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对国有经济“五力”目标的内涵分析，本文首先建立了创新力和其他“四力”的测度指标体系；然后利用2003—2018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测度了我国国有经济“五力”的变动趋势，并实证分析了国有经济创新力与其他“四力”的关系。研究发现，国有经济创新力对其竞争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国有经济创新力是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有经济的总体占比情况形成互补，共同构成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重要行业中，考虑创新因素后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有所提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经济总体比重的降低。而且，国有经济创新力有助于提升其抗风险能力。
关键词：国有经济；“五力”；创新力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微观经济学研究室建设”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启动项目“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2020YQNQD007）经费支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简称“五力”）。“五力”目标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国有经济发展的新定位和新要求，体现了新时代国有经济的使命和功能定位，而创新力是“五力”目标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因此，如何从理论上理解国有经济的“五力”目标体系，以及国有经济的创新力与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内在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本文的创新在于：第一，尝试在国有经济“五力”目标框架下研究国有经济创新力的核心地位，厘清创新力与其他“四力”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第二，建立测度国有经济“五力”目标的指标体系，为后续研究国有经济“五力”提供借鉴；第三，对国有经济“五力”目标的历史演进和逻辑进行了较系统地分析。
一、国有经济“五力”目标的历史演进和逻辑
国有经济“五力”目标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逐渐演化形成的。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提高经济活力，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激发全社会经济发展活力，主要手段是放权让利，探索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随着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迅速成长壮大，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了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关系问题，并指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这一时期发布的政策文件尽管提出了“企业活力”这个要求，但并没对其给出明确的定义。结合时代背景看，当时的“企业活力”强调的是企业要盈利、不能亏损，没有竞争力、创造力方面的含义。“主导作用”这个要求也侧重于国有企业的产值占比要高，没有控制力、影响力方面的含义。
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实践。在探索初期，国有经济就承担了控制我国经济改革方向、发挥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并由此开始明确地从“五力”的角度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这一时期主要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带动作用，要求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高度关注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随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首次提出要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更好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党的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分别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还提出“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其中“科技开发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为之后提出“创新力”和“抗风险能力”埋下了伏笔。
党的十六大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国有经济自然而然要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因而国有经济的内在发展活力尤为重要。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2015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强调，“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这标志着抗风险能力正式成为国有经济的发展目标。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依赖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低成本优势，转向更多地依赖创新驱动，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全球竞争不断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我国在新一轮发展中面临巨大挑战。在国际发展环境和国内发展阶段双重变化下，国有经济需要承担新的历史任务，竞争力和创新力成为了国有经济的发展目标。一方面，创新驱动是国有经济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满足能力，顺应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提升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尤其是国际竞争力不仅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要求，也是国有经济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基础。近年来，美国不断扩大对我国企业和技术的限制和封锁。2020年10月5日，美国商务部新增限制6项新兴技术，限制技术总数达37种。①因此，国有经济只有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创新力，才能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自主性和可持续性，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①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2020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重申要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自此，国有经济“五力”成为新时代我国国有经济的发展目标。
国有经济发展目标的这些转变，是由我国的基本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决定的，体现了不同时期国有经济的使命和功能定位的变化。就国有经济“五力”目标的内部逻辑而言，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是综合目标，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则是其发展的具体目标，创新力是“五力”目标的关键环节，是国有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二、国有经济创新力核心地位的理论分析
（一）国有经济创新力与竞争力关系的理论分析
国有经济的创新力是提升国有经济竞争力的根本途径，而国有经济的竞争力为创新力提升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国有经济的竞争力要求国有企业立足于全球化竞争的视角，创建世界一流企业，而创新力是国有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获得竞争力的根本途径，也是世界一流企业的基本特征。长期以来，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创新突破的主力军，在重要产业领域、重大工程建设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关键核心技术的大国重器，例如建设空间站和实现载人航天、北斗导航系统、特高压输变电等一大批核心关键技术，以及港珠澳大桥、兰渝铁路、青藏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标志着国有经济在相关前沿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一些核心产品和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从源头看，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对资源、知识和能力的占有和有效利用。这种竞争优势的获取可以来自于企业内部的生产效率，也可以来自于产业内和产业间（供应链）分工。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经济主要依赖于投资、劳动力等低成本要素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这种产业链上游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也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例如，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工业的竞争力提升作用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尤为显著[1]。然而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和企业在低成本生产要素的竞争优势逐渐减弱，而在高端产品、核心技术等核心产业链上的竞争弱势逐渐显现。根据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技术创新是提高产品质量、节约生产成本、打造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很多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种观点[2][3]。而且在国际竞争中，通过科技创新获取竞争优势的现象更为明显[4]。研发活动和研发投入密集的企业和产业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竞争优势[5]。更重要的是，创新形成的竞争优势是可持续的，是短期内其他企业和经济体难以模仿和超越的。因此，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对于企业竞争力、国有经济竞争力、国家竞争力都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竞争力为创新力提升奠定了基础。技术创新活动尤其是前沿技术创新具有周期长、投入大、结果不确定性高的特点。技术创新需要长时间的、持续地投入，而由技术本身的不确定等因素带来的创新结果却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据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美国的每10个专利中只有1个能变成创新，而企业新产品开发成功率也只有20%－30%。因此，为了给创新活动筹集资金，企业必须在市场上具备一定的竞争力，获得持续的、稳定的现金流以持续地支持企业的研发活动，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形成创新力与竞争力之间良性互动和正反馈。
（二）国有经济创新力与控制力和影响力关系的理论分析
根据早期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界定，国有经济控制力是指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能力和保障能力[6]。调节能力是指国有经济通过对支柱产业的支持，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平稳较快增长的能力；保障能力是指国有经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这一解读被后来许多文献采用。国有经济控制力既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7]。这就要求国有经济在“量”上要在国民经济中占一定比例，同时在“质”上要有合理的产业布局，用有限的资源牢牢地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鉴于此，本文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界定为国有经济对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重点基础设施的控制，例如军工、电力等行业，控制力的基础是所有权和经营权。而相对地，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则强调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有领域和所有行业的主导和引领作用，无论是否关键领域或重点行业，而影响力的主要实现形式是混合所有制形式和品牌效应。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国有经济在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的控制力，还是在其他行业的影响力，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创新力都是基础。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只有切实提升自身创新力，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才能保障我国经济安全可持续发展。
从国有经济创新力的视角出发，新时代国有企业的控制力不仅仅是市场占有率和资产占比，而更应强调在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的核心技术掌握能力。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新时代，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控制力超越原有的市场份额和绝对比重的视角，更多地强调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是否掌握核心关键技术，一方面为整体国有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也能够解决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中在核心零部件和核心技术上“卡脖子”的问题。事实上，有些学者早就提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应当体现在先导作用上。国有经济应当在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技术改造、推广运用新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等方面发挥先导作用[7]。
总之，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是基于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并不限于此。随着国家创新战略的提出以及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的变化，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应当对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领域赋予更大的比重，国有经济的市场份额和创新力尤其是关键技术的掌握共同构成新时代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而且，国有经济的市场份额和创新具有互补关系，当国有经济的创新力得到提升，或掌握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时，市场份额降低并不意味着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减弱。
（三）国有经济创新力与抗风险能力关系的理论分析
国有经济的创新力是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的根本途径。长期看，企业进行持续的研发创新活动，成功后可以积累很多创新成果，并转化为新产品或新模型，为企业提供高额的回报和充足的现金流，因而企业不太可能存在财务风险。创新成果具有一定时间的独占性，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支柱，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手段。特别地，当企业掌握了整个产业链的关键技术或核心零部件生产后，企业受到的可能外部冲击就会小很多，因为其产品的需求弹性低。而相反，如果企业的创新能力很低，其产品与市场上产品同质性很高，产品需求弹性大，企业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经营风险的能力也会更低。
然而，企业的创新活动也可能会加大企业风险，尤其是短期内。由于受限于企业自身能力或外部环境变化，导致其研发失败、研发方向偏差等而达不到创新目标，给经营造成风险。
另一方面，企业抗风险能力也可以正反馈于创新力，即抗风险能力越高，创新力也可能更高。其基本逻辑是：当企业整体财务稳健且经营活动持续健康发展时，企业更可能有充足的资金研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反之，当企业陷入财务风险或经营风险时，企业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进行新的研发活动，甚至会中断或减缓既有的研发活动。
三、国有经济“五力”测度指标体系及趋势
（一）国有经济“五力”测度指标体系
1.企业的创新力应当包括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创新投入包括企业的研发人员数量、研发投入金额、研发人员数量占比（%）和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等因素，前两个因素体现企业创新投入规模，而后两个因素则表征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创新产出是企业创新活动带来的成果，包括专利申请数量、已获得专利数量等因素，同时也包括为企业带来的最终收益，即新产品销售收入。创新效率则是企业利用创新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的效率。根据现有文献的通用做法，创新效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测度一定的投入要素转化成产出的生产效率[8][9]。
2.企业的竞争力是一个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的综合实力的比较，表现在更有效地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企业的竞争力水平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规模方面、增长方面、效率方面[10]。具体地，本文用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每股净资产和净利润表征企业竞争力水平的规模因素；用企业的总资产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三个因素表征企业竞争力水平的增长因素；用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净利润率和全员劳动效率（营业收入/员工总数）三个因素表征企业竞争力水平的效率因素。
3.国有经济控制力与影响力的测度指标仍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大多都是采用国有经济的总量指标的比例，例如国有经济的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数量、从业人员数、营业收入、资产占比等[11][12]。也有学者基于多个指标的国有经济占比情况合成一个综合的控制力指标[13]。同时，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占比情况也被用做测度国有经济控制力或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指标[14]。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主要从投入和产出两个层面进行衡量国有经济控制力与影响力。在投入要素上，本文采用国有企业人员和国有企业总资产占比分别表征国有经济在人员和资本投入的控制与影响情况；而在产出方面，采用国有企业总产值占比和国有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两个指标。此外，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主要体现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上。因此，本文采取以上同样的测度方式分别测度了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4.国有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应当至少同时包括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两个方面，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都比较低就意味着国有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较强。参照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利用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偿债比例和流动比例三个指标衡量企业财务风险，同时利用阿特曼Z-score模型中的五个变量衡量企业经营风险，具体见表1。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对经营风险中五个变量的权重没有遵循阿特曼Z-score模型，而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综合指数。而且经营风险指数是反向指标，若经营风险指数越大，则表明企业经营风险越小。因此，为了获得企业综合抗风险指数，本文把财务风险指标中的正向指标取倒数。当企业综合抗风险指数越大时，企业风险越小，此时企业抗风险能力越大。
表1国有经济“五力”测度指标体系
（二）国有经济“五力”的变动趋势
在数据来源上，本文以2003—2018年中国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此表征国有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按股权性质，国泰安数据库将上市公司分为8类，本文仅选取其中的国有企业1类作为研究样本，形成共计2万余条观测值的面板数据。①
①有些学者也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性质是否国有，认定国有控股企业。但是，由于样本观测值足够多，两种口径的差异并不是本质的。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每个国有企业的“五力”指数。在国有经济“五力”指数的测度上，根据每个国有企业占所有国有企业的权益比重做加权平均，计算出所有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加总指数。图1（a）描述了2007－2018年国有经济创新投入金额和专利申请数量的变动趋势。整体上，我国国有经济创新数量在2007－2011年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其原因可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有经济创新数量呈现快速提升态势。图1（b）描述了国有经济竞争力变动趋势。整体上，我国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在不断提升。2014－2016年，国有经济竞争力提升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后，国有经济竞争力提升出现了瓶颈，其原因可能是国际国内经济复杂形势的双重交织。图1（c）描述了2003－2018年我国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变动趋势。不考虑创新因素的国有经济控制力指标变动较为稳定，逐年降低，而考虑创新因素的控制力指标呈波动下降趋势。图1（d）表明，2004－2011年，国有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出现了急剧降低，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2012－2015年，我国国有经济抗风险能力逐步提升，而近两年又有所回调。
图1国有经济“五力”变动趋势
四、实证分析
在做实证分析之前，本文初步对国有经济创新力与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分别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国有经济创新数量与竞争力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18；国有经济创新力指数与抗风险能力指数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435。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分析结果，本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模型设定如下：
Y=γinnovationit+control′itβ+αi+λt+εit（1）
其中，被解释变量Y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或抗风险能力，而解释变量则是国有经济的创新力指数（innovation）。同时，根据已有文献对企业竞争力水平的研究，本文加入了4个控制变量（control），分别是公司的上市年限、无形资产净额、董事人数和股权集中度。由于公司的上市年限与时间固定效应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中没有加入时间固定效应（λt）。为了减少数据的共线性或异方差问题，本文对上市年限、无形资产净额、董事人数三个变量进行了对数变换，而且验证了所有序列都是平稳的。同样地，根据已有文献对企业抗风险能力尤其是经营风险的研究，本文加入了4个控制变量，分别是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管理费用和固定资产比重。为了减少数据的共线性或异方差问题，本文对管理费用进行了对数变换。同时，模型控制了时间效应λt。在进行回归之前，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一）国有经济创新力对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表2列示了国有经济创新力对竞争力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创新数量对竞争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回归中（列（1）），国有经济创新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创新力的回归系数为1.135，即国有经济创新数量指数每提高一个单位可以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指数1.135个单位。列（2）在基础回归中加入控制变量后，国有经济创新力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相对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形有所下降。另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整体上也较符合预期。企业上市时间越长，竞争力越大，而无形资产和董事人数增加都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而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过高则不利于国有企业竞争力提升。
创新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特征。从最开始的创新投入，到创新成果，再转化成新产品或带来收益，存在一定的时滞。例如，有学者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活动对提高企业的绩效之间确实存在时滞。[15]鉴于此，本文进一步检验创新力的滞后变量对竞争力的影响，见列（3）－（6）。结果证实了前文猜测，国有经济的创新数量对竞争力的影响确实存在时滞效应，创新数量对竞争力的正向作用在第二年最显著。具体地，创新数量的滞后一阶变量（L.创新）的回归系数为1.155，是创新数量当期变量系数（0.693）的近两倍，而且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创新数量的滞后二期变量（L2.创新）和滞后三期变量（L3.创新）的估计系数则较小或不显著（列（3）和列（4））。最后，当回归模型中包括了创新数量的当期变量和三个滞后变量后，只有创新数量的滞后一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而创新数量的当期变量和其他滞后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因此，国有经济创新数量对竞争力的影响确实存在一定的时滞，滞后时间大约为一年左右。而且创新对竞争力的影响不是永久性的。当前创新对竞争力的正向作用会随时间降低，不会因为一次的创新投入和产出就带来未来所有期的竞争力水平提升。这说明，要持续地进行创新活动才能保持和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最后，国有经济的创新力与竞争力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即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也会影响国有企业的创新，正如上文理论分析所述。因此，为了解决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动态面板Arellano-Bond GMM模型对创新与竞争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估计。列（7）表明回归结果整体稳健，国有经济创新力对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竞争力的滞后一期变量（L.竞争力）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同样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本身也存在正向反馈作用。总体上，国有经济创新对竞争力的回归结果稳健。
表2国有经济创新力对竞争力的影响
注：括号中为估计值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AR（1）、AR（2）和Sargan检验分别提供检验的P值。以下各表同。
（二）国有经济创新力对抗风险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理论分析，国有经济的创新力是提升抗风险能力的根本途径。因此，本文初步假定，国有经济的创新力对抗风险能力有正向影响。
表3总结了国有经济创新数量对抗风险能力影响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创新数量对抗风险能力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回归中（见列（1）），国有经济创新数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创新数量的回归系数为0.058，即国有经济创新数量指数每提高一个单位可以提高国有经济抗风险能力指数0.058个单位。列（2）—（5）在基础回归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国有经济创新数量的系数值基本保持稳定，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在加入了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国有经济创新数量的回归系数为0.052，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整体上也较符合预期。企业规模越大，抗风险能力越强，而过高的管理费用、股权集中度或固定资产比重都不利于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提升。
类似地，由于国有经济的创新力和抗风险能力之间可能存在正反馈关系，因而固定效应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回归结果偏差较大。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动态面板Arellano-Bond GMM模型，研究创新数量对抗风险能力的影响。如表3列（6）所示，回归结果整体稳健。虽然系数值较固定效应模型得出的系数值稍小，但是国有经济创新数量对抗风险能力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而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创新数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从10%提高到5%。另外，国有经济的抗风险能力的滞后一期变量（L.抗风险能力）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因此，国有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本身也存在正向反馈作用，当期抗风险能力能够正向反馈于下一期的抗风险能力，系数值约为0.044，与创新数量的影响相当。因此，国有经济创新数量对抗风险能力的正向影响结果也是稳健的。
表3国有经济创新力对抗风险能力的影响
（三）国有经济创新力对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影响分析
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主要体现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上。由于控制力和影响力是国有经济的总体占比指标，无法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分别计算了考虑创新因素和不考虑创新因素下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作对比研究。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关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界定，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包括9个行业，而关键领域则包括9个领域。基于该界定，本文将国有企业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不同行业对应到重要行业和重点领域，然后分行业计算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指数，其中重要行业包括2个大类和6个小类，而关键领域包括2个大类和10个小类。①
①重要行业为：B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B0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C3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D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G56航空运输业；I63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J金融业；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关键领域为：B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B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8化学纤维制造业；C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5专用设备制造业；C36汽车制造业；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E建筑业。
图2（a）描述了2003—2018年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的控制力变动趋势。整体上，在重要行业中，无论是否考虑创新因素，国有经济的控制力都出现了小幅降低，但是整体上仍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对比而言，在重要行业中，是否考虑创新因素对国有经济控制力有较大影响。考虑创新因素的国有经济控制力显著高于不考虑创新因素的控制力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了创新因素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国有经济创新因素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互补关系。图2（b）则描述了2003－2018年国有经济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变动趋势。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在关键领域中的控制力也呈现出下降趋势，而且降低幅度比重要行业中的降低幅度更大。无论是否考虑创新因素，国有经济的控制力都与整体的降低趋势类似。近几年来，考虑创新因素的控制力水平甚至还要低于不考虑创新因素的控制力。
图2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与影响力指数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国有经济的“五力”目标体现了新时代国有经济的使命和功能定位，而创新力是“五力”目标体系中的关键环节。首先，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是综合目标，创新力是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国有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本文验证了国有经济创新力对竞争力的正向影响。其次，通过经验数据分析可知，以国有经济比重表征的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而且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也存在类似的降低趋势。但是在重要行业上，考虑创新因素可以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经济总体比重下降的影响。而在关键领域，考虑创新因素后的国有经济控制力甚至更低，表明国有经济在关键领域的创新还有待提升。最后，虽然创新活动本身具有高风险性，但是国有经济创新力也是提升其抗风险能力的根本途径。同样地，经验证据也验证了国有经济创新对抗风险能力的积极作用。
本文的经验证据也表明，当前我国国有经济的“五力”还需要提高，尤其是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未来提升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更应当依赖于创新力的提升，尤其是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加之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提升面临更大的考验，而国有经济改革应当更加注重创新力的提升。本文提出增强国有经济创新力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发挥国有经济创新比较优势，重点解决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关键技术。相对来说，国有企业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具有较强的创新人才和技术储备优势，应当发挥这种比较优势，解决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卡脖子”技术，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安全发展。第二，增强竞争机制的作用，激发国有经济创新的内在动力。整体上，国有经济拥有坚实的创新基础，知识积累和研发人员都充足，而问题是如何调动和激活研发人员的积极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充分利用好竞争机制的作用，提升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企业间的竞争机制可以提高单个企业创新动力，而企业内的竞争机制可以提高各个部门的创新动力和创新效率。第三，完善国有经济创新的激励机制，建立符合创新规律的考核机制。由于创新活动本身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创新投入和产出可能无法短期内变现为企业效益或竞争力，而且创新失败甚至可能损害企业。因此，国有经济发展评价和考核等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做适当地调整，让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敢于创新、积极创新。
参考文献
[1]胡昭玲.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中国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分析[J].财经研究,2007,（4）:18-27.
[2]封伟毅,李建华,赵树宽.技术创新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基于中国1995—201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2,(9):154-164.
[3]MONTOBBIO F,RAMPA F.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and Structural Change on Export Performance in Nine Developing Countries[J].World development,2005,33(4):527-547.
[4]杨仁发,汪青青.生产性服务投入、技术创新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40(9):62-75.
[5]ENGELBRECHT H-J.Australia's Industrial R&D Expenditure and Foreign Trade[J].Applied Economics,1992,24(5):545-556.
[6]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量化分析[J].统计研究,2001,(1):3-10.
[7]周维富.论提高我国国有经济的控制力[J].经济纵横,2004,(10):17-19.
[8]FÄRE R,GROSSKOPF S,NORRIS M,ZHANG Z.Productivity Growth,Technical Progress,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1）：66-83.
[9]罗利华,胡先杰,冯君.企业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比较研究[J].科研管理,2018,39(2):60-65.
[10]金碚.企业竞争力测评的理论与方法[J].中国工业经济,2003,(3):5-13.
[11]李士梅.我国国有经济控制力的界定[J].工业技术经济,2002,(1):1-3.
[12]杨宽宽,许剑毅,周学文,朱金渭.国有经济控制力的现状及趋势(上)[J].中国经贸导刊,2003,(18):22-24.
[13]王江,周雅,郑广超.工业企业国有经济控制力研究[J].北方经济,2009,(10):14-15.
[14]赵华荃.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分析和评价[J].当代经济研究,2012,(3):41-48.
[15]郑海元,李兴杰.研发投入、市场竞争与企业绩效[J].财会通讯,2018,(18):38-42.
欧阳耀福（通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讲师。
李鹏，新利体育在线登陆 助理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助理研究员。
欧阳耀福,李鹏.论国有经济创新力的核心地位[J].经济学家,2021(03):24-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