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产业链韧性和安全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产业链除了需要具有抗冲击能力，还需要能够避免因为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变化而外迁，因此产业链韧性应当包括抗冲击能力与根植性两个维度。产业根植性包括基于初级要素的根植性、基于高级要素的根植性、基于产业生态的根植性与基于社会关系的根植性等不同层次。总体上看，我国产业根植性呈现不断增强态势，但由于国内生产成本上涨、全球产业链重构等因素，产业链外迁压力加大。增强产业根植性需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产业生态进一步完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
关键词：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韧性；根植性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全球先进制造业竞争与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研究”（2022GJS02）；中国社科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成果。
一、导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运输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交易成本和商品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生产链条由在一个国家内部较为完整的分布转变为按照产业链、价值链各环节要素投入的特点，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佳区位进行布局，由此全球产业分工由产业间水平分工转变为产业内、产品内垂直分工。虽然全球范围内产业分工的深化以及中间产品在世界各国间的运输会带来成本的增加，但产业链各环节与其所需投入要素区位匹配的优化能够显著降低生产过程所需要中间投入和加工组装环节的成本，最终产品的生产总成本仍然会显著下降，这提高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效率，增加了跨国公司的利润，甚至由于产业链的技术溢出带动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各环节的区位布局遵循效率优先原则，各个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成为社会生产的主流。
然而近年来，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世界主要国家的产业链布局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区位选择从单纯的重视效率优先转向更加重视安全问题。一是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产业向发达国家固有优势的中高端产业和产业链环节升级。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其科技、产业的领先地位，加大了对竞争对手的打压遏制力度，对先进材料、关键零部件、重大装备、工业软件、科学实验和检验检测仪器等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是其重要手段，由此造成一些国家原本正常运转的产业链由于关键投入“卡脖子”而中断或面临巨大的中断风险。二是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关键投入发生重大改变。以锂为代表的稀有矿产资源成为动力电池产业的关键投入，由于金属锂消费快速增长，造成整体供应紧张，要保证下游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就需要加强对锂矿资源的掌控。随着数字化的深入推进，数据渗透进国民经济各个产业、居民生活以及政府活动的方方面面，出于对产业安全、用户隐私和国家安全的关切，许多国家加强了对数字技术相关领域的监管和控制。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全球分布的产业链脆弱性。新冠肺炎疫情是近百年来传播速度最快、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疫情，疫情爆发之初许多国家出现严重的防疫物资短缺；由于疫情造成的感染以及应对疫情的封控措施，出现许多关键产品的生产工厂停工、航运中断，造成产业链下游的生产活动难以正常开展。
在此背景下，产业链韧性问题受到世界许多国家和跨国公司的高度关注，积极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以加强对关键产业链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降低由于各种冲击造成的生产中断风险和损失。2021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第14017号行政命令，指示美国政府对关键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以识别风险、解决漏洞并制定战略以增强供应链韧性。2021年6月，美国白宫发布《建立有韧性的供应链，重振美国制造业，促进广泛增长》报告，该报告明确提出“更安全、更有韧性的供应链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技术领先地位至关重要”，并对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质和材料、医药和活性药物成分等四种关键产品供应链进行了审查。美国、欧盟和日本纷纷斥巨资支持在本土建立更加强大的集成电路制造能力，并积极推动供应链的多元化、近岸化和本土化。面对不断加大的产业链安全风险，2019年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要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要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1]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目标。党的二十大也要求“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凸显的产业链韧性、产业链安全问题也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外学者大多从供应链韧性的视角展开研究。国内学者大多从产业链韧性、产业链安全、产业链现代化等视角开展研究。杨丹辉指出，面对大国博弈升级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企业生产布局从“效率优先”转向“战略优先”，更加追求兼具韧性与稳健性的产业链，政府的产业链韧性偏好也在加强[2]。刘志彪提出，产业链现代化可以从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企业链、创造价值的能力、现代产业体系的要素协调等多个维度来分析，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需要在产业关联、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三个关键方面实现突破[3]。盛朝迅指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推动国际产业竞争从产品竞争扩展到产业链群间的竞争，产业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回潮”，着眼于对产业链进行“国家干预”的产业链政策正在兴起[4]。总体上看，当前研究的热点更关注于大国博弈、疫情冲击等造成的供应链中断风险与产业链安全、产业链韧性问题。但事实上，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未能解决好产业升级和产业接续问题，产业转移与产业链外迁对国家产业和经济造成的影响将会更加严重，避免产业链向外转移的能力或者说产业的根植性实际上构成了产业链韧性的另一个侧面。虽然对产业国际转移的研究很多，但很少将其纳入产业链韧性的研究框架之下，更缺少从产业根植性与产业抗冲击能力两个角度综合研究产业链韧性的成果。本文提出，产业链韧性包括抗冲击与根植性两个维度，并剖析了产业根植性的来源，分析了我国产业根植性的现状与面临挑战，并提出增强产业根植性的政策建议。
二、产业链韧性的两个视角
在国外的政府文件和学术研究中，较多使用供应链韧性的概念，而国内更多使用产业链韧性，本文对产业链韧性与供应链韧性不做具体的区分，并按照国内习惯使用产业链韧性的表述。Brandon-Jones对供应链韧性（resilience）和稳健性（robustness）做了区分，前者指“供应链在受到干扰后在可接受的时间段内恢复到正常运营绩效的能力”，后者指“供应链在受到内部或外部中断的情况下保持其功能的能力”[5]。Ponomarov和Holcomb在对韧性进行多视角多学科考察的基础上，将其界定为“供应链能够为意外事件做好准备，对中断做出响应，以及将运营的连续性保持在对结构和功能的连接和控制的理想水平，而从意外事件和中断中恢复的适应能力”[6]。在本文中，我们对韧性与稳健性不做区别，使用产业链韧性描述产业或产业链对外部冲击以及其他内外部条件和环境变化做出反应，从而保持初始状态或迅速恢复到初始状态的能力。这里所指初始状态，并不意味着产业或产业链发展水平保持不变，而是能够保持或超过原有水平。
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垂直分工显著提高了生产的整体效率，但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国家和企业的关注点从效率向如何应对生产力冲击偏移，产业链韧性问题变得重要起来[7]。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来说，当前产业面临的突出问题不仅包括产业链在遇到冲击时可能遭受的中断，而且包括产业链的外迁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内产业“空心化”。如果说产业链中断是短期、局部的冲击的话，产业链外迁及其引起的产业“空心化”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持久。因此，应当从产业抗冲击能力与产业根植性两个维度更加全面地考察产业链韧性问题。
（一）抗冲击视角的产业链韧性
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品架构和生产过程不断复杂化、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一个产品的生产不但要经历一系列工序，而且需要大量来自不同生产部门的原材料、零部件、生产设备、检验检测仪器、工业软件等作为投入品，由此形成复杂的产业内部和国民经济各产业间错综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由于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资源和能力从而在不同产品、工序上具有优势，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要素供给条件，而产业链各环节、各种中间投入品所需要的要素投入和企业能力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为了实现产业链整体效率的最优，不仅产业链各环节分散于不同企业，而且分布于不同的区位上。在不断降低的运输成本和通信成本的推动下，产业链环节间垂直分工的地理范围呈现不断扩大化乃至形成全球分工的格局。这种高度分散化（企业所有权的和地理空间的）分工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但是由于参与产业链的企业和地点多、供应链长，因此当一个企业、一个地点以及一个运输环节出现问题，就会造成相关下游产业的投入品供应紧张、甚至出现供应中断，从而影响整个产业的正常运行。关键上游投入品甚至能起到“四两拨千金”的撬动作用，上游经济规模不大的某种关键投入品短缺会使下游规模巨大的产业开工不足甚至停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例如，2019年7月，日本政府对作为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材料的光刻胶、氟化氢、氟化聚酰亚胺三种关键半导体材料对韩国进行出口管制，影响到韩国数千亿美元的集成电路产业的生产；近年来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爆发式增长带动汽车芯片需求的快速增长，但由于上游半导体产业产能不足，兼之疫情防控、地缘冲突等造成停工停产和运输中断，下游整车企业由于芯片短缺而停工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对产业链关键投入品的断供成为一些国家打击竞争对手、保护本国产业的重要手段；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封锁、限制人员流动等措施对全球产业链的运转造成严重冲击，一些关键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家和地区由于疫情影响开工不足、停产以及产品无法即时运出，也造成了下游众多产业的生产无法持续。此外，工厂事故、自然灾害、网络攻击、政治不稳定、企业破产、交通事故、战争等都有可能造成中间产品供应出现问题。因此，许多国家和跨国公司开始重视增强产业链韧性，以保证产业链在面对各种突发事件时，仍然能够实现各种中间投入品的正常生产、运输和交付，从而保证本国或本公司生产活动的平稳运行。
（二）根植性视角的产业链韧性
根植性（embeddedness），也有译作嵌入性，最早由波兰尼（Polanyi）提出并用于分析人类经济活动，他指出，人类经济活动根植于经济制度和非经济制度之中[8]。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发展了根植性理论，强调具体的个人关系与这种关系的结构（网络）在产生信任、阻止恶行方面的作用[9]。在经济学领域，根植性多用于地理经济学特别是产业集群的研究，地域根植性构成产业集群的重要特征[10]。但事实上，根植性不仅体现在产业集群这一较小的空间尺度，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而言，产业的根植性同样非常重要。从字面含义上来看，“根植性”是与植物的生长规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植物通过根系获得水分和成长所需的各种养分，发达的根系不但能够为植物的生长提供重组的养分，而且能够使植物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比如抵抗狂风、地震、洪水以及动物的破坏，在干旱环境下提供植物生存所需水分。对于一些具有根部分蘖特征的植物，根部的不定芽的形成和生长还能够形成新的植株，使植物种群发展壮大[11]。与此类似，产业的根植性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抵御内外部条件和环境变化而保持在当地生存、发展的能力。根植性越强的产业越能够抵御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越不容易因来自外部的市场竞争、各种冲击而遭到破坏、萎缩和消亡，与之相对应的产业链就表现出更强的韧性。与根植性相对应，那些容易迁移的产业被称为松脚型产业或漂移型产业（footloose industry）[12]。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如果具有强大的根植性，当面对国内生产成本上涨、更低成本的国家出现等条件和环境变化，或者面对加征关税、关键投入品断供、全球产业链收缩等冲击时，不容易出现严重衰退或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由此，强根植性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支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产业的发展大多会经历从萌芽、成长到成熟，最后衰退的过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整体产业构成也会由于要素禀赋的变化、技术的演进等发生改变，因此产业的根植性也不是越强越好。有研究表明，在产业集群发展进入成熟期后，如果集群的根植性过强，就可能转变为“路径依赖”，成为集群升级和持续发展的阻碍，甚至会造成集群的衰退[13]。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根植性，不仅是就单一产业而言，而且需要将整个国家或地区作为整体来考察，是指整个区域中的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技术水平和发展质量持续提升、就业机会持续增多，不会由于内外部环境变化和冲击发生整体的衰退和产业“空心化”的能力。这就像自然生态系统的演进，例如沙漠中草的增加会减少沙的流动、更好地涵养水源，从而使灌木可以生存，灌木的大量繁衍又会进一步改善生态条件，使乔木的成长具备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动物的种群也会趋于丰富。虽然该地区生态系统中的物种构成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但是生态质量明显向更优的方向发展。
三、产业根植性的来源
产业的发展需要多种投入要素的支撑，不同国家、不同产业所需要的要素组合以及各种要素的重要性存在不同。产业根植性的强弱取决于产业关键投入要素的稳定性和可替代性。一般来说，越是简单的生产要素稳定性越低、越容易替代，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资金、精力等形成的生产要素则越难以被替代，基于这些要素形成的产业具有越强的根植性。
（一）基于初级要素的根植性
初级生产要素是先天得来或只需要少量投资就能获得的，如简单劳动力、天然矿产资源、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许多产业的发展仍然离不开初级生产要素，比如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电子制造业的组装环节，仍然有许多简单的组装工作由非技术工人即能完成。因此，拥有大量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些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具有吸引力，劳动密集型产业会优先布局于这些低工资水平的地区。同样，采掘业依赖于丰富的矿产资源，运输业依赖于优良的港口和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会优先选择具有相应资源和条件的区位布局。但是由于初级生产要素天然得来或者只需要简单的投资就能拥有，因此很容易被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替代，“当国家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与一般生产要素时，它通常是浮动不稳的，一旦新的国家踏上发展相同的阶梯，也就是该国竞争优势结束之时”[14]。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拥有丰富且低成本劳动力的国家能够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更强的价格竞争力，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聚集，但是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很容易发生变化、受到挑战。一是劳动力成本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一个国家凭借低工资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实现经济起飞，而工资水平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二是世界上有大量拥有丰富且低工资劳动力的国家，这些国家如果国内政局稳定、基础设施初步成型，就会加入争夺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的竞争中来。因此，当凭借低工资发展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在工资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从该国转移到更低成本的国家。那些依托自然资源形成相关资源开采产业的国家，也会由于本国自然资源的枯竭而出现产业衰退。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保持住初级生产要素供给的成本和规模优势，则相关产业就会聚集于该地区；但是这种根植性就如同大多数草本植物很浅、很短的根系一样，产业很容易因为内部条件或外部环境变化而被连根拔起。此外，由于初级生产要素供给充裕、不具有稀缺性，因此以初级生产要素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国家往往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处于“有工厂无企业、有收入无利润、有产值无税收”的状态，大多数增加值和利润被掌握稀缺生产要素的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所占有。
（二）基于高级要素的根植性
高级生产要素是需要经过持续的投资才能够获取的生产要素。由于丰富的资本、高素质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能拥有的，因此基于高级生产要素的产业具有更强的根植性，不容易由于内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迁移。
技术。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最初的依赖天然要素越来越多地转向依靠科技创新。科技的进步需要大量且持续的投入。一般来说，拥有充裕资本和丰富高技术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比较稀少，因此能够持续进行科技创新投入的国家和地区总是少数，只有较少的国家R&D投入强度超过2%。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先发创新企业由于掌握核心专利、确立了技术标准、建立了自己的供应商网络，因此形成了较高的进入壁垒；后进入者面对专利壁垒，或者需要从专利拥有者获得授权，或者花费更大的代价寻找到新的技术路线（往往不是最优的，因此成本更高），因此很难对领先者的市场地位形成挑战。研发投入高、技术水平领先的国家和企业还能够持续推进技术前沿的进步，保持领先地位。知识、技术积累和能力形成的长期性所确立的技术领先地位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很难替代。同时，由于掌握先进技术的企业数量少、市场竞争不激烈，企业能够保持较大的利润空间，较高的附加值率和利润率不但能够支撑发达国家的高收入水平，而且使产业对劳动力成本、租金成本的变动不太敏感，因此基于先进技术的产业具有很强的根植性。
数据。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突破、成熟和产业应用，数字技术与各个产业的融合不断深化，社会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数据生成、流动、传输、存储、加工、利用的过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发挥着不断增强的作用，也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数据要发挥价值创造的作用，也需要大量且持续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数据利用的基础是通信和算力基础设施，这些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额巨大，是许多低收入国家所不能承担的，同时，新型基础设施的运行维护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数字化人才，这同样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所不具备的，这又会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形成所谓的“数字鸿沟”。数字经济具有独特的网络效应，平台组织成为数字经济的数据、交易枢纽，网络效应的存在使得平台一旦成为行业的领先者，同类平台由于在供应商和用户方面均处于明显劣势、网络效应产生的价值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位者的领导地位很难受到挑战。虽然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服务可以跨越国界，覆盖整个世界，但对本地企业的影响更大，且受到所在地国家更多的监管。因此可以看到，拥有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国家才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大国和强国。生产企业的数字化需要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也需要数字平台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借助于对供应链、价值链参与各主体的连接，企业能够更及时、准确地掌握用户需求、市场变化、销售进度、供应链变化等信息，防止被经销商或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架空；更重要的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企业既可以发现靠人力所难以发现的技术规律，又可以将已有的知识、经验进行编码化、软件化并由系统自动化、智能化地进行操作，因此当加工组装环节与研发环节出现空间分离时，制造企业仍然能够通过工业互联网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也能够通过掌握生产过程中流程、工艺等方面的创新，及时对母公司所掌握的产品架构、生产工艺等知识进行更新、优化。此外，由于数据关涉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因此主要国家对数据的监管都高度重视，比如要求数据的本地化存储，限制数据的跨境流动，甚至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竞争者商品和服务进入本国市场，形成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也能够成为限制本地产业向外转移的手段。
市场。市场是关键的资源。虽然物质产品的生产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在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地点生产，然后运输到全球各地销售，但是这种长途运输必然会带来成本的提高，推动最终产品售价的上涨或企业利润的减少，特别是一些大体积、低价值产品的长途运输很可能是不经济的，更适合的方案是让生产基地靠近市场，就近生产、就近销售。企业选择具有什么样市场特点的地区作为生产基地，主要取决于该地区市场的规模以及该地区所能辐射的地域范围。如果一个地区拥有大规模的产业，或者该地区人口多、人均消费水平高，那么就更有可能吸引其他企业为相应的产业生产、提供中间投入品，或者为消费市场生产、提供最终产品。无论是相关产业规模还是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的集聚、形成同样需要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因此不容易为其他地区所替代。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本国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相比国外需求更加稳定，不易受到国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且中国经济由于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经历了多次危机的考验，具有更强的在受到外部冲击时稳定经济的能力，因此我国经济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在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时经济的恢复速度快。此外，国内企业更加熟悉本国市场特别是消费者的需求，供应本国市场的成本也更低。因此，立足国内市场、满足国内需求的产业稳定性更高，更不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竞争以及外部冲击的影响。
（三）基于产业生态的根植性
现代社会的分工高度细化，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一个产品的构成及其生产过程需要来自众多产业、大量企业生产的原材料、零部件、机械设备、加工工具、检验检测仪器、科学仪器、软件、服务等。围绕某一类具体产品的价值链活动的各类参与机构、要素的有机整体，就构成了一个产业的生态系统。典型的生态系统包括创新生态系统、生产生态系统、应用生态系统等核心层，以及生产与应用的要素供给、基础设施、社会文化环境、国际环境、政策体系等辅助因素。创新生态系统包括企业的研发中心、检测中心、设计中心、中试基地等研发机构以及大学、科研机构、供应商和技术中介等组织；生产生态系统包括最终产品生产企业、供应商、供应商的供应商、生产设备制造商、生产性服务提供商以及相关中介组织；应用生态系统包括用户、互补产品、竞争产品、分销渠道、售后服务、用户社区等[15]。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工业互联网平台、新型基础设施、开源社区和众创平台等也成为产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某一类具体产品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投入的生产可以分布在全球范围，但是相关生产活动会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相对比较聚集。在高度全球化的分工格局下，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每一个细分产业领域、每一个价值链环节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因此只能围绕产业链价值链中自己具有竞争力的环节开展生产，这就造成不同国家产业生态的完整性差异。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多、市场大，拥有齐全的产业门类、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发达国家由于数十年的离岸外包造成了加工制造环节的薄弱甚至缺失；其他一些国家由于国土面积、人口等方面的限制不能容纳齐全的产业门类，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刚刚起步，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
产业生态系统的完善程度是产业根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且随着生产的复杂程度提高而愈发重要。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相对完善的产业生态，许多上游配套投入品可以就近采购，从而有利于降低产业链的采购成本、提高供应链的市场响应速度，而且由于产业链上下游相关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在空间上比较接近，更容易促进信息、知识的流动和在产品开发、工艺改进等方面创新时的合作，相对完善的产业生态更具有全球竞争力。此外，产业生态中的企业和其他参与主体还能通过紧密的协作创新，推动生态的持续升级，保持生态的竞争力。其他国家如果要发展更具有竞争力的相同产业或产业链环节，就需要构建完善程度上近似的产业生态，而完善的产业生态的形成是一个投入高、周期长的过程，不容易因为更低成本、更优惠政策的吸引而外迁。产业生态优势的发挥需要生态内大量企业所形成的相互间分工合作关系，由于产业生态内部的企业数量众多，每个企业都有自己不同的考虑因素，企业做出相同外迁决定（在同一时间前往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协调成本非常高昂，这就是“集体行动”的困境。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产业链的少数环节，那么就需要通过进口获得上下游所需的投入品和服务，由此造成成本高企，并且产业链形成对国外的严重依赖，在国外价格上涨、供应链中断等情况发生时，该国的产业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当有更多的竞争对手进入、更低成本的国家出现时，单一产业链环节也更容易转移出去。例如，虽然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近年来承接了大量服装加工业的转移，但是由于没有上游纺织业，原料严重依赖进口，很容易由于工资上涨而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相反，中国虽然由于成本上涨出现一些服装工厂的外迁，但是由于产业生态完备，不但牢牢掌握着上游的纺织、印染、服装辅料等产业，而且完整产业链带来的综合成本优势、创新能力、市场反应速度使得很多服装工厂仍然愿意在中国国内开展生产。
（四）基于社会关系的根植性
人是经济活动中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在现代经济中，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为主，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作用相对下降，知识、技术、管理等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显著增强，这些高级生产要素内化于推动前沿技术进步的科学家，推动科学技术实现产业化的工程师，拥有专业技能的技术工人，以及具有企业家才能、熟悉市场和用户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高素质人才的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的获得不仅需要长期的教育投资，而且还需要在特定产业、企业内部经验的积累，以及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依靠高素质人才，各国对产业主导权、产业链控制权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可以说，哪里能够吸引人才，哪里的产业就具有活力，经济就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国家和地区，其产业具有更强的根植性。
产业的迁移既是资本的迁移，也是人的迁移。资本的迁移表现为资本在新的地点进行投资，形成新的工厂设施。跨国公司可以在新工厂的所在地招聘当地员工，但是这些新员工的素质未必能够满足企业生产活动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掌握企业内部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纳尔逊和温特提出惯例（routine）是企业持久不变的特点，它贯穿于企业生产活动的方方面面，可以继承并决定企业未来的行为[16]。如果迁走的企业缺少掌握关键岗位知识的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就无法将企业的惯例和生产活动的完整知识图谱拼接出来、复制过去。因此对于一些高技术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的迁移需要依赖于人的迁移。
资本逐利流动，哪里的收益高，资本就会流到哪里，在实体产业领域，资本的逐利动机会驱动企业和产业的迁移。但人的迁移相对于商品、资本的流动要困难的多。人固然具有“经济人”的属性，会为了追求高收入改变工作以及改变工作的地点。但人同时也是“社会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社会动物，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这种社会关系影响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思想、性格、习惯等个人品格，更塑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传统、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人的社会属性是影响工作地点选择的关键变量，从而成为影响产业迁移的重要因素。一是高素质人才具有更高的需求层次。在基本的生存需求满足后，个人发展就变得更为重要。基本的生理、安全等方面的需求实现依赖于收入，但是收入和财富不是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基本需求实现后，人们常常不会单纯为了收入进一步增加而改变工作地点，特别是当工作地点的改变影响到高层次的需求实现时。二是个人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每一个人都有家庭、亲戚、朋友和社交网络，虽然互联网能够实现远距离的交流，但是面对面的接触对于感情的建立和维系仍然十分重要，甚至由于稀缺而更加珍贵。企业员工如果跟随企业迁移到外地工作，就需要承担亲人分离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一个家庭的整体迁移还会涉及孩子上学、配偶就业等现实问题。因此社会关系网络成为限制人员迁移流动的重要因素，也成为产业外迁的抑制因素。三是对家乡、对祖国的认同感、归属感。那“一缕乡愁”、强烈的家国情怀会推动企业的所有者更倾向于在家乡、祖国进行投资，即使企业进行全球化布局，也往往会把总部等高附加值环节放在母国，不会因为其他地方的成本低一点、税率低一点就把企业迁过去。在我国国内也有一些企业家企业做大后，积极在条件并不那么好的家乡投资，一些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打工人在攒够一些积蓄后回乡创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许多企业家选择扎根国内创业，努力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四、我国产业根植性的现状与面临挑战
我国产业链根植性总体上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但是随着我国要素禀赋和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产业根植性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我国产业根植性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发展保持了快速增长、持续升级的态势，工业结构不断向高技术制造业转型，工业增加值结构中的低技术工业比重从超过70%下降到50%以下，而高技术工业比重由1980年的不到25%提高到2015年的超过50%；服务业结构也在向高技能行业转型，服务业增加值结构中的低技能服务业比重从接近70%下降到60%以下，高技能服务业比重从略超过30%提高到接近50%[17]。我国产业发展的主要支撑要素正在从传统的初级生产要素向高级生产要素转变，产业生态不断完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产业链根植性的内在基础不断加强。
一是产业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我国R&D经费持续增长，2021年R&D经费投入总量居世界第二，相当于美国的49.1%，R&D强度提高到2.44%，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名第13位，已经超过欧盟平均水平和法国、荷兰等创新型国家。科技论文发表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均居世界前列。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从2000年的370.43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7762.55亿美元，从154.64亿美元的逆差转变为941.54亿美元的顺差；技术市场成交额2021年达到37294.3亿美元，是2000年的57.29倍、2010年的9.55倍。在工业领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R&D活动企业所占比重从2012年的13.7%提高到2020年的36.6%，R&D经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从2012年的0.8%提高到2018年的1.3%。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有效发明专利数、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分别为2012年的2.33倍、5.22倍、2.15倍和2.0倍。
二是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5G基站数量达到142.5万个，占全球比重达60%以上，成为全球最大的5G网络，行政村通光纤、通4G比例超过99%，算力规模全球排名第二，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规模达到6.6ZB，居世界第二位。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9.8%，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8.35万亿，占GDP的7.3%，产业数字化规模37.18万亿，占GDP的32.5%。许多行业数字化水平快速提升，工业互联网应用已覆盖45个国民经济大类，制造企业经营生产过程关键业务环节实现全面数字化的企业比例达到52.1%。在世界经济论坛评出的代表工业4.0标杆的114家灯塔工厂中，来自中国内地的工厂39家，超过灯塔工厂总数的1/3。
三是产业生态不断完善。我国的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比较完整，特别是随着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在中高技术产品以及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生产方面的生产能力显著增强。从进口数据看，2000年，我国商品进口中，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分别占34.53%和40.86%，二者合计占比为75.39%。到2019年，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进口占比已经分别下降到19.74%和38.69%，二者合计占比下降到58.43%。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我国已经围绕重点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形成了一批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如珠三角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半径50公里范围内几乎可以实现所有电子零部件的采购。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合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22》（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2），在全球Top100集群中，中国大陆有21个集群，与美国数量相同，在排名前20的科技集群中，大陆地区有6个，深圳-香港-广州排第2位，北京排第3位，上海-苏州、南京、杭州、武汉分别排在第6位、第13位、第14位和第16位。2022年9月工信部发布《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提出在“十四五”期间在全国范围内认定200个左右的产业集群。
四是民生得到大幅度改善。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建成了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增强。202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128元，是2012年的2.13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我国人民生活进入到相对殷实富足阶段，恩格尔系数从2012年的33.0%下降到2021年的29.8%，2021年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达到41.8辆，洗衣机、电冰箱（柜）、彩色电视机、空调拥有量分别达到98.7台、103.9台、118.7台和131.2台，城镇人均住房面积2020年达到38.6平方米，比2010年增加了27.4%。城市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城市用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2021年分别达到99.4%和98.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从2012年的12.26平方米增加到14.87平方米。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年。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2012至2020年间，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从49人增加到76人，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42.40张增加64.60张。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7.9亿增加到10.3亿，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由5.4亿增加到13.6亿①。
①参见国家发改委:过去十年我国民生建设取得历史性、全方位成就[EB/OL].(2022-05-12).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512/c1004-324 202 76.html.
（二）我国的产业链外迁压力
我国产业链根植性在整体水平不断加强的同时，由于国内生产成本上涨、全球产业链重构等因素，产业链外迁压力加大。
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不断增大的外迁压力。一方面，要素成本持续上涨削弱了我国成本优势。工资、土地等要素价格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2003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13969元和12371元，2010年分别提高到36539元和30916元，2020年进一步提高到97379元和82783元，分别达到2003年的6.97倍和6.53倍。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2017年我国从业人员平均月工资847美元，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还处于200美元以下甚至100美元以下的水平，我国的这一工资水平大约相当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家的4倍以上。即使考虑到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配套、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综合成本也已不具备优势，因此造成一些主要依靠简单劳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业链环节向东南亚、南亚等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迁移。另一方面，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美国对我国出口商品加征10%、25%不等的关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率本就微薄，市场竞争激烈，经销商和最终用户对价格非常敏感。贸易战造成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明显提高，推动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到其他国家生产、然后向美国出口。
二是全球产业链重构加大高技术产业链的外迁压力。一方面，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加剧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升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持科技和产业领先地位，加强了高技术中间投入品对我国的出口限制，一些产业链和企业已经出现了关键中间投入品的断供。美西方国家断供等打压遏制不但使我国一些产业链的本土企业发展受到影响，而且会抑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此外，美国政府与国会正在讨论一项法案，限制美国企业投资中国高科技企业。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使主要国家和跨国公司积极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促进关键投入品的供应来源多元化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本土化，一些跨国公司减少了在中国的投资或考虑将在中国的工厂搬迁回国内。
五、增强我国产业根植性的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产业链根植性面对的挑战，应加强高级生产要素的供给，进一步完善产业生态，为人民群众更高层次发展需求创造条件。
一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加R&D投入，并逐步提高基础研究在R&D投入中所占比重，通过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等举措，激励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增加研发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大学、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更多地进行产业转化。完善创新创业设施和配套服务，营造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激发科研人员、大学生等群体的科技创业热情。
二是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继续推进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对元宇宙、Web3.0、量子科技等前沿数字技术和新兴商业模式的探索，鼓励数字科技巨头利用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赋能。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将成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向行业内外中小企业开放，开展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上云用数赋智等数字化转型示范，培育一批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转型咨询、诊断评估、设备改造、软件应用等一揽子解决方案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
三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构建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制度，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和高水平开放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畅通流动，畅通国内大循环，不断提高国内产业发展质量，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增强我国市场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力。
四是促进产业生态进一步完善。推进政产学研用金加强协同创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各自的优势，加快突破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的制约，大力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提升我国产业链中间产品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鼓励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创新产能合作模式，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支持科技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提高我国产业的集聚能力和区域配套能力，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五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大力推进居民收入与GDP保持同步增长，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中高收入人群比重。加大对特殊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坚持“房住不炒”原则，稳步改善城镇居民的居住环境。加大对城乡生活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不断丰富文化艺术等产品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六是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完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及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干预，营造尊重企业家价值、鼓励企业家创新、发挥企业家作用的舆论氛围，引导企业家爱国敬业、扎根国内，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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