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不但改变了经济的发展形态，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数字技术为动力，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正在重塑全球竞争格局，对于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愈发凸显。现有研究围绕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发展机制等内容做出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很快，需从理论高度来准确认识和把握其发展规律，但目前还存在理论支撑不足和滞后问题。本文认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存在逻辑一致性。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已经得到普遍认可（赵剑波，2019）。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当务之急。数字经济是一种广泛、复杂的经济现象，研究的起点应该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据要素的大量积累，随着两者共同推动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从而提升了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数字经济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是重要组成，一些研究将两者混淆，原因就在于没有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逻辑。由于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对于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基本内涵、发展动因和关键影响因素等问题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混淆和误区，这也造成了现有理论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不足。数字经济包括数字化产业、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等内容，因此，需要在明确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三者逻辑关系的基础上，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探索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只有深刻理解数字经济运行的深层逻辑，才能明确其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才能科学提供政策供给和改善政府监管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一、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一致性
数字经济在很多领域都会带来资源的节约以及效率效益的提升，这正是高质量发展所追求的目标。通过综述相关研究（如丁志帆，2022；张蕴萍 等，2021；任保平，2020），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阐述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一致性，并认为其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的业态创新，中观层面的结构优化，宏观层面的要素配置等方面。
（一）微观层面
在微观层面，平台企业崛起迅速推动数字化产业发展，而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推动着产业数字化发展，两者构成了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
1．平台企业与网络效应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在规模经济、网络效应、匹配机制的作用下（荆文君，2019；尹振涛等；2022），电子商务、分享经济等领域的平台企业快速崛起。构建形成了新的盈利模式和成长模式。平台企业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数字技术的距离缩减效应（distance-diminishing effects）能够帮助平台企业实现超越地域和国别界线的扩张（Stallkamp et al., 2018）。传统企业所需要的资源会受到地理空间和物流距离限制，而基于网络空间的平台企业能够突破地理和资源约束，例如字节跳动公司的TikTok下载量超过20亿次，扩张到了全球175个国家（Sherman, 2020）。其次，平台企业是典型的双边市场，能够促进交易便利化，并能有效治理不同的用户群体（赵剑波、杨丹辉，2019；Rietveld & Schilling, 2021）。传统产品生产的方式更多是企业依靠内部资源整合供应链，并将产品销售给用户。平台企业则通过整合供给和需求双方的资源，精准匹配交易活动并创造价值。从产品到平台的演化实现了从价值交易到价值共创的转变，涌现出多边平台、在线社区、生态系统等新组织形态（李树文 等，2022；王冰 等，2022）。最后，随着双边市场的网络效应凸显，平台企业的规模和价值呈指数级增长（丁志帆，2022）。数字技术强化了网络效应的潜力，随着数据的海量积累以及网络连接范围的持续扩大，平台的网络效应变得越来越强。尤其在跨边网络效应的作用下，随着用户数量不断增加，平台也变得更具吸引力。平台企业能够掌握用户信息，这些数据产生的价值往往超过了平台收取的交易费用。用户数据积累的越多，平台匹配供需交易就越精准。通过挖掘用户数据，还能够洞察出服务用户的新途径或者新产品。当然，平台也会产生垄断能力，平台企业之间可能不分享用户数据，甚至滥用用户数据。
2．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
传统企业还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经营效率。数字技术改变了很多行业，但是并未改变一切，大多数传统企业很难通过数字技术实现颠覆性变革，完全转型为一家平台企业。虽然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使得地理、行业、企业的边界变得模糊，但数字化转型并不是要创造出一套全新的商业体系，或者利用新秩序颠覆旧秩序。在不同的行业，数字化转型有着不同的含义，即使对于行业内的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也会存在差异。数字化转型更多是指在一系列数字技术的赋能下，触发企业组织特性的重大变革，并重构企业战略、商业模式、组织结构、运行体系的过程（Furr et al., 2022；黄丽华，2021）。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传统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思维重新定义企业战略、创业过程、治理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应该是包括生产管理模式、价值创造模式、组织管理方式等在内的全方位变革，数字化转型会改变企业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影响并且重塑企业的整个管理系统（赵剑波，2022）。例如戚聿东等（2022）认为，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商业逻辑，体现在推动产业跨界融合、重构产业组织的竞争模式、赋能产业升级等方面[37]。生产运营数字化、价值创造数字化、管理提升数字化，三者不能一概而论。生产运营数字化是在企业内部运用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和运营方式等，侧重降本增效。价值创造数字化以企业创新发展和用户价值增值为主要目标，侧重于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业务创新变革，构建新商业模式，探索价值创造新路径等。管理提升数字化则要求重塑愿景、战略、组织结构、流程、能力和文化，重新构建企业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刘淑春 等，2021），从而实现企业层面的高质量发展。
3．数据要素积累与交易
数据价值化就是要把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所有人类活动所蕴含的信息进行数字量化、储存，产生并沉淀为数据要素，再将这些数据进行汇聚、运算和分析，进而利用数据实现发现规律、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的目的。按照《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的定义，数据价值化主要体现在数据资源化、数据资产化、数据资本化三个方面。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应用、全球数据的“井喷式”生产、数据收集存储和处理成本的大幅下降、机器计算能力的大幅提高，为数据资源化奠定了基础。数字技术或新一代信息技术正逐步演化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并将对原有的物理基础设施完成深度信息化改造。机器设备乃至万物均可成为数据载体，具备数据生成、汇聚、转化能力，万物互联、万物智能成为数字时代的显著特征。
首先，数据的爆发增长、海量集聚蕴藏了巨大价值，为智能化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协同推进技术、模式、业态和制度创新，切实用好数据要素，将为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带来强劲动力。因此，数据资源汇聚是数据利用产业链的起始环节，只有将大量分散的数据加以汇聚，形成海量数据集，才能更好挖掘数据价值。算力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力，尤其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基于大模型的人工智能训练，需要巨量算力的支撑，并且会产生高额的训练成本。其次，数据资产的概念已成为行业的共识，数据资产管理框架渐趋成熟。在数字经济时代，增强用数据赋能行业和安全监管的意识，就要“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在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过程中用好数据要素，对传统产业实施数字化改造，使得数据要素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在数据资产化阶段，主要任务是运营管理数据资产。未来，可实现数据资本化。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关于数据资产的系列成果看，在数据资本化阶段，数据可以成为金融产品，并在资本市场进行交易。
（二）中观层面
在中观层面，数实融合能够产生产业创新效应、关联效应、融合效应，重塑产业链内的分工逻辑与运作模式，实现产业间的功能互补与跨界协同，推动产业组织创新和产业链升级。
1．产业创新效应
依托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等关键要素，可以打破资源流动壁垒，重塑产业创新生态，并对产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杨路明、施礼，2021；肖旭、戚聿东，2019)。新科技革命会带来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爆发性发展。数字技术能够融入技术、产品、市场、组织、管理等创新过程，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对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以平台经济为例，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下，数字产业往往会超越传统产业而逐渐成为宏观经济体系中的关键产业。很多数字平台企业本身就是知识密集型组织，是产业创新的主导力量。数字企业正成为产业技术的主要创新源泉，它们瞄准市场需求、应用场景进行技术创新，本身就是在促进新技术的扩散。大型数字企业还是所在行业的龙头企业，它们了解新技术应用对全产业链的影响，可以有效实现产业链各环节与外部资源之间信息流、资金流的畅通，为产业生态中的各个主体实施创新提供市场空间和要素供给。为了保持持续的创新竞争力，大型数字企业还对基础研究进行大量投资，锚定世界科技前沿，积极探索从0到1的原始创新，抢占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变革的新机遇，并在互联网技术布局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以2020年互联网领域发明专利数据为例，全球互联网企业前10强中，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网易分别位居第二、第四、第六、第八、第九位，专利数量说明的中国平台企业的创新潜力和发展后劲。此外，据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数据统计，过去十年，在云计算与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软件开发、互联网安全服务等技术领域的中国发明授权专利数量，腾讯排名行业第一。
2．产业关联效应
产业关联特征体现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以网络平台为核心的产业组织模式。数字经济通过更大、更开放的网络平台体系，可以将各种资源分布到网络末端，动员社会资源，带动大规模的产业协作（任保平，2020）。平台型组织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平台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协调和配置资源的基本经济组织，是价值创造和价值汇聚的核心，推动产业组织关系从线性竞争向生态共赢转变（曲永义，2022）。除了互联网金融、流媒体等以数字产品交易为核心的平台，大多数平台都离不开实体经济基础。在双边市场条件下，平台企业扮演着“链主”的角色，以其独特的网络效应，链接上下游或者商业生态中的各个主体，因而产生产业关联效应。
传统的产业链是从材料零件部件到集成组装的产品链，是从研发设计到生产销售的经营链。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产业链发展重大变化。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形成更加专业化、纵深化、多元化的分工与协作，推动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持续拓展（左鹏飞、陈静，2021）。数字技术提供的连接、数据、算法和算力等能力，能够有效化解企业所面临的用户信息、生产成本、部门协调等问题。同时，数字技术可以拓宽产业融合的横向边界、延长纵向产业链，成为重塑产业链群生态体系的重要驱动力量。例如，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的结合，能够推动全产业链泛在链接和协作，支撑构建全面互联制造体系，形成具有强烈互动的产业生态，产业之间的竞争形态将以生态竞争力为核心。数字技术赋予企业与用户持续交互的能力，企业向用户提供的服务不再止步于产品销售的完成，结合以租代售、按时间计费、按里程计费、远程诊断、故障预测、远程维修、一体化解决方案等新的商业模式，将会使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进一步突破制造业上下游的边界和细分行业之间的壁垒，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分工和共同协作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制造业的产业形态将会高度适应社会需求，企业数字化成长的方式将会变得更加丰富与灵活。通过数字技术快速高效地为用户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借助销售管理系统和制造管理系统实现定制产品订单的生成、排产、制造和精度跟踪，甚至可以直接获取用户对产品的反馈信息，或者接入金融产品，增加产品后市场服务，不断推动企业从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服务”转变。
3．产业融合效应
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李腾等，2021）。数字经济的魅力在于打破传统发展模式，通过对原有产业及传统要素的渗透、拆弃和整合，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部门要素利用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付晓东，2020）。数字技术改变了产业链上下游的传统交互模式，数实融合能够提升产业链技术优势、渠道优势和资源优势之间的协同效应。以跨界融合、协同联合、包容聚合为特征的产业融合机制促进产业组织创新，以及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组织创新的角度来看，出现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虚拟工厂、以及各种形式新型组织形态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简化了资源要素流动途径，使生产要素流动性增加，提高了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实现合理化要素配置，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及产业间实现协调发展（冉启英、李艳，2022）。最终产业边界会被打破，服务业、制造业、农业之间的界限会变得非常模糊，数实融合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融合式发展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按融合的范围分，主要包括产业融合、产品融合和市场融合（史丹，2022）。随着数实融合的深度发展，制造业成为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载体。数实融合有助于推动“制造”向“智造”转变，加快重点制造领域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既能巩固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又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曲永义（2022）提出，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包括生产要素赋能、降低交易成本、产业组织变革以及资源配置能力提升等多重机制，可以促进产业跨界融合创新，提升产业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李腾等（2021）认为，数字技术将导致现有产业结构发生“互补整合”与“优化整合”，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存在双向联动关系，数字产业化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性和先导性条件，但产业数字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更为显著（陈晓东、杨晓霞，2021）。
（三）宏观层面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一致性得到广泛认可（如杨佩卿，2020）。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新技术、新要素、新产业注入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从经济运行系统、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就业水平等方面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1．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特质与高质量发展内涵高度相关。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优化产业分工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经济形态（刘鑫鑫、惠宁，2021）。张凌洁和马立平（2022）提出，数字经济通过影响经济规模、生产效率、技术创新等方面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宁朝山（2020）基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个维度分析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并对其效应进行了检]。荆文君（2019）提出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新的全要素生产率三条路径促进经济增长，三条路径结合形成了经济的长期高速高质增长模式。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激活了产业内的分工效率以及技术创新效率，产业链各节点之间、不同产业链之间的高度协同提升产业附加值。
现有研究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数字经济条件下，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数字技术的渗透和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创造，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优化生产资源配置，可以突破空间限制，实现信息及时传递与加工，促进形成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数字技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压缩时空距离，不仅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而且通过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如杨慧梅、江璐，2021）。因此，数字经济市场条件下，要素匹配更有效率、更加精准，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错配及市场扭曲的减少有助于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数据积累能够产生新增生产要素效应。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渗透于各个生产环节并逐渐改变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种类和比例，打破了传统要素的配置方式，进而通过加剧市场竞争和优化产业分工，减少资源错配和市场扭曲（余文涛、吴士炜，2020）。随着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改变了要素投入的有机配比，新的生产要素不断形成并补充到宏观生产函数中，数据和信息不仅可以直接投入生产，而且可以提高劳动、资本、企业家才能等传统要素的生产效率（丁志帆，2022）。
2．助力双循环新格局
数字经济成为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需求和供给两大体系的同步升级赋能“双循环”战略，构建起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高质量动态运行体系（李天宇和王晓娟，2021）。一些学者对于数字经济和双循环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左鹏飞、陈静，2021；李天宇、王晓娟，2021），指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会促进完整内需体系的形成、全球吸纳力的增强、国内消费的升级、投资环境的创新、营商环境的优化以及产业链的安全稳定，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助力解决生产要素流动问题，有效打通供需信息，减少流动障碍，随着数据要素加入到生产过程中来，推动传统生产要素的变革与重组，对经济社会发挥放大、叠加、倍增效应。从发展现状看，数字经济持续创造国内需求增量，助力内需释放，降低跨国交易成本。平台经济迅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尹振涛等，2022）。数字平台高效连结国内外消费者和供应商，在推动我国效率变革和激活消费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数字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我国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打通数字产品“双循环”通道，扩大数字产品产量，进而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丁志帆，2020）。以跨境电商等数字贸易平台为例，互联网平台导致传统贸易成本大幅降低，扩大了贸易的规模以及降低了国别之间的贸易成本，推动形成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效应，实现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的多层次、多渠道释放。任保平（2020）提出，打造平台经济和新业态经济，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海量数据的分析，数字平台利用数据资源和技术挖掘消费需求，能够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和外部性问题，实现供需精准匹配，畅通产业、经济、社会三个循环。
3．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数字技术进步促使就业技能、就业结构、就业性别发生改变。无论数字企业成长，还是传统企业转型，都能提供更多工作岗位，重塑劳动关系，提高工作报酬和工作能力。数字平台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是就业主要增长点。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平台经济迅速崛起，大大拓宽了“零工经济”的应用场景，催生了一大批新就业形态（莫怡青、李力行，2022）。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就业结构优化与就业质量提升，实现高质量就业（戚聿东 等，2020；丛屹、闫苗苗，2022）。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劳动收入，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对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提升作用更大（罗小芳、王素素，2021）。零工经济还对创业产生潜在的正向影响，例如外卖平台带动了金融、信息、科研和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创业活动。
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措施与建议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数字产业化本身的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融合发展，以及数据要素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李三希、黄卓，2022）。数字经济本身就是高质量的经济形态，究其本质，需要从数字化产业、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三个方面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制约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也体现在这三个方面，数字化产业发展面临着合规监管、数据安全等问题，产业数字化面临着数实融合动力不足、程度不深的问题，数据价值化还未形成成熟的商业化模式。
（一）以产业数字化为主战场
产业数字化成为数字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领域。产业数字化首先要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领域开始，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已逼近天花板，必须通过数字化转型来寻找新的空间。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在整合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联通需求与供给、生产与消费、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从而成为经济与社会中新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成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可以围绕标志性、引领性产业体系布局和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制造平台等数字化平台，对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重组。一方面，以传统龙头企业以及创新型领军企业为牵引，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嵌入多类型的智能化服务，提高制造业全链条生产效率，真正实现智能制造。另一方面，利用数字平台型企业的数据服务能力、云服务能力以及算法能力实现传统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改造，收集和汇聚产业链数据，提升大规模定制与个性化定制能力。
（二）发挥数字平台畅通作用
2022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释放平台经济的创新引领作用，即通过创新优化供需匹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加快经济内循环流速。数字平台尤其电商平台在畅通经济社会循环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电商为主的数字化消费平台所蕴含的新的交流、交易模式，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模式和社交结构变革的重要推动力。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随着人脸识别、无感支付等前沿技术日趋成熟，零售新场景和新体验快速演化，商业零售呈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态势，为促进内循环提供新动能，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国际化推广与复制，必将形成新的外循环体系。为了实现双循环，应强调制造业与消费者的供需衔接，鼓励基于电商平台实现工厂直供消费者，把质优价低的产品和美好生活提供给平民大众。此外，通过数字化转型和产业数字化发展，传统制造和服务企业可以嵌入多平台和多场景，如金融服务可以嵌入到支付平台、电商平台、出行平台等，实现个性化需求与规模化定制相结合的商业模式。
（三）规范数字经济运行秩序
在监管方面，要市场和政府相互作用、相互配合，政府在具体领域引导、政策支持以及监管规范等方面要遵循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数字经济条件下数据成为核心要素，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会对经济发展中所有的活动产生根本性影响。数字平台利用其数据和算法等的综合能力，在激发数据生产要素潜力的同时，也对基于工业经济的反垄断监管模式带来基础理论和规制体系的挑战（杨东，2020）。平台的混合式经营模式、算法和算力导致“监管脱敏”，或以混合式经营模式混淆传统行业分类边界，模糊监管归属，甚至还利用算法、算力形成逃避监管的“技术壁垒”。数据监管的目标是确保数据采集利用的“安全共享”，因此，应遵守包容性监管原则、构建反垄断长效机制、强化数据安全和治理。平台经济的有效运转并不代表垄断行为的必然出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尹振涛，2022）。数字产业化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产业数字化提供支撑，例如通过数字平台聚合各类要素提高创新效率，监管的重点是要设好“红灯”，解决好垄断型平台经济问题。
赵剑波.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政策供给[J/OL].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5[2023-04-2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4558.G.20230411.1537.01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