低端部分正在发生转移,这对于处于国际贸易支撑体系的国有企业产生了一部分的压力。国际大宗资源能源价格的变化，对于依赖国外进口，依赖于供应链安全的国有企业未来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变化。例如今年4月16日，中石油集团公司召开提质增效动员推进会。中石油董事长戴厚良称，新冠肺炎疫情和油价暴跌“两只黑天鹅”叠加而至，对油气市场供应端和需求端造成双重挤压，集团公司生产经营受到的冲击前所未有。3月23日，中石化召开“百日攻坚创效”行动动员（视频）大会，决定从即日起到6月30日，在全系统开展“百日攻坚创效”行动。
变化之三是后疫情时代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相融合，推动企业所面临的产业变革、组织变革、管理变革和技术变革出现了新的趋势。“十四五”新阶段，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内部组织与创新发展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后疫情时代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相融合，对企业资源组织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疫情发展，信息产业与生物产业进一步融合，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融合，或将成为“会聚技术”发展的源头动力，进而与其他技术的融合发展带动“涌现效应”的发生。新的技术变革，要求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企业组织形态发生变化，传统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式的企业集团，面临着去中心化的企业组织模式，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相融合，催生新产业，例如从美国“脑科学计划”“国家微生物组计划”“人类细胞图谱计划”等的资助项目可以看出，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还将促进3D细胞打印、人机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并由此带动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发展，推动农业、工业、健康、环境、交通等领域的新布局。
从技术和组织两个角度出发，推动着各主要工业化国家走向工业4.0的发展道路，这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三重动力
有压力就有动力，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推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金融环境的变化，国际产业分工变化和新产业资源体系组织的变化。
首先金融环境的变化是推动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的动力。从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来看，尤其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大型企业的发展得力于国际金融环境的有利变化，当外部金融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的时候，往往超大的企业集团过高的债务会成为企业发展的定时炸弹。一旦债务问题解决不适当，就会导致企业在瞬间死亡。在过去的十年期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取得了快速的增长，这种增长主要来源是于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模式，我国国有企业在总户数减少的背景下，资产总额10年之内增加了4倍。从财务特点来总结是非常典型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式增长：即通过大规模的投资和大规模的融资带动企业规模的增长，而不是简单的依靠企业内部的净利润的积累而实现的资产规模的迅速增加。在1998年之后，我国国有企业这个概念出现以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扩张式增长是空前的。这种模式下在当年的金融环境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随着2020年的到来，高杠杆的扩张环境显然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对于在境外进行大规模投资和融资的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要加强国有资本的投资管理工作。对于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国有企业而言，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创新发展的新阶段，不断降低杠杆率也成为当务之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混改引入战略投资者，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成为可行选择之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是不断化解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的重要抓手和手段。
其次是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是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推动力。随着后疫情时代，各国政府所推出来的产业振兴计划和产业回归计划，国际产业分工将面临着新的变化，势必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对于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我国经济也逐渐要从投资拉动型向创新发展型推进，企业的发展模式逐渐从资源投入型转变为效率引领型，也就是经济学家所常说的要通过创新来带动企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推动经济增长。同理，伴随企业从小到大发展过程中，财务模式的变化和有效创新的推进，企业的财务目标也不断演进：从最初的追逐销售最大化、到追逐区域市场利润最大化，最后是实现全球市场价值最大化。未来五年国企改革首先要落实国有企业三年行动计划，发挥国有企业战略支撑作用的强大推动力，具体而言，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从业务层次上来看，要从规模发展的路径走向范围经济发展的路径，逐渐推动国有企业在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不断催生新的产业和新的业态，提高生产要素和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率，从成本与利润推动的规模扩张型走向价值创造的效益创新型发展。
后疫情时代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融合催生新产业，是推动我国国企转型升级，改进资源组织模式，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强大动力。就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而言，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工业化发展奠定了雄厚的资源基础，这主要体现在能源行业、交通行业和信息领域，通过大量的资源投入和其集团公司的兴建，我国国有企业支撑了我国的产业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建成了全产业门类体系的国家，2017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到27%，相当于美、德、日三国的总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00多种产量居世界首位，生产了全球超过50%的钢铁、水泥、电解铝，60%的家电，70%的化纤、手机和计算机。就企业资源组织模式而言，我国国有企业基本上完成了工业2.0，也补齐了工业3.0的发展短板，随着2020年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在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催生新产业的新的产业发展环境下，我国的国有企业应该发挥主力军作用，迎头赶上，加大产学研用融合，不断转变企业资源组织方式。改革企业资源的粗放化投入转变为精细化投入，从新产业的角度统筹规划新的组织形态，尤其是加强集团公司的信息披露，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撑下，进一步提升其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率，推动我国国有企业在工业4.0的发展路径上取得相应的竞争优势，在工业4.0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竞争优势，在新一轮的国际产业竞争中占领制高点。
未来五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选择
未来五年影响国有企业的改革路径关键因素有三个，外部环境发展的变化，我国国有企业自身的资源情况以及未来产业发展的变化。按照重要性而言，改革路径的选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依次展开：
首先解决当前最紧迫的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尤其是金融体系变化带来的风险。由于国有企业负债以国内长期负债为主，以时间换空间，化解国有企业由于国内外金融环境的变化而带来的影响，方法之一是不断地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改革企业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国有企业的自身效率，通过效率提升化解风险，例如从近20年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来看，类似格力电器这样的国有企业最佳的模式就是通过混合所有制实现由国有企业向公众公司的转变，由地方政府控制向企业家的角色转变。尤其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公众公司无论是对于投资者还是地方政府而言都更具公平性，产权的归产权，市场的归市场。而企业家群体，尤其是经过近30年国内外市场考验的企业家群体，是我国经济从要素拉动型到创新引领型转变的基础资源。国有企业的具体的考核目标也要根据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发展阶段，在原有国有企业保值增值，做大做强，负债管理的基础上，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分类指导，在成本管理，利润构成与价值创造三个方面，定性定量相结合，完善的动态的国有企业评估考核体系，既着眼于短期的急迫问题，也能着眼于长期的发展问题，为国有企业改革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指标考核基础，尤其是要加强国有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基础作用，加强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与有效性，急需加强国有企业管理会计基础工作，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利用区块链技术加强国有企业运营、投资与融资信息基础工作，改变以往国有企业改革中重技术轻管理的不良倾向。
其次是从产业链完善和供应链安全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保障国有企业的战略支撑作用的发挥。从供应链入手，加强国有企业在我国大宗商品能源资源方面的支撑作用，例如2018年，我国的石油表观需求量首次突破6亿吨，同时对外依存度逼近70%。石油资源事关国家能源安全和产业安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尤其是我国的能源进口和粮食储备管理方面，更应该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力军作用，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供应链安全问题，需要采取更加主动积极的改革，例如解决由于石油价格巨幅波动而引发的系统性产业、贸易和金融“三重门”风险，首先应在保障石油基本供应的基础上，通过财政改革推动国内贸易带动产业增长，同时认真去杠杆，甚至在必要的时候，降低基础能源价格，激活工业发展的动力，把石油价格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变为促进行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继续强化国有企业在我国基础产业中的安全与效率，这些基础产业包括能源产业，尤其是电力铁路和信息产业的安全实行管网分离，深化自然垄断国有企业的改革，尤其是在电力、石油石化和交通领域。思路之一是根据这些产业的对外依存程度分类改革，对外依存度高的产业可以选择从终端开始先易后难，对外依存度较低的产业从产业组织方面来看，应该改进产业组织结构，先难后易进行。不断地提升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
第三是瞄准新产业，有针对性地布局国有企业在未来新的国际产业竞争中的地位。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发展，是提升国有企业在未来国际产业发展中的竞争力。以生物工程和信息技术相融合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若隐若现。工业4.0已经从理论设想变成了一种现实的图景，国有企业应该利用后疫情时代国际产业分工发生的新变化，从企业发展战略产业，资源组织，企业组织形态与技术研发4个方面入手，不断推动国有企业，尤其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充分跟踪后疫情时代，国际产业新产业发展的前沿，尤其是在生物工程和信息技术方面补齐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短板，推动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相融合以促进企业实现从3.0向4.0的发展目标。例如我国的汽车产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力军，未来的改革发展取向可以参考日本汽车企业的发展模式：把汽车产业打造成促进实现所有人都能自由愉快出行的移动社会，超越了以往汽车的概念，可向顾客提供包含服务在内的全新价值，为实现未来移动社会而迈出重大一步。
就我国整体的产业发展格局而言，参与国际新产业竞争，当前国有企业应更多地发挥对外竞争的战略支撑作用和对内的准公共服务功能。未来五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着眼于国际产业的新变化，充分利用国有企业在资源管理和组织方面的优势，推动国有企业在新产业的发展中发挥基础的战略支撑作用，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把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在国内成为孵化新产业新业态的平台，与十年前我国的三大移动运营公司在推动我国电商的发展方面起到的作用类似，吸取以前的经验与教训，发挥国内市场的各种市场主体的活力，不断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走创新发展的道路，推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走向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国内市场活力不断增加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时杰.“十四五”国企改革新方向：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J].现代国企研究,2020(12):3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