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正值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导入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将会带来创新组织方式的变革，深入了解这些变化及其影响有利于在数字经济时代更好地制定产业与创新政策。通过对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中创新组织型态演变的历史脉络的梳理，可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下，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发展是如何促进创新组织型态演变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双向的互馈关系：一方面，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支撑技术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向开放、协同、共享的创新组织形态转变，外部环境变化对核心主导企业提出了新的潜在特征需求，大企业将更具有竞争效率，平台性组织开始普及，大型平台企业通过行业内兼并重组资源更易获得垄断地位，这些特征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进行组织创新的方向。另一方面，数字时代，价值创造和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先锋企业为了保证竞争优势，在提高生产率和创造更多价值的内在动力驱动下，将积极进行内部组织的革新，带动网络组织间的制度安排优化，进而促进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和扩散。
关键词：技术革命浪潮；数字经济；创新组织；创新生态；组织创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21BJL076）、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的阶段性成果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工业革命中随着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引发生产范式和创新组织的变革，而创新组织的变革又会反过来促进新技术的产生、发展与扩散。学术界围绕“工业革命”的定义和划分，有着不同角度的分析解读，除了工业史学家之外，以弗里曼、佩蕾丝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深受熊彼特创新与经济周期理论影响，承袭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引入“技术革命浪潮”和“技术经济范式”等概念，根据技术长波的周期和特征，将三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划分为六次技术革命浪潮。
对于三次工业革命的时期界定，麦格劳从引起资本主义结构变化的动力变革角度出发，给出较为明确的划分：（1）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40年）：以蒸汽动力为标志；（2）第二次工业革命（1840−1950年）：以电力为标志；（3）第三次工业革命（1950年至今）：以计算机技术为标志。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提出用“发展的巨潮”，即“技术革命浪潮”概念来表示每次技术革命的动荡的扩散过程，这一过程一般要持续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
相对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区分，在佩蕾丝技术经济范式研究框架下，前五次技术革命浪潮基本对应于康德拉季耶夫的五次技术长波。按照冯·图泽尔曼和钱德勒的观点，他们倾向于把第一、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合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三、四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合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此类推，“第三次工业革命”由第五、六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构成。按照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结合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特征判断，至2020年为止，当前发生的以数据作为核心要素驱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进入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下技术经济范式的导入期爆发阶段。在这个阶段，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将会带来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创新组织形态的变革与管理的变革，甚至会催生新的创新组织型态。
本文将在梳理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下创新组织型态演变脉络的基础上，着力于探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下，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由平台核心企业引领的创新组织变革方向，以及如何颠覆原有的创新网络，在整个创新体系中将会进一步发挥什么作用，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等。
一、前五次科技革命浪潮下企业的作用与创新组织型态的演变
在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中，创新在社会经济系统演化中起着根本作用，技术变化是导致经济系统发生质变的主要源泉。在前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中，历次创新组织变革中主导部门的核心企业发挥着不同的整合协调作用，核心企业的主导下的不同规模、类型的企业之间，其协作与竞争方式不断发生动态演变。
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蒸汽技术、棉纺织业和资本主义机器大工厂制度的确立为标志。按照佩蕾丝的划分，以1771年阿克赖特在克罗福德设工厂为标志，进入第一次技术革命浪潮爆发阶段，开启以水力为动力的工业机械化产业革命时代。18世纪大多数工业企业的规模都非常小，即使至19世纪早期，大型企业也非常少见。在斯密时代，雇佣百人以上的企业可谓寥寥无几，甚至到19世纪40年代，也只有少量企业雇工人数达到千人以上。在工业化早期的大多数阶段，小规模的作坊或生产单位是主要的组织形式，这时期的小企业主要分布在棉纺织业和冶铁业等主导部门，以手工作坊式生产方式为主。1800年，大多数棉纺厂还在使用水力，以蒸汽机在棉纺织业和其他部门应用为标志的新技术扩散和产业机械化，处于相当缓慢的进程中。正是这些在主导部门中投入铁、棉花、煤等关键生产要素的小企业创造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时期的组织竞争主要体现为个体小业主和小公司之间的竞争，而小企业在协作过程中形成有助于技术创新和财务管理的合作，形成合伙制结构关系。
前两次技术革命浪潮对应两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可以看作在英国爆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两个连续性阶段，第一次技术革命浪潮主要以水力机械化为主，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则是建立在蒸汽动力的工业和运输机械化基础上，主要是以煤、铁为核心要素投入。在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铁作为核心投入被大量用于铁路建设和新的机械设备制造。1829年，以“火箭号”蒸汽机车在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上试验成功为标志，铁路成为第二次长波的“支柱部门”，开启蒸汽和铁路时代。铁路的建设使得以煤、铁和蒸汽机为基础的新技术类型在这个时期快速扩散成为可能。如大公司管理组织的“新模式”也是率先在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起引领作用的铁路公司内得到发展。这一时期，虽然仍然以小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主，但已经出现雇佣千人以上的大企业，也出现股份有限公司和风险投资等有利于技术创新与扩散的组织形式。
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点从在英国发展较成熟的钢铁、煤炭、纺织和机械工程等基础性产业向化学、光学和电学等新工业部门转移，技术领导地位由英国向美国和以法、德为首的欧洲国家转移。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是由大企业主导的。在作为支柱产业的主导部门中，有些特大公司雇佣人数达到几万以上，大企业开始出现，有些公司建立了复杂的机构，拥有半独立的分支和多层管理体制。这些大企业把产业与规范科学联系起来，作为这一时期组织创新的重要标志，一方面，企业外部开展规范化研究的机构作用明显增加，另一方面，企业内部基于经验和编码的科学与技术知识成为企业扩张的强大推动力。
19世纪70年代，进入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以1875年卡内基酸性转炉钢厂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开工为标志，钢作为核心投入被大量用于工程材料，开启以电气为动力的电气与钢铁时代。在对应的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钢处于波及每一工业和服务部门的整个创新浪潮的中心。采用钢、合金钢和电能来设计大型项目和新产品是常有的事”。康德拉季耶夫第二波向第三波转变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新的管理组织形式和大企业组织结构出现，“官僚制”管理和泰勒制是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主要组织创新。一方面，在泰勒主义崛起的背景下，标准化有利于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扩散。另一方面，大规模、垂直整合的企业整合了专业化的研发部门和实验室，在这类企业中，研究工作由一个研究团队完成，并非常依赖企业内创新团队与教育界形成的科学交流网络。这时期出现了巨型公司、卡特尔、托拉斯等组织，由少数巨商形成垄断格局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除此以外，大公司内出现专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建立国家实验室和标准实验室，是组织制度及创新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
20世纪初，以1908年第一辆T型车从密歇根州底特律的福特工厂出产为标志进入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开启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的时代。建立在汽车和石油工业基础上的第四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以石油等能源要素作为核心投入，以美国福特汽车大规模生产消费为主要特点，以高速公路网络作为新的运输基础设施。福特引入大规模生产技术之后，汽车工业在美国经济中取得了关键地位。生产流水线作为大规模生产工业的福特主义创新原型在汽车产业的规模生产中得以推广，福特制的出现作为生产体系的一般管理和控制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时期大企业在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福特、通用等少数制造商控制了市场竞争，通过直接对外国投资，到处设厂成立跨国公司。在企业内形成严格的竞争性的分承包制及纵向集成，加强集中性的、分部门和等级制的创新管理。在创新组织上，大公司内部形成“技术专家制”，大型企业内开展大规模的研发活动，例如，通用汽车公司的研发实验室对全球汽车工业的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20世纪7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信息通信技术在工业领域大规模应用，制造业经历了“数字化转型”。计算机技术到处渗透，集成电路（芯片）的发明与应用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数字技术于1965年首次得到应用，到60年代，计算机、电子行业和电信业之间建立紧密联系，新的产业集群结合为新的技术系统，即“信息通信技术”（ICT）。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伴随个人电脑的普及，内部网、局域网和全球网的推广，互联网作为信息通信时代的基础设施对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开始，是以1971−1972年英特尔公司对微处理器的成功开发为标志，这意味着“芯片上的计算机”可以大批量生产。而以英特尔为代表的跨国巨头，成为半导体产业的全球领先企业。在对应的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集成电路（芯片）作为信息通信产业的核心投入，加速了互联网的建立，从而形成网络化的创新系统。这一时期，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关系的网络化成为新组织的典型特征。不同于福特模式的新管理模式逐步普及，如思科等网络化的系统公司作为新兴的网络化企业出现。原本装配线和加工厂在规模与灵活性方面的不经济性被灵活的加工系统、“网络化”和“规模化经济”所替代，大规模定制化生产逐渐取代大规模批量生产（机器大批量标准化生产）成为主要生产方式。在组织管理上，等级制的部门化的限制被“系统化”“网络化”和设计、生产、销售的一体化所克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其组织模式的特点与之前两次工业革命在垂直结构下倾向于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截然不同。创新组织主要采取开放式扁平化结构，开始呈现网络化、系统化转变趋势，整个创新系统中由遍布全国、各大洲乃至全世界的数千个中小型企业组成的网络与国际商业巨头一起共同发挥着作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合作与交互作用的增强成为这一时期组织创新最显著的特色。
当下兴起的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于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拓展期和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导入期之间的范式转换关键阶段。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和智能时代的到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革命开始引领创新组织与管理制度的变革，表现为平台经济的兴起，以平台企业为代表的新型组织型态出现，关于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平台核心企业如何引领创新组织变革、方向趋势以及基本特征，本文认为，可以从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对企业组织创新的外部影响以及企业内部的组织变革动力两方面来分析，从而进一步提炼出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与规律性特点。
二、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发展及其对企业组织创新的影响
近年来，以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推动生产范式和产业组织根本改变的同时，也改变了创新的组织方式，使得组织创新更加网络化和生态化。当前恰逢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导入期，数据成为驱动创新的重要要素，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或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改变了企业的规模、边界与层级，将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组织的外部边界被打破，创新网络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拓展了网络空间功能和创新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创新组织方式向网络化、协同化和生态化方向演变。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下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新的技术范式推动创新范式的升级演变，创新范式经历之前的线性范式，工程机械式创新体系范式，开始进入以生态有机式创新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新一代创新范式阶段。由多元创新主体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建构，标志着创新组织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广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打破了物理上的空间限制和组织的外部边界，有助于打通并建立虚拟实体之间的连接，促使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下创新组织方式向网络化、生态化方向演进，创新过程开始呈现开放性、包容性特征。
按照佩蕾丝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框架，“每次技术革命都提供了一种由通用技术、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原则所构成的新技术经济范式，这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能够逐渐地使整个经济实现现代化并逐步提高其生产率”。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以5G为代表的通信技术、以物联网为代表的网络连接技术，和以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计算技术和处理技术持续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数字技术作为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在广泛的领域内得到应用，特别是成为第六次技术长波支柱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投入。李晓华认为，许多数字技术及其形成的产品或服务在生产上具有边际成本为零和趋近于零的特点，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或部分（非）竞争性的特征。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基建与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
在工业技术史上，每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是以新型基础设施为特征的，“每次技术革命均产生于一组协同作用、相互依赖的产业，以及一个或更多的基础设施网络”。在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下，基于通用技术而开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创新组织的改变和颠覆都有重要促进作用。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下，大力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支撑技术的新型基础设施，是极为必要的。
从经济理论上来分析，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基础设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的有关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工业发展史表明，工业革命的不同类型对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这两大基础设施革命提出的要求是不同的。贾根良认为，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与资本替代体力劳动的工业化相适应，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革命占主导地位，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表现为运河、铁路和蒸汽船的开发，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表现为钢轨、钢制船舰、高速公路和机场的开发。这期间，信息通信只是处于从属地位。与前两次工业革命截然不同的是，在以人工智能系统替代脑力劳动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革命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革命。在当下，信息和数据的社会化程度已经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属于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将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中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从政策上来看，基于对中国中央政策文件的梳理，近期社会各界热议的“新基建”，也就是新型基础设施，目前业界有“七领域说”“三大类说”“两分法说”等。在2020年4月20日召开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将“新基建”定义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数据为核心，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明确“新基建”的范围，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业研制的具有公益性的基础设施）三个方面，涉及七大领域：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李晓华认为，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新型基础设施最大的特征就是技术的先进性，是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或者数字技术发展而成的，其核心驱动力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或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簇群。
新型基础设施（“新基建”）的内涵和作用，不应仅从政策层面来进行理解，而且还应该从理论上溯源并进行定位和解构，才能有更深层次的透视分析。在经济思想史上，基础设施资源归属于资本品工业，而资本品工业是创新和报酬递增的主要来源，阿林·杨格定理认为，“报酬递增的主要表现就是生产的资本化或迂回生产的经济……”工业史上针对公路、运河、铁路、邮局和公共教育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建设受到美国学派的高度重视，更是美国学派国内市场纲领——“内部改善”的核心内容。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因倡导“幼稚产业”保护的理念而闻名，在德国，李斯特将提倡创建国家铁路网这类重要基础设施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认为铁路网是德国实现工业化和各州建立关税同盟（Zellverein）的重要基石，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又是使德国国内企业的市场和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必要条件。“新型基础设施”也并非全新的概念，在经济学上更不缺乏理论基石做支撑，被佩蕾丝等演化经济学家认为是历次重大技术革命浪潮的主要特征，更是支撑先导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文借鉴演化经济学中的技术经济范式，即“核心技术−基础设施−经济组织规则”的理论框架，认为如果要研究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下创新组织方式变迁的发展脉络，应聚焦经济组织规则中的创新范式，因而可以在“通用目的技术−基础设施−创新范式”的框架下，探讨技术革命浪潮下新一轮技术革命引起的创新组织方式变革等相关问题。本文认为，历次技术革命浪潮和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中，通用核心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与创新组织方式之间存在规律性的作用机制关系。通用目的技术突破带来的激进创新扩散，与核心要素投入、基础设施集群以及创新范式协同演化，在改变产业体系创新范式以及创新组织型态的基础上，从外部环境上对企业之间的创新协同关系以及企业内的创新组织特征产生影响。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下，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即“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创新生态网络的构建”之间也存在紧密的建构关系。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数字技术−新型基础设施−创新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关联机制，基于数字技术即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型基础设施，主要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化为核心形成的基础设施，包括通信基础设施（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交通基础设施（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两大部类。回顾工业发展史，在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中，基于通用核心技术而建设的基础设施，对创新范式或者说创新组织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为例，数据要素驱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主导产业中得到应用和推广，以5G为代表的关键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资扩张，将加速创新的扩散进程，改变既有的创新模式，颠覆现有的创新组织规则，创新范式上构建开放式有机式的创新生态系统，表现为开放、协同、共享的创新生态网络。
无论是交通基础设施还是通信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都在改变宏观创新环境的同时，又进一步对微观企业等个体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注重与传统的交通基础设施融合，形成智能交通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着力于打通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连接，并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支撑性的创新基础设施，促进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形成开放、协同、共享的创新生态网络，这对微观企业的组织创新产生深刻的外部影响。
（三）网络化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对企业组织创新的外部影响
新一轮科技革命下，数字技术即新一代信息技术引起新型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扩张，打通虚拟实体连接，打破时间空间约束，形成开放、协作、共享的创新网络形态，构建开放式有机式创新生态系统。
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上都对“创新生态系统”有比较多的界定。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公布的《创新美国：在挑战和变化世界中保持繁荣》（2004年）和《创新美国：全国创新高峰会议和报告》（2005年）中使用“创新生态”概念，将“创新框架”改进为“创新生态系统模型”。Zabra和Nambisan认为，“生态系统在组织和商业模式上的巨大差异影响在位企业和新企业的战略选择，这些选择需要创造、塑造和转化竞争格局的创业活动。反过来，这些变化激发创新的竞争，并改变生态系统本身的性质”。李万、常静等将创新生态系统视作创新范式3.0阶段，即嵌入/共生式创新，企业创新行为将更加重视资源整合与共生发展，认为如果用生物学隐喻来解释创新的系统范式，企业是创新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创新物种，其中处于“能量流”最高端的“创新掠食者”则是维系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陈衍泰、夏敏等认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来源于“商业生态系统”（Moore，1993），并融合“创新系统”演化发展，创新系统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创新组织、制度，创新系统的功能是促进创新的研发、扩散和应用。
有一批学者在进行创新组织研究的过程中，在新制度经济学传统的企业与市场两分法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三分法，认为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一种描述企业间经济活动或者说创新活动的制度安排。贾根良在对网络组织理论研究基础上，提出以市场、网络和企业三分法替代传统的两分法，认为“处于市场与企业边缘之处的网络关系承担了企业家创造性演化的组织功能”，“网络组织是由客户、供应商、主要生产厂商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所组成的动态适应系统，这种系统甚至还可以把资金提供者、行业协会、政府和半政府机构等包括在内，构成不同的网络生态系统”，因此，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演变成了网络生态系统之间的对抗。胡泽民、于飞、王景毅将创新生态系统定义为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组织形式，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从产品和服务的竞争，逐渐演化为创新生态之间的竞争。这种创新生态系统被陈劲（1999）、Lansiti（2004）和Adner（2006）等人定义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认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由核心企业与周边组织构成，是一种特殊的企业战略联盟，核心企业在系统中起到主导作用，决定了整个创新生态的演进发展。随着信息技术带来模块化的分工，Adner认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有助于提高系统内各企业所拥有的不同技术领域知识模块整合，构建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协同创新系统，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在系统中的技术模块集成能力演变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应用拓展并扩大了创新资源的配置范围，这种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向网络化、协同化、生态化创新组织型态的转变，从而对企业间的协作竞争关系演变以及企业内部的组织创新方向产生外部影响。本文侧重于聚焦数字经济时代创新组织的演进与变革，倾向于将创新生态系统定位成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型态，既是一种新型的嵌入共生式创新范式，又是一种对创新活动的制度安排。这种创新生态系统是由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政府等创新主体构成，创新系统的整体演化过程会受到政策环境和国家基础设施影响，有时也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企业战略联盟。数字经济条件下，有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促使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的边界模糊化和企业的规模两极化，在数字技术设施之上催生数字平台及生态系统，数字平台被定义为“一系列包括服务和内容在内，能够让外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实现价值创造交互的数字资源”，提供了让参与者企业一起进行在线互动的机制，数字平台主要可以分为交易平台和创新平台两类。交易平台是以在线基础设施支持多方之间交换的双边或多边市场，已经成为主要数字企业（如亚马逊、阿里巴巴、脸书和易趣）以及为数字部门提供支持的企业（如优步、滴滴出行和Airbnb）的核心商业模式。创新平台是以操作系统（如安卓或Linux）或技术标准（如MPEG视频）的形式为代码和内容制作者开发应用程序和软件创造环境。也有学者认为，典型的数字平台包括交易平台、知识共享平台、众筹平台、虚拟空间、创客空间和社交媒体等更为多样化的类型，这些数字平台与生态系统中的灵活性、开放性、可供性特征决定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组织创新的方向。随着不同类型平台企业的兴起，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的竞争合作关系向作为核心主导的“平台企业”和作为外围协作的“支撑企业”转变，这其中，大企业的资金、市场及品牌优势更为凸显，大的平台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开始处于核心主导地位，数字化带来的成本的削减和新商务模式的出现虽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多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机会，但是并不意味着会回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以小企业为主的创新组织状态，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专注于核心能力的大型的平台企业将更易处于创新生态系统的主导地位，企业间以网络方式跨越边界与环境的创新合作关系也成为最普遍的现象。
（四）创新网络生态系统下成为核心主导企业的潜在特征要求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开放式有机式创新网络生态系统的外部环境变化对核心主导企业提出了潜在的特征要求，这些特征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进行组织创新的方向。数字时代，这些潜在特征要求包括：（1）大企业更具有竞争效率，随着大企业创新兴起，企业规模需适应更快速的规模扩张。在从原来的线性创新范式向网络化的创新生态系统转变的背景下，技术创新以大企业主导的系统性和集成性创新为主，大企业的内在效率性和创新效率较高。（2）数字技术促使平台企业兴起，平台性组织开始出现和普及。在数字技术支撑下，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开始普及，呈现出新的创新组织特征和市场竞争格局。（3）大型的平台企业开始通过在行业内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以获得垄断地位，在网络化创新生态系统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大规模的平台企业开始支持和推动大量的创新行为，在创新网络中间扮演着一个关键节点、整合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这些企业在创新效率高的同时，也具有垄断性高的特征，促使政府进行适当监管。（4）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驱动创新，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一体化带来的报酬递增收益，强化了企业一体化的动力。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信息和知识交换遵循的是报酬递增规律，因此，数据一体化程度越高的企业，企业因数据一体化而获得的收益越大。此外，平台企业的外部性凸显出来强大的吸附能力，促使企业的一体化以平台为载体展开。
三、先锋企业的内部组织变革方向及其对技术创新与扩散的促进作用
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广，突破了物理空间限制和时间成本约束，降低了协作创新的交易成本和边际成本，深化企业间的分工，改变了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空间组织方式，新一轮产业革命所伴随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核心构建，促使创新组织的内部结构按照新的价值创造与分配规则加以重构。作为“数字革命”的三大标志性事件之一，平台经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数字平台及生态系统的出现，被视作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颠覆性地冲击了传统的商业模式，改变了传统组织与新型组织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以及行业生态等。在数字化革命引领的新产业时代，创新型企业存在先天优势，成立时自带新的商业模式，而传统企业则需付出更多，才能适应新的市场规则。平台企业作为一种代表性的新型组织形式出现，呈现出新的创新组织特征和市场竞争格局。为了赢得竞争优势，先锋企业积极进行企业内部的组织创新，以适应数字时代新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模式，大的平台企业在创新网络中原本处于非核心定位，但它颠覆原有的创新网络后，成为新的创新网络的整合者和协调者，在整个创新体系中，不仅在组织创新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而且对新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和扩散起到促进作用。先锋企业的内部组织革新，带动了创新网络组织间的制度安排优化，创新政策环境等体制机制发生颠覆性变化，从而进一步促进新技术的创新和扩散。
（一）先锋企业组织创新的内在动力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在数字技术支撑下，以数据作为核心要素投入的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创造与分配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也发生改变。企业组织形态作为企业实现目标的手段，不仅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企业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在本次重大的技术经济范式变革期间，一批先锋企业为了维护并扩大市场竞争优势，率先进行组织创新，新的企业组织型态出现将有助于企业突破现有组织型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创新资源配置等方面所面临的瓶颈制约，以平台企业为代表的新型企业型态在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外部交易费用大幅降低的情况下，拓宽了企业创新资源的利用范围，打破传统企业利润增长的瓶颈和空间约束。经济史学家钱德勒将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归结为企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引领组织创新的数字化企业将比传统企业释放更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带来红利。
在以技术变革为特征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的动态能力尤为重要，动态能力使得企业能够通过创新技术、投入和资源、产品和组织，参与熊彼特式竞争。动态能力汇集了以惯例和能力为基础的企业创新行为，组织惯例在追求利润的微观企业行为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是解释企业创新行为的基本基础。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最优化企业理论，演化经济学家拉佐尼克提出了旨在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理论，认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是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即特定组织形式整合资源并创造价值的能力将决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平台作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标志性组织型态出现，网络效应成为组织价值创造的源泉和超额绩效的来源。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价值创造与分配的新模式要求，在提高生产率和创造更多价值的内在动力驱动下，“创新型企业”在创新网络生态系统中，通过组织过程配置创新资源进行生产，不仅具有从事创新活动以获得竞争优势的意愿，而且能够通过企业自身的组织能力改变现有的技术和市场条件，最终成功降低成本并生成出高品质的产品，在实现自身竞争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时代，大型的平台企业具有“创新型企业”的特征，在价值创造等内在动力的驱动下，率先进行组织创新，企业的组织形态、管理模式和制度构造等都发生变化，这些被拉佐尼克称为“创新型企业”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数字时代经济发展中占据中心地位。
（二）先锋企业内部组织变革的方向
在管理学理论中，企业竞争优势指的是可以带来超额利润（租金）的稀缺能力或资源，这是竞争对手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模仿或掌握的能力或资源。这种能力和资源只能通过原创性的组织形态创新来获得，能够获得并长期维持竞争优势的企业都是在组织形态方面进行创新的企业，对于组织创新的原创性程度决定了这些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持续时间。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企业为了提高价值创造和创新的效率，维护并扩大竞争优势，势必对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研发模式、生产模式、营销模式进行调整。
第一，组织结构上，从大企业主导的垂直一体化整合模式向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模式转变。数字经济时代，由于传统的科层制严重制约了企业内的沟通协作效率。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形态，具有开放、协作、共享等特征，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加强创新网络生态中核心企业与周边组织之间的创新协同。为与数字技术嵌入后网络化的生产组织相适应，企业的组织结构从垂直一体化向扁平化转变，通过层次精简，有效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和灵活性。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网络化设计，即去中心化、去中介化、深化分工的网络组织，不仅降低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拓展企业边界，加快了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速度和管理者的决策效率，而且有助于提高创新网络中联盟企业之间的创新协同效率。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企业内部的沟通协作方式发生变革，如微信、钉钉、Zoom等应用程序提高了企业内部的沟通效率，阿里云、百度云等服务降低了独立设置服务器的固定投资和技术门槛，强化了企业之间的数据共享、横向业务之间的跨界协作。
第二，研发模式上，从传统的垂直整合的创新模式向开放化创新模式转变。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从创新活动看，多主体协同创新和开放式创新模式重塑了创新的组织形态，创客和创客空间重新定义了创新生态系统，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从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向开放化创新模式转型，企业的研发模式更加凸显开放协同的特点。数字经济时代，大企业不再仅仅依赖于实验室内部研发，而是开始借助创新生态系统，以外包、众包和“皮包”等方式将非核心业务剥离，依托开放式数字平台，整合企业的外部资源，协同多元化创新主体共同参与，构建创新生态圈。消费者（用户）在创新系统中不再仅仅充当购买者为创新者提供经济收益，而是直接参与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过程，成为积极的创新主体。数字时代的竞争策略中，那些能够对消费者（用户）需求做出更快速反应的创新生态和创新生态中的企业将更具有竞争力。因此，在数字技术支撑下，企业致力于依托开放化的创新网络，以用户为中心，吸引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在内向开放化创新和外向开放化创新的协同作用下，加快默会知识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创造、传播和共享，促进产品迭代、技术升级和创新扩散。
第三，生产模式上，从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向个性化定制、大规模定制转变。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帮助企业更迅速、灵活地了解用户需求，集成了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的可重构生产系统提高了生产线的柔性化、智能化水平，将取代刚性生产系统，柔性化、智能化的生产促使企业的生产模式从传统的大规模生产，转向以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导向的个性化定制和大规模定制，范围经济将超过规模经济成为企业提升竞争优势的优先策略。数字时代，消费者需求数据成为价值链上的关键一环，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辅之以模块化网络化的数字平台设计，不仅确保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换与连接，而且赋予企业能够对消费者需求做出即时响应的能力，使得产品和服务从传统的单一化、批量化生产向定制化、个性化生产转变。企业在少品种、大批量的大规模生产与多品种、小批量的个性化定制的生产模式之间能够进行快速切换，做出优化选择。为实现用户需求价值，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定制、大规模定制将成为数字时代企业的主流竞争策略，这也将是数字时代的主要生产方式。基于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大规模制造企业可以率先进行组织创新，转向大规模柔性生产集成平台领导，成为在创新生态网络中具有引领和主导能力的平台领导企业。
第四，营销模式上，企业结合线上线下的运营方式，从传统的粗放化营销模式向基于数字平台的精细化、精益化营销模式转变。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能够更为精准地向消费者推送产品信息，并提供个性化服务。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企业即时了解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从而为提供精准的产品服务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企业为了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同时也注重提高价值供给的效率，核心企业对价值链的运营转向对价值网络的运营，通过搭建消费互联网平台，实现需求、库存、物流数据的实时共享，企业管理者能够获取更为精准的决策依据，从而提升互联网智能生产系统的供给效率，营销模式个性化精细化。平台企业基于互联网零售平台的搭建，将网络外部性的价值创造效应发挥到极致，更易于形成平台垄断地位，率先成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平台领导企业。
（三）企业组织创新对技术创新与扩散的促进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积极进行组织创新，特别是数字平台及生态等商业模式的创新，平台企业作为核心企业发挥在创新生态体系中的协调者与整合者的作用，在创新网络生态系统中，通过组织过程配置创新资源进行生产。在提高生产率和创造更多价值的内在动力驱动下，“创新型企业”积极进行组织内部的变革，这种组织的创新能力是企业成功利用创新资源和新技术的前提条件。数字经济条件下，核心主导企业为了保证竞争优势，基于生产率提高和价值创造等内在动力的驱动，从组织结构、研发模式、生产模式、营销模式等方面进行内部组织革新，带动网络组织间的制度安排优化，提供良好的组织环境，进而促进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演化经济学认为组织演进过程是与技术变迁的周期性模式紧密联系的，组织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而不应仅仅将组织创新过程看成是对外部力量的反应。数字时代，平台作为新型创新组织形态，平台领导企业开始通过在行业内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以获得垄断地位，在创新网络中充当协调者与整合者，率先在组织结构、研发模式、生产模式和营销模式上进行数字化转型，带动数据等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一步促进新技术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引进、创新与扩散。
四、结论
本文基于对历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梳理，围绕创新组织形态演变的历史脉络与未来展望展开研究和讨论。在对三次工业革命发展进程进行历史透视的基础上，引入演化经济学长波理论与技术革命浪潮视角，按照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结合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特征判断，当前以数据作为核心要素驱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值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拓展期和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导入期之间的范式转换关键阶段。恰逢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将会带来创新组织方式的变革，从而涌现出新的创新组织型态。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第一，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创新网络生态系统（作为企业创新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核心主导企业提出了潜在的特征要求，这些特征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下企业进行组织创新的方向。数字时代，大企业更具有竞争效率，在从原来的线性创新范式向网络化创新生态系统转变的趋势背景下，大企业的内在效率性和创新效率更高。在创新组织形态上，数字技术促使平台企业兴起，随着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开始普及，呈现出新的创新组织特征和市场竞争格局。大型的平台企业通过在行业内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以获得垄断地位，将在网络化创新生态系统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在数据成为生产要素驱动创新的新时代，信息和知识遵循规模报酬递增的规律，平台企业的外部性凸显，企业的数据一体化将以平台形式展开，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
第二，数字经济时代，价值创造与分配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先锋企业为保证竞争优势，在提高生产率和创造更多价值的内在动力驱动下，积极进行内部组织的革新，带动创新网络组织间的制度安排优化。由于传统的科层制严重制约了企业内的沟通协作效率，在组织结构上，从大企业主导的垂直一体化整合模式向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模式转变。研发模式上，从传统的垂直整合的创新模式向开放化创新模式转变。生产模式上，从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向个性化定制、大规模定制过渡。营销模式上，企业结合线上线下的运营方式，从传统的粗放化营销模式向基于数字平台的精细化、精益化营销模式转变。这种企业内部组织上的管理变革与制度安排优化，促使数据等创新要素在网络化开放化的创新生态系统中自由流动，在平台核心企业的主导下，创新系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与优化配置，进而促进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创新与扩散。
第三，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之间是一种双向的（双螺旋）互馈关系。技术的创新与引进对组织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带来管理变革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的创新组织形式；组织的创新能力又是成功利用创新资源和新技术的前提条件，组织创新创造的良好的组织环境有助于加快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一方面，在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下，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会涌现新的创新组织形态。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数字技术−新型基础设施−创新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关联机制。由数据要素驱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主导产业中得到应用和推广，以5G为代表的关键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资扩张，将加速创新的扩散进程，改变既有的创新模式，颠覆现有的创新组织规则，创新范式上形成开放式有机式的创新生态系统，表现为构建开放、协同、共享的创新生态网络。另一方面，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先锋企业为获得竞争优势，通常会率先通过组织内部管理变革进行组织创新，从而促进新技术的进一步创新与扩散。组织创新过程不应仅仅被视作外部力量的反应，而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数字时代，平台领导企业开始通过在行业内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以获得垄断地位，在创新网络中充当协调者与整合者，在内部组织结构、研发模式、生产模式和营销模式等方面率先进行数字化转型和管理变革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组织上的创新为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间和企业内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创新与扩散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就平台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创新组织方式在数字时代开始普及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先锋企业率先通过组织创新创造并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带来的数字化红利，与此同时，伴随平台企业垄断也催生了用户隐私泄露、“大数据杀熟”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挑战，这需要政府在确保市场创新活力的前提下，及时出台相应的针对性措施进行积极、审慎的监管。
江飞涛.技术革命浪潮下创新组织演变的历史脉络与未来展望——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思考[J].学术月刊,2022,54(04):5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