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推动国产替代的功能、模式与实现路径

一、引言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全球化生产和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合作以及知识扩散和传播，提高了全球经济的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贺俊，2020）。然而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技术领先地位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采取了技术封锁和政治打压等措施。美国挑起对中国的“科技冷战”，停止对中兴、华为等国内科技龙头企业供应高端GPU芯片，荷兰ASML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EUV光刻机，“断供”成为限制我国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难题（于畅和邓洲，2021）。随着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和新冠疫情的全面冲击，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回迁产业链，推进产业链本土化，关键核心技术保护力度也大大提升，世界范围内供应链中断和技术脱钩风险日益显著（王昶等，2022）。2020年以来，日本政府先后出台《新冠病毒传染病紧急经济对策》和《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2021》，提出改革本土供应链，减少进口依赖，增强供应链韧性（刘湘丽，2021）。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比上年下降了35%，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1万亿美元，为2005年以来最低水平。尽管2021年全球FDI增长64%实现强劲反弹，但是复苏之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新形势下，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提升供应链产业链韧性、自主掌握核心技术从而提升经济抗风险能力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动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智能制造、航空航天、极地考察、量子计算机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创新成果。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类主体都在关键技术国产替代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推进产业链核心技术及产品国产率不断提升。如2022年9月国务院国资委下发了重要的国资发79号文件，全面指导并要求国企和央企落实信息化系统的信创国产化改造。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基于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创新基地，扎实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工作，并承担起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重任，为国产替代贡献了高质量的人才储备。在我国攻坚关键技术的各个领域中，国有企业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牵头的“卡脖子”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发攻关项目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中国广核集团完成“华龙一号”英国通用设计审查（GDA）和欧洲用户要求的EUR认证，为中国核电技术“走出去”创造了先决条件，自主研发的“和睦”系统在阳江核电站5、6号机组实现首台套应用。再如，中铁集团在盾构机研制方面，攻克了盾构主轴承等“卡脖子”技术，为民族盾构装上了“中国芯”。国产首台高原高寒大直径硬岩掘进机“雪域先锋号”不仅是国产最大直径的敞开式掘进机，也是世界首台双结构掘进机。国有企业承担起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突破的重任，为防范化解产业链供应链重大风险、推进关键核心领域国产替代做出了巨大贡献。

目前关于国产替代的理论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技术赶超、新兴国家跨国并购以及后发国家如何实现自主创新等相关领域。其中，有学者从工业化进程视角提出了工业化后期国产替代的战略方向，强调了产业政策对推进国产替代的重要引导作用（于畅和邓洲，2021）。多项研究指出，国产替代的基本逻辑已经沿着“效益逻辑-价值逻辑-安全逻辑”链条转变，当前形势下应更加强调安全逻辑（贺俊，2020；王昶等，2022）。有学者从后发赶超视角探讨了国产替代在中国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的进程中，推动本土产业链完整化的作用。盛朝迅（2021）从产业链供应链的角度指出，目前我国存在三大主要问题：一是产业链不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性受到冲击；二是产业链不强，产品附加值不高；三是产业链不安全，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因此努力培育本土产业实现技术超越十分必要。胡登峰等（2022）通过对科大讯飞2000-2021年从技术追随到技术领跑的语音技术发展历程的纵向案例研究，提出“基于科学研究与市场应用纵横交替”的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模型，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总体来看，国产替代的模式与路径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尽管在实践层面国有企业在国产替代中已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是相关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进程，对国有企业功能定位、推进模式和实现路径等问题，仍然缺乏系统和深入的剖析。因此，本研究从微观视角出发，探讨国有企业在促进国产替代中具备的优势和承担的功能，进而研究国有企业推动国产替代的模式和路径，最后结合我国国产替代进程为更好发挥国有企业作用提出对策建议。

二、新形势下国产替代的内涵、逻辑与问题

（一）新形势下国产替代的内涵剖析

近年来，西方国家不断升级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维持自身影响力和控制力（李括，2020），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全球各国更加意识到维护本土产业链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更加强调核心技术的本土化和多元化（Kalpokas和Radivojevic，2022）。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高端制造业领域采取了愈加严厉的技术封锁政策，给我国半导体芯片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并且，这种逆全球化和技术封锁趋势逐渐向生物医药、软件设计等多个产业领域蔓延，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实施国产替代战略、突破外国技术垄断具有重要意义。国产替代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对国产替代的定义、内涵和方式等学界尚未达成共识，相关理论研究仍处于探索期。王昶等（2022）认为，关键技术国产替代是通过自主创新等方式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和替代应用的过程。于畅和邓洲（2021）认为，国产替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通常伴随着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赶超。胡登峰等（2022）则认为国产替代的深层次问题是主导权和控制权的问题。总体看来，目前学术界对于国产替代并没有给出一个较为完备的定义，与技术赶超、产业升级、自主创新等概念区分不清。从新形势下我国面对的芯片危机以及断供风险可以看出，国产替代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可控性。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的重要前提是技术安全可控和产品安全可控，因此技术替代和产品替代是国产替代的核心内涵。技术替代在“知识垄断”“技术封锁”的情境下意味着要以自主创新为主要方式突破“卡脖子”技术，进而实现技术赶超。产品替代则意味着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上下游使用自主技术研发的新产品，这必然会导致产品质量、管理模式、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变革，因此产业升级必不可少。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国产替代是指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替代，通过产业升级实现产品替代，最终提高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可控性的过程。

（二）新形势下国产替代的逻辑演变

国产替代是为应对国家外部动态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因此与国家技术先进程度、产业发展进程以及外界客观环境息息相关，也因此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化特征。从动态视角看，国产替代的基本逻辑已经沿着“效益逻辑-价值逻辑-安全逻辑”链条发生转变，突出表现为从效益逻辑转向安全逻辑（贺俊，2020；于畅和邓洲，2021；王昶等，2022）。在后发国家参与全球化生产的初级阶段，国产替代的主要逻辑是效益逻辑，国产替代以提升经济效益、提高生产效率、引进先进技术为主要目标。后发国家刚进入全球市场，缺乏先进的技术、经验和高端人才，但拥有广阔的市场资源、生产资源和劳动力（李平和臧树伟，2015），因此国产替代的重心是如何发挥自身相对优势，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实现经济快速发展。随着后发国家工业化水平和生产效率逐渐提升，技术、人才引进的弊病也逐渐凸显，西方国家长久霸占价值链高端、拥有产品标准和价格的话语权以及大量核心技术专利，使得后发国家陷入了低端锁定和进口依赖（贺俊等，2018）。此时，国产替代的目标并不是实现产业的从无到有、技术的从零到一，也并不一味谋求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升，而是思考如何摆脱进口依赖、跳出低端困境。因此，后发国家面对产业升级困境往往采取二次创新、“干中学”等措施，积极克服技术壁垒、增加技术附加值，提升产业链地位，国产替代的基本逻辑也从效益逻辑转变为价值逻辑。例如，1980年左右日本开始实施“技术立国”战略，以科技为中心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促进日本企业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和成本削减，逐渐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在本土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产业，同时积极进行海外投资，向东南亚、中国等地转移本国附加值低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逐渐占据了有利位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后发国家在技术专利、工业化进程以及国产制造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各项数据指标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国际形势也在不断变化，“逆全球化”思潮迭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高新技术企业面临技术封锁和断供危机，国产替代的主要目标从增加技术附加值、提升产业链地位转变为防范化解产业链风险，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因此，国产替代的基本逻辑从价值逻辑转变为安全逻辑，其深层次反映的是控制权和主导权的问题。如何取得核心技术发展的主动权和智能制造业产品的持续创新升级，是当下我国迈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发力的重点（郑江淮和郑玉，2020）。

（三）新形势下国产替代的突出问题

当前，防范化解产业链风险，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稳定性，已经成为国产替代的首要目标。新形势下我国国产替代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制度、产业、企业和技术等多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

1.制度层面。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提升至第11位，而制度指标排名仅为第42位，明显落后于其他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推动国产替代的重要制度保障。从政策环境看，尽管各级政府出台了很多促进技术创新的政策，如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畅通科技型企业国内上市融资渠道等，我国创新政策体系日益完善，但政策落地和执行效果仍不够理想。一方面，技术创新政策仍缺少具体的配套措施和操作细则，造成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调研中有企业反映一些优惠政策操作流程复杂、资金到位不及时，尤其是中小企业付出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对创新活动的支持作用却并不明显。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政策配套制度和实施细则，公布具体落实和推进政策的部门，对关键问题做出明确规定，才能更好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政策涉及多级政府或多个部门，需要相互之间的统筹协调，也是政策落实的主要困难之一。部分政策涉及的政府部门众多、审批流程冗长、程序繁琐，给政策落实带来了较大的困扰。尤其是当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不统一的情况，如省级政府政策由市级政府执行，就容易造成下一级政府因预算紧张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的问题。从市场环境看，当前国产替代还没有形成以市场机制为驱动和企业主导的动力模式。国产替代的主体应当是企业，政府无法替代企业的职能，只有企业基于市场前景和技术发展水平不断更新迭代产品、获取投资回报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于畅和邓洲，2021），驱动国产替代向更安全的水平发展。当前我国科技成果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基础研究成果与应用研究尚未与价值链中各高中低环节有效对接（苏继成和李红娟，2021）。一些技术研发与实际产业链需求不相匹配，导致科研成果无法转化、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应当更好地强化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不断完善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和创新生态系统（谷建全和彭俊杰，2020；柳卸林和常馨之，2023）。

2.产业层面。一是创新主体协同不够。目前我国构建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技术市场交易也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创新主体之间目标定位差异、高层次人才欠缺、中小企业难以参与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糜志雄和张斌，2019）。不同创新主体的目标、理念存在差异甚至出现利益冲突，都会影响其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小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提高自身软实力的意愿有所增强，但因缺乏激励机制和政策安排，往往不愿意承担创新风险或进一步开展创新合作（徐宏和李万春，2020）。二是供应链协同不够。供应链协同不仅包括供应商协同，也包括客户协同。由于长期依赖进口技术，客户对进口技术和产品产生了极强的客户粘性，加之部分技术产品的转换成本、交易成本高，导致国产替代进程受到严重影响。有效的客户协同能够增进客户对国有技术和产品的了解，缓解国产替代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压力（臧树伟和陈红花，2020）。三是链主企业创新引领不够。要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需要培育足够多的“链主”企业，鼓励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企业间补短做长紧密结合，促进形成安全、高效的产业生态布局。但目前由各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的创新协同项目占比还不够大，这就导致了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多方共赢、可复制推广的示范项目不多。而在“链主”企业遴选培育机制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这也导致“链主”企业发展动力不足，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带动作用减弱，产业聚集效应难以形成。

3.企业层面。一是企业创新激励不足。企业激励员工创新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降本增效，也关系到国产替代进程和效果。与基层普通员工相比，针对企业核心员工的创新投入更能促进企业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姜英兵和于雅萍，2017）。然而，不少企业虽然设立了创新成果奖励，但大多都针对成功的创新，企业内部对于创新失败的包容度不够、容错纠错机制不足、创新风险分担体系不完善，让不少员工存在不敢创新、害怕担责的心态，限制了企业创新活力。二是高端人才储备不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突破需要高端技术人才支持，尤其是对各类创新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需求较大。但是，由于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存在较为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潘士远等，2019）。尤其是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体制机制方面的限制，导致对人才的激励不到位，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核心人才流失必然会影响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在产业链风险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怎样吸引和留住核心人才显得越发重要。三是仍然面临融资困境。当前我国金融发展仍处于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梁永堂和祝扬，2022），不仅影响了实体经济融资的可获得性，也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梁榜和张建华，2019）。企业创新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内源性融资往往难以满足创新需求，但中小企业由于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股权债权融资要求高等问题，融资困境依然是限制中小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

4.技术层面。目前我国关键技术领域仍存在不少短板，基础学科领域薄弱问题较为突出，尤其在“卡脖子”领域我国仍存在较为严重的技术依赖，部分核心材料、核心部件、核心设备、核心工艺和核心算法尚不能自主可控、国产替代率低，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相对较高。例如，用于芯片设计、航空设计的各类工业软件，中国严重缺乏竞争力。根据中国工业技术软件化产业联盟发布的《中国工业软件产业白皮书（2020）》，我国95%的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依赖进口，国产可用的研发设计类产品主要应用于工业机理简单、系统功能单一、行业复杂度低的领域；经营管理软件占有国内70%的市场份额，但高端市场领域仍然依赖进口软件，甚至出现企业创业初期使用国产软件，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由于软件功能难以支撑业务需求而被迫使用国外软件的“逆国产化”现象；70%的运维服务类工业软件依赖进口，国内软件较多关注数据采集与数据监控以及简单的评估预测能力，缺少成熟工程应用，缺乏数据和经验积累。甚至在过去改革开放发展的四十多年中，中国工业软件与国外技术差距呈现扩大之势（郭朝先，2019）。一方面，我国部分“卡脖子”技术领域起步较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支持力度不够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挤压，部分领域如工业软件也因“重硬轻软”等思想局限错过了发展窗口期，只能通过高额代价来弥补。另一方面，部分核心技术领域危机意识不够强烈，导致国产替代进程动力不足、国产替代率低。以操作系统领域为例，截至2022年底，谷歌旗下的Android、微软旗下的Windows、苹果公司旗下的iOS、MacOS以及Linux五大操作系统占据全球98.1%的市场份额，占据中国97.3%的市场份额。谷歌Android系统的免费、开源，微软放任Windows操作系统的破解，都间接扼杀了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也使国内厂商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心。

三、国有企业推动国产替代的基础与功能

（一）国有企业推动国产替代的基础条件

总体来看，国有企业在资源、融资、组织、技术等多方面具备比较优势，能够有力支撑国有企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与民营企业等其他创新主体相比，国有企业也面临着创新动力和效率不足、布局和结构有待优化等方面的制约。国有企业推动国产替代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规避劣势产生的负面影响，做到“扬长避短”。

1.资源比较优势。首先是规模优势。国有企业相较于民营企业拥有较明显的规模优势，尤其是中央企业，其经营规模大、辐射范围广，因而能带动周边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研发创新。此外，规模经济优势能提升国有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从而承担起更具战略性和风险性的创新投资项目。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共有145家企业上榜，其中99家为国有企业，其中国家电网、中石油和中石化资产规模跻身全球前五位。其次是平台优势。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拥有更加完备的创新设备和平台支撑，有利于突破“卡脖子”技术、促进各创新主体协同创新攻克技术难题，在推进国产替代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最后是人才优势。国有企业拥有一大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组织，建立起相对稳定、结构合理的高素质科研人才队伍，为自主创新、技术赶超以及实现国产替代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本。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截至2021年底，中央企业拥有研发人员107万人，比2012年底增长53%，拥有两院院士241名，约占全国院士总数的1/7。

2.财务承诺优势。创新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国有企业由于资金实力比较雄厚，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试错机会。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高投资、高风险、长周期等特征，使得民营企业更倾向于投资较为成熟的技术。国有企业要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等非经济目标，更容易获得财务上的支持，能够更坚定地投身于长期的技术创新活动。国有企业由于承担着经济增长、稳定就业和保障国计民生等社会责任，地方政府通常会给予一定的“隐形担保”作为补偿，从而使得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王珏等，2015；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同时，国有企业所投项目基本是承接国家和地方战略、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项目，拥有雄厚的优质资产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也更加容易获得银行、基金等投资者的信任和青睐，从而使得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此外，大型商业银行大多属于国有控股企业，与国有企业有着相似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在同等条件下也更倾向于优先选择国有企业项目。

3.组织整合优势。首先，国有企业以其自身较大的经济规模、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以及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往往占据着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依托网络布局，国有企业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辐射上下游、带动网络中的中小企业发展，同时创造需求和供给，提高新技术、新产品的使用率，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贾根良和李家瑞，2018）。其次，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中小企业技术支持。国有企业的投资倾向和规模效应以及充足的资金支持能够帮助其购买更多的中小企业技术。一方面，国有企业在中小企业技术的基础上改进创新，帮助中小企业参与到产业链核心环节。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通过扶持中小企业改进技术，提升自身创新引领能力，从而推动产业链国产替代进程，提升产业链安全性和自主性。最后，国有企业之间交流顺畅、高层管理人员任职稳定，因而管理者能够有效整合企业内部资源，对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及其战略意义有更为积极的认知和理性的思考（贺俊等，2018）。此时管理者会在战略制定、项目选择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向国产替代倾斜，并且引导企业各级员工加速投入到国产替代的进程中来。

4.技术积累优势。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国有企业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能力和经验，具备优良的创新实现条件（李政和周希禛，2020）。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进核心技术和产品国产化的中坚力量。国有企业在载人航天、深海潜水、核电、C919大飞机等多个核心技术领域都取得了重大创新突破，是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我国高铁从落后到追赶再到领跑世界，“超级钢”从引进研发、摸索创新再到量产，国有企业在推进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方面拥有较为丰富的经验。近年来，国有企业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减排、绿色生产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进行了部署，在多个领域的技术水平已接近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良好的技术能力积累和成功经验示范，为国有企业进一步推动国产替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能够产生较强的影响力和带动力。

5.创新动力和效率不足。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等方面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为我国关键核心领域国产替代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平台和基础，但是在推动国产替代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从创新动力来看，由于创新知识产权归属和创新收益分配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国有企业创新投入与收益不对等的现象仍然存在，可能导致国有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从创新人才和效率来看，尽管国有企业已经具备较大规模的科技人员储备，但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高端人才以及经验丰富的投资管理专业人才仍然较为匮乏，并且普遍面临人才引进难、人才流失率高等问题的困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人才结构仍需优化，创新效率有待提升。根据万德（Wind）数据库统计，2021年我国A股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中，经营管理人员占比达38.6%，而技术人员仅占22.2%，管理人员比例过高，技术人员比例远低于非国有企业，人才创新产出较低（周文斌等，2023）。从创新制度供给来看，国有企业创新机制不够完善，创新人才缺乏系统培养与有效激励机制（何立胜和陈元志，2016）。当前，国有企业需要更加包容、友好的创新制度环境，尤其是创新的容错纠错机制、创新成果转化的市场机制等亟需健全，另外针对国企高管也缺乏与企业创新投入产出效率挂钩的考核与评价机制。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当重点关注如何破解这些制约因素，为国有企业推动国产替代释放更多活力、创造更高效率。

6.布局和结构仍需优化。从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来看，国有企业由于其自身发展历史和战略布局等原因，在部分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并不显著甚至处于劣势，尤其是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仍有待提升。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国有资本大部分集中在重化工业（黄群慧，2016），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如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国有企业进入时间较晚，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也相对较弱。另一方面，部分国有企业固守在传统优势领域，习惯于传统业务思维，对新市场、新技术、新需求敏感性不强，在发展新兴产业领域方面动力缺乏、经验不足（刘晓昳和梁大鹏，2019）。在这些新兴产业领域中，国有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和推动国产替代能力较弱，而一大批创新型民营企业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国有企业要善于协调与平衡自身优势和劣势，做到“扬长避短”，从而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国产替代进程。在下一阶段的国资国企改革中，要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促进国有企业在传统领域转型升级，并积极布局新兴领域。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要积极与民营企业开展合作创新，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协同效应。国有企业要发挥自身规模优势和资源优势、发挥龙头作用和平台作用，在新兴产业等劣势领域激励民营企业发挥技术、管理和制度等方面优势，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贡献活力（杨思莹，2020）。

（二）国有企业推动国产替代的功能定位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所属国有企业，一定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和掌握更多的国之重器。国有企业在推进国产替代进程中，承担着多重功能，发挥着关键作用。

1.国有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和创新引领发展战略的坚定执行者，也是开放式创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排头兵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郑力，2018）。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支撑，要努力打造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原创技术策源地，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建立以中央企业为核心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关键作用（李政，2022）。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十三五”期间，中央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3.4万亿元，占全国总投入的1/4，研发人员规模近百万人，在高铁、核电、能源化工、移动通信等产业领域拥有丰富资源和不俗实力。2021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中超过40%项目有国企的参与或主导，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这一比重则超过了55%，其中一等奖中8项有国企的参与或主导，占比高达72.7%。同时，国有企业也是国家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截至2021年底，中央企业国内外研发机构数量达到5327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91个。国有企业坚持国家战略性需求导向，在维护国家科技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战略必争领域积极布局“卡脖子”紧迫性技术，填补了大量科技空白。例如，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深海一号生产储油平台，F级50MW重型燃气轮机等一系列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大大推动了行业技术进步和发展。此外，中国空间站、天问一号、北斗导航、时速600公里磁悬浮列车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研成果，都离不开国有企业的投入和贡献。国有企业为国家战略科技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力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

2.国有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发挥协同创新“领头羊”作用。国有企业在推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推动国产替代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协同、纽带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趋复杂，产品系统创新又兼具多主体、非线性、集成性等特点（Sahal，1985；Hobday，1998），其创新过程涉及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和整个创新生态系统，包含政府、高校、大中小微企业、科研院所、客户等多个主体（赵晶等，2022），高度依赖创新网络上各主体合作完成（Kash和Rycoft，2000；Sergeeva和Zanello，2018）。因此突破复杂产品技术创新，要发挥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协同创新的“领头羊”作用。发挥国有企业的领导、协调作用，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协同企业或组织的支配与控制，而是提供联结条件或技术支撑。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资源集聚优势和规模优势能够更好地提供创新发展平台，起到龙头作用（杨思莹，2020），在创新网络中也具有更强的亲和性（李文静，2015）。据国务院国资委披露，中央企业在北斗产业、民机铝材、新能源汽车、数字化发展等方面先后设立了多个产业协同创新平台，2020年承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13个，建设各类创新平台400多个，形成了航天云网、电科芯云等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高水平平台，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强大的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与政府的天然纽带能够为产业体系中关键技术研发提供资金支持和创新网络支撑（陈劲和阳镇，2021）。因此，提高国有经济创新力、加快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突破，不局限于产业体系中各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而是要发挥国有企业在所处行业创新格局中的龙头和引领作用，构建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董博为等，2022）。

3.国有企业在保障产业链安全中发挥“链长”作用。国有企业在保障产业链安全的过程中，要突出自身“链长”定位，发挥牵引作用，促进新技术应用。提高产业链韧性、保证产业链安全可靠是抵御外来风险和冲击、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高洪玮，2023）。产业链上各企业之间的协同互联、企业多元化发展、多平台创新是保障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的基础，而这些都与产业链“链长”的引领协调紧密相关。大型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和比较优势构成了产业链“链长”的内在动力和基石（赵晶等，2022）。国有企业作为履行国家使命的载体，既要承担起发展经济的使命，也要承担起在国计民生、战略安全等方面的社会使命。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人才储备、资金技术优势、丰富的管理经验等都成为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基石。实际上，基于当前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战略性和关键性产业，众多国有企业已经承担起了“链长”的角色和职责。例如，中国移动从“固补强塑”四个方面发力带动通信行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攻克产业“卡脖子”难题方面，中国移动组织产业协同分工、编队作战，提出“芯巢计划”、“筑基计划”并在多款芯片研发中取得突破；在深化合作方面，中国移动推动成立全球首个5G联合创新中心，设立28个区域实验室及七大行业联盟；与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等12所高校成立联合创新载体，聚集了1400家产业合作伙伴。国有企业以“链长制”思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围绕国家战略安全布局和市场发展需要，为推进国产替代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4.国有企业在创新供求关系中发挥“主引擎”作用。从技术供给角度看，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资源和能力积累，是重要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供给主体。国有企业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切实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和产业龙头优势，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发展新动力，更好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着力强化原创技术供给，为国家战略布局、产业优化调整提供技术支持。从技术需求角度看，国有企业是新技术和新产品主要的市场需求方，通过政府采购等制度安排，发挥重要的需求牵引作用。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2021年中央企业采购总额超过13万亿元，辐射带动各类企业200余万家，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8家中央建筑企业上下游供应商、分包商超过200万家；3家中央汽车企业整车生产依靠产业链上下游约3万家中小企业提供配套支持。国有企业能够促进以需求为导向的科技创新，拉动中小企业参与到协同创新的网络中来，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培育一大批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企业，从而实现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提升产业链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四、国有企业推动国产替代的主要模式

国有企业推动国产替代可以采取多种模式，包括直接的方式和间接的方式。直接的方式主要是指国有企业自身作为创新主体发挥作用，如：自主技术供给模式，创新需求牵引模式；间接的方式主要是指国有企业带动其他创新主体共同发挥作用，如：资源配置提升模式、创新生态构建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四种模式可以动态转变、互为补充，并且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基础和支撑条件。

（一）自主技术供给模式

自主技术供给模式是指国有企业在国产替代过程中承担起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重任，为产业发展提供自主国有技术，提高国产替代率。国有企业作为独立的技术创新主体，应充分调动自身具备的资源和能力优势，加大自主创新投入强度，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创造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供给。特别是在国家战略领域和国民经济命脉等关键领域，如军工、石油石化、航空航天、电网电力等行业国有经济占比达80.1%（新利体育在线登陆 课题组，2022），国有企业更应高度重视原始创新、不断优化产业布局，集中力量打破国家战略急需和制约行业发展的底层技术封锁，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李政和周希禛，2020）。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强，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有明显的优势和深厚的积累，要承担起民营企业不敢创新、不愿创新和不能创新的领域技术突破重任。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联合科研院所、高校以及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开展协同创新，实现自主知识产权，为市场供给自有技术。例如，我国军工国防企业在物联网、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工业互联网等领域，为国民经济和国计民生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航天开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打破了亚洲市场GPS“霸主”地位的僵局，也逐渐应用于华为、苹果卫星通信和百度地图定位等多个领域。2022年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发布北斗科研新成果，解决了我国铁路建设和运维期测量、定位过去完全依赖GPS的问题，实现了北斗全替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军工国防航天领域科技成果应用于更广阔的国民经济领域，推动我国多个产业共同向更高水平转型发展。采用自主技术供给模式的国有企业需要具备敏锐的战略感知能力和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国有企业需要能准确判断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和技术攻坚方向，推进技术超前布局，从而把握下一个技术赶超机会窗口；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也需要具备强大的技术能力，不断突破西方技术封锁，为我国产业发展提供自主技术。

（二）创新需求牵引模式

创新需求牵引模式是指国有企业凭借自身资源和规模优势，通过订单采购等方式扩大上游技术需求，提高国有产品和技术的市场转化率，从而推动国产替代的模式。国有企业不仅是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供给方，也是市场上重要的创新需求方，通过采购新技术和新产品等需求牵引方式，可以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创新活动，从而促进国产替代。国有企业作为自主技术的需求方，可以从技术需求侧来拉动自主创新活动，在技术采购环节中更加侧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从而加速推进国产替代。例如，中国电信2020-2021年近7万台的服务器集中采购中，国产CPU占比为35.5%；2022-2023年服务器集中采购总金额达131亿元，三类服务器中国产CPU占比分别为26.7%、2.4%和70.9%。中国移动2021-2022年PC服务器集中采购第一批次中，国产芯片服务器占比41.43%；2021-2022年PC服务器集中采购第二批次中，整体国产化率61.04%。目前，中国移动整体国产服务器占比已经达到43.47%。中国联通公布的2022年人工智能服务器集中采购项目中，国产服务器采购预算占比为30.7%。此外，当企业的特定投资活动如核心技术创新等具有强外部性时，市场本身的价格补偿机制往往无法激励企业达成最优投资水平，这时国有企业能够通过供应链金融或者订单等措施来激励上游企业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从而对产业链产生牵引作用（新利体育在线登陆 课题组，2022）。例如，中铁建资本控股依托中国铁建核心企业信用优势，创新金融产品“铁建伙伴融”为铁建系统内上游的600余家中小微企业融资17.48亿元。国有企业能够吸引各类资本支持产业链上下游符合国家战略、拥有技术优势的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采用创新需求牵引模式的国有企业需要具备雄厚的资金优势和规模优势，大部分直接面向终端市场且对产业链上游有较强的牵引能力。国有企业大宗采购订单不仅是国有技术和产品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的重要渠道，也是国有技术和产品经受市场检验并不断改进提升的关键环节。因此，在创新需求牵引模式下，国有企业需要具备充足的资金实力和广阔的市场规模，从而为上游技术和产品供给方提供强有力的需求拉动。

（三）资源配置提升模式

资源配置提升模式是指国有企业凭借自身资源优势协同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利用自身竞争优势提高产业链整体创新水平，从而推动国产替代进程的模式。国有企业可以依托在产业链中的“链长”地位，发挥自身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协调产业链上各个环节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协同效应，从而实现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国有企业能够通过与上下游的紧密联系加强产业协同和联合技术攻关，通过资源整合与共享形成分工明确、风险共担的产业生态（李政和王思霓，2021）。构建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能够有力推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突破（董博为等，2022）。同时，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经营效益和竞争力，倒逼整个产业链自主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从而提高自主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推出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替代技术和创新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当市场竞争越激烈时，企业越有动力参与研发创新活动（Grossman和Lai，2004）。处于“链长”地位的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当国有企业不断提升经营效率时，必然给产业链中的其他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在此情境下，产业链中的其他企业为谋求更大生存空间会产生更强的研发创新倾向，加大自主创新投入，进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过去十年中央企业发展质量显著提升。2021年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6.8%，比2012年提高1.8个百分点；年化全员劳动生产率为76.3万元/人，比2012年增长84.2%。中央企业在提升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动产业链整体降本增效。例如，中国中化下属先正达集团的中国水稻种子业务单元，积极构建供应链融通模式，建立供应链创新中心开展种子生产研究，推动全行业工艺流程革新，为产业链中小企业制种商降低成本，实现每亩节约成本300元左右。资源配置提升模式下国有企业需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话语权，并且掌握多种资源渠道。市场竞争力和话语权能够帮助国有企业更好发挥“链长”作用，带动整个产业链创新力和竞争力提升。丰富的资源渠道可以帮助国有企业协同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促进产业链资源配置更高效。

（四）创新生态构建模式

创新生态构建模式是指国有企业通过不断强化自身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服务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向价值链更高端转型，形成自主创新驱动的产业生态系统，从而推进国产替代进程的模式。许多国有企业已经逐步构建起以自身为核心的创新生态系统，可以更加充分发挥其创新引领和带动作用，联合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各个主体协同创新，共同取得关键核心领域的技术突破。采用这种模式的前提条件是，国有企业首先要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才能更好调动创新生态系统中各主体的合作创新积极性。一方面，国有企业要持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确保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现代化和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关键（李政和王思霓，2021），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推动国产替代的必要之举。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不断强化市场竞争优势，维持自身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在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国有企业通过市场竞争逐渐成为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并强化自身市场地位和话语权（余东华和李云汉，2021）。国有企业在利用竞争优势提升自身效益的同时，逐步淘汰产业链落后环节、补足产业链短板、引领产业发展，从而发挥产业链“链长”的牵引作用，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转移和布局。例如，中国宝武不仅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流程等方面实现突破，攻克HyCROF（富氢碳循环氧气高炉）等难题，更是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协同共建超大型高质量钢铁生态圈。截至2020年底，钢铁云平台就接入企业用户超过12万家，仓储企业超过2000家，运输企业5000家，为2000家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采用创新生态构建模式的国有企业不仅要具备自主研发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也要拥有较强的市场规模优势、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难以达到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理想效果。自主创新能力给予创新生态系统突破封锁研发自主可控技术的实力，而规模优势、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则是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和条件。此外，创新生态构建模式也需要大量产业链中小企业的配合参与，国有企业要充分调动中小企业参与国产替代的意愿，并给予相应的平台和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充分发挥系统协同优势。

以上提出的国有企业推动国产替代的四种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自身创新能力以及所处产业链地位进行动态调整和组合。不同的国有企业，或者处于不同时期的同一家国有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模式或相互组合。实践中要综合考量国有企业所处情境和自身条件，选择最适宜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某种或多种模式。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和国有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是模式选择时可供参考衡量的两个重要维度（如表1所示）。总体而言，当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强并处于“链长”企业位置时，更加适合采用创新生态构建模式，充分发挥其在产业链协同创新中的促进作用；当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强但处于“链辅”企业位置时，更加适合采用自主技术供给模式，集中主要力量攻克关键技术难题，为产业链中其他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当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时，国有企业更要发挥自身规模优势和资源优势。当国有企业处于“链长”企业位置时，可以优先考虑资源配置提升模式；当国有企业处于“链辅”企业位置时，选择创新需求牵引模式更为契合实际。

表1国有企业推动过程替代的模式选择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五、国有企业推动国产替代的实现路径

国有企业在推动国产替代时选择模式不尽相同，不同模式对国有企业各方面的能力要求也有所差异。国有企业要根据产业链发展现状、自身创新能力以及市场竞争格局等多重因素，为推动国产替代采取有针对性的战略和行动。总体而言，国有企业推动国产替代的实现路径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

（一）明确国企创新战略，聚焦核心技术领域

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当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明确国有企业创新战略。国有资本要集中在提供公共服务、战略性前瞻产业和关系到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逐步退出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肖红军，2021）。国有企业要根据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及当前市场紧迫需求，明确科技创新战略目标和方向，聚焦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难题进行攻关。工业化后期的国产替代是本土企业不断成长并且努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国产替代的基本方向是处于产业链短板的五大核心领域，即由关键核心技术所支撑的核心材料、核心部件、核心设备、核心工艺和核心算法。国有企业要研判当今发展趋势和重点，不断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向“五核”领域以及专精特新领域倾斜。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万多家，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997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186家。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发布的《行业领军企业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超过80%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相关服务业，很多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关键领域发挥着“补短板”“填空白”的关键性作用，成为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支撑。但不少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人才、技术、资金等关键要素上仍存在一定不足（刘志彪和徐天舒，2022）。国有企业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规模优势、技术优势、资源优势和管理优势，进一步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发挥全产业链创新发展的带头作用。国有企业要结合不同行业和领域特点，围绕供应链合作、研发能力互补、数据共享、股权投资、人才交流、生态圈打造等问题，不断探索助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有效模式，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共赢格局。

（二）担当协同创新枢纽，完善创新生态系统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益复杂化，创新活动趋于系统化，并呈现出多学科相互融合的特征，单个企业往往很难实现突破（李政和周希禛，2020）。因此，要突破技术封锁，攻克技术难关，不仅需要企业自身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也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和高校科研机构的协同（张杰，2022）。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适合作为产学研网络中的枢纽（董博为等，2022），国有企业能发挥重要的纽带作用，将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等紧密联系起来，共同攻克技术难题，促进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协同创新。我国要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就需要既面向市场又超越市场的主体，而举国体制本身就是一种任务型体制，其效用发挥有赖于权威的协调动员能力（路风和何鹏宇，2021）。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全力支援疫情防控一线，发挥了“大国重器”的顶梁柱作用，充分体现了国有企业响应国家动员承担国家战略需求的独特优势。与此同时，我国一大批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创新能力，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国有企业在发挥协同创新的“枢纽”和“桥梁”作用时，也要调动民营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携手共建并持续完善创新生态系统。例如，在“复兴号”高原双源动力集中动车组研制过程中，中国中车集团协同多个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国有、民营企业联合攻关，突破多项技术填补行业空白，中国铁路也实现了“复兴号”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覆盖。再如，国机集团所属的中国一拖多年来与民营企业建立了稳定配套产业链，带动了一大批相关民营企业发展，仅在洛阳地区的生产供应商数量就有近400家，超过70%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资金、资源和技术等优势，搭建起链接政产学研多个创新主体的桥梁，通过建立创新基金、创新平台、创新联盟等多种形式推动创新生态系统中各主体的协同创新，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封锁，提高产业链安全性和稳定性。

（三）构建数字创新平台，提升创新效率效力

伴随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化和数字资产化为主要内容的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成为我国产业链迈向中高端的重要契机（李政和王思霓，2021；刘九如，2023）。国有企业要在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中起到引领带头作用，以知识、数据、数据分析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为驱动核心，提升整体经济质量效益，提升产业链附加值，从而提升产业链整体的竞争力和稳定性（吴君杨，2020）。首先，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丰富的生产数据和应用场景优势，利用数字技术加快关键领域技术创新。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工业创新平台，加快推进关键技术领域协同突破。例如，国家电网建设的能源工业云网是国内能源领域首个全域赋能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覆盖31个省份，接入19862家企业，包含64个行业APP，接入138657台设备，以生产过程智能化体系为向导，有效实现了从设计单位到客户、上线游供应商和同类制造企业的生产协同应用，有效推动产业链向智能化发展。其次，要充分利用数字平台，助力新技术和新产品快速产业化和大规模应用，让新技术和新产品在早期更快地接触消费者，从而实现快速技术迭代与创新。通过数字平台发布有关新产品新技术信息，有效缓解了产品技术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为新产品的快速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数字平台还可以公开首台（套）测评数据信息，提升使用者对首台（套）的信任，为走完国产替代“最后一公里”给予了重要保障。例如，中国移动协同业界20多个软件供应商，开展百余种大数据软件国产化适配，成功实现国产设备“首台套”大规模应用落地。最后，国有企业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可以借助民营企业的优势资源携手共建数字创新平台，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基础和条件不同，主攻的方向和领域也有所差异，但二者都能为国产替代进程增添助力。国有企业一方面要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基础保障，另一方面承担起配置全球资源、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责任；而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服务业、制造业等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在规模、资源上具有比较优势，而民营企业可能更具创新活力，也更加适应市场化机制。因此，国有企业要与民营企业共同发展，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共同推动关键核心领域国产替代进程。例如，民营企业在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等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国有企业就可以协同民营企业共同推进数字创新平台建设。中国华能集团与华为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在智能光伏电站、智慧电厂、智慧煤矿、智慧供应链、工业互联网、云数据中心、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创新、技术领先的智慧云平台，加强在售配电及综合能源服务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四）把握赶超机会窗口，突破传统创新范式

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路径并不是一个单调线性的过程，在已有成熟的发展轨迹上后发国家几乎没有赶超机会，只有在“机会窗口”时期率先进入新兴轨道，才有实现技术赶超的可能（黄宁和张国胜，2015），而一旦错失“机会窗口”后发企业则会继续处于落后的状态（Freeman，2002；Wu和Zhang，2010）。“机会窗口”的出现也为实施颠覆性创新提供了合适的时机，能够降低创新实施过程中价值创造活动的不确定性（陈字理等，2022），正确识别机会是规避颠覆性创新风险的关键前提（吴佩和陈继祥，2010）。颠覆性创新是指从新市场或低端市场等非主流市场切入，通过提供物优价廉的产品进而通过技术或商业模式创新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最终实现对现有主流市场的颠覆（Christensen，1997）。“机会窗口”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后发追赶理论认为技术范式转换导致的技术机会窗口、市场需求变化导致的需求机会窗口以及制度政策变化导致的制度机会窗口都是后发企业超越的战略机遇（Lee和Malerba，2017）。国有企业拥有较强的技术积累，因而对技术范式转变和技术变革拥有敏锐的嗅觉，同时与政府之间的天然纽带使得国有企业对政策、制度的变化理解更为深刻，故在发现、把握机会窗口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其充足的资金支持、明显的规模经济优势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等多渠道资源都为颠覆性创新提供了基础。但受限于国有企业所处行业和产业布局，国有企业本身所处领域并不容易实现颠覆性创新，而民营企业所处的服务性、竞争性领域则更适用于颠覆性创新。因此，国有企业要加强同民营企业之间的协作交流，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布局颠覆性技术创新，从而把握机会窗口实现技术赶超。近年来，国资委和科技部建立了战略合作机制，进一步统筹资源，支持引导一批技术创新能力强、行业引领带动作用大的中央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中央企业超前布局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并举办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在全社会营造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良好生态，带动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提升。

（五）夯实自主创新能力，强化核心资源支撑

无论采用哪种模式，国有企业都需要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才能更好地承担关键核心领域技术突破的重任。而技术能力的提升必须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同时加强人才等核心资源的支持力度。路风（2018）曾经论证过中国企业只能走自主创新道路，技术引进永远不能代替自主开发。过去中国企业通过海外研发的形式在部分领域实现了技术追赶（Di Minin等，2012），但过度利用现有的技术学习探索会导致企业产生路径依赖，错失长远发展机遇（Levinthal和March，199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就曾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美国对芯片技术的封锁给我国高端智能制造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也给我们敲响了产业链安全的警钟，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就会威胁到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从芯片进口限制可以看出，中国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必须始终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杨思莹，2020）。自主创新需要投入大量的核心资源，其中人才是最为关键的资源。国有企业要深入贯彻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打造形成适应企业现代化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体系，并着重培养新兴产业和关键领域人才。国有企业要充分认识到，人才作为重要的战略核心资源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与决定性作用，要高度重视引进和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国产替代奠定人才基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坚持“人才高度就是事业高度”的理念，在人才选拔、人才培育等方面创新政策制度，推动人才发展规划有效落地，严格选才、大胆用才、精心育才，积极打造本领过硬、技术过强的人才队伍，45岁及以下的青年科技骨干人才占30%，有效为我国航天领域技术突破与赶超保驾护航。

六、更好发挥国有企业推动国产替代作用的制度供给

为了更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推动国产替代进程中的功能与作用，必须为其提供更为完善和有效的制度供给。结合我国国产替代进展情况和制度体系建设情况，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制度环境、创新体制机制。

（一）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优化适合国有企业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

国有企业是推动国产替代、提高产业链安全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是要巩固深化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机制建设，市场化经营机制和现代化治理体系是释放企业活力、竞争力、创造力的制度基础。关键是要实现更精准、高效、灵活的收入分配制度，特别是优化对战略核心领域和新兴产业领域重要人才的激励机制。二是要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国有企业要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核心功能，围绕扩大内需战略支点，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着力提升基础固链、技术补链、融合强链、优化塑链的能力。三是完善公平竞争制度，营造良好的创新型企业成长环境。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体系，加快建设既适应国际通行规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补贴制度体系，构建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秩序。

（二）加强战略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选拔、引进、培养与激励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国产替代需要稳定、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作为保障，然而许多国有企业仍面临核心人才缺失或流失的问题，亟需在人才制度方面进行完善与创新。在人才选拔上，建立健全各类人员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制度，切实做到信息公开、过程透明，做到严选、优选、德才兼顾。在人才引进上，加快落实各区域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从薪资待遇、住房补贴、子女入学等多方面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在人才培养上，引导广大高校尤其是双一流学校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给予基础研究人才更多的发展空间。同时，注重培养交叉学科融合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和国际化人才。在人才激励上，探索建立员工持股等中长期激励机制，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重点奖励新兴产业和战略核心领域的高层次人才，着重激励取得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人才。

（三）增强自主创新支持政策力度，确保政策执行到位并取得实效

国产替代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有效的政策引导与支持。首先，要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战略引导作用，带动其他市场化投资主体向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项目倾斜，支持具有国产替代前景的企业加大创新投资力度。其次，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或承担战略创新任务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外购科研成果、专用技术知识、特殊人才引进、专利申请等费用纳入抵扣范围，减轻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成本压力。同时，要着重加大对基础弱势领域和专精特新企业的财政补贴，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来鼓励企业或个人在关键技术领域和基础学科领域开展创新研究。最后，政府要努力破除对创新型企业的融资约束，支持企业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商业保险等方式获得商业贷款，从而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同时，要有序推进数字金融发展，让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切实惠及中小微企业，帮助它们走出创新融资困境。在以上各项创新支持政策落实过程中，要强化主体责任并进行跟踪评估，建立企业政策应用环节的问题反馈机制，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对企业创新发挥有效支撑作用。

（四）营造更加友好的创新文化氛围，实行更加科学的容错纠错机制

从“消化吸收”到“再创新”的根本性转变必然包含试错与冒险，这种试错与冒险从根本上有别于技术依赖的思维模式，它是后发企业理解产品概念和掌握核心技术的重要途径。如果决策主体在实施某项创新政策时有失误，就要承担起一系列的不利后果，必然会导致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畏惧创新。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的创新文化，并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宽松环境和文化氛围。企业对创新的激励应坚持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并重，强化精神力量对创新主体的积极影响，通过技术比武、科技成果奖励等多种方式培育以自主创新为导向的企业创新文化，最大限度地激发全员崇尚创新、参与创新的积极性与活力。同时，在社会范围内也要宣扬创新精神，鼓励创新，包容失败，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要完善落实更加科学的容错纠错机制，将制度设计有机融入高管考核和公司治理中，推动容错制度在更广泛的企业中落地，提升对高质量创新的激励效果。企业内部也要善于利用数字技术科学决策、智能决策，减少不必要的失误，稳步提升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五）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实施自主创新进而推动国产替代的重要保障。由于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我国曾经错失了重要的“机会窗口”。为此，要进一步宣传知识产权保护对自主创新和产业链安全的重大意义，在全社会范围内提高全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建立健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切实保护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首先，要确保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加大严格执法力度，落实侵权惩罚性赔款制度等措施，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自主创新活动的基本保障作用。必须严厉打击滥用知识产权获利的不正当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我国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其次，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重创新成果、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政府、企业、学校等可以充分利用各类数字化媒体平台，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广泛传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提高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度，鼓励公众自觉践行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最后，要加快培养知识产权保护专业人才队伍，成立知识产权保护培训基地，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劲、阳镇：《融通创新视角下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理论框架与实现路径》[J]，《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58-69页。

[2]陈字理、刘贻新、张光宇、欧春尧：《机会窗口视角下的颠覆性创新模式研究——基于中美日代表性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比较分析》[J]，《软科学》，2022年第10期，第55-62页。

[3]董博为、尚俊颖、戴汝熙、丁明磊：《产学研融合创新破局：“高校-国企”伙伴关系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22年第20期，第12-19页。

[4]高洪玮：《中国式现代化与产业链韧性：历史逻辑、理论基础与对策建议》[J]，《当代经济管理》，2023年第4期，第11-19页。

[5]谷建全、彭俊杰：《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问题研究》[J]，《中州学刊》，2020年第10期，第26-31页。

[6]郭朝先：《当前中国工业发展问题与未来高质量发展对策》[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50-59页。

[7]何立胜、陈元志：《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状况与高管认知》[J]，《改革》，2016年第12期，第37-45页。

[8]贺俊、吕铁、黄阳华、江鸿：《技术赶超的激励结构与能力积累:中国高铁经验及其政策启示》[J]，《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第191-207页。

[9]贺俊：《从效率到安全: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J]，《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5期，第79-89页、192页。

[10]胡登峰、黄紫微、冯楠、梁中、沈鹤：《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国产替代路径及机制——科大讯飞智能语音技术纵向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2年第5期，第188-209页。

[11]黄宁、张国胜：《演化经济学中的技术赶超理论：研究进展与启示》[J]，《技术经济》，2015年第9期，第32-37页。

[12]黄群慧：《“十三五”时期新一轮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14页。

[13]贾根良、李家瑞：《国有企业的创新优势——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11页。

[14]姜英兵、于雅萍：《谁是更直接的创新者?——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J]，《经济管理》，2017年第3期，第109-127页。

[15]李括：《美国科技霸权中的人工智能优势及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J]，《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1期，第26-50页、155页。

[16]李平、臧树伟：《基于破坏性创新的后发企业竞争优势构建路径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295-303页。

[17]李文静：《区域校企专利合作申请网络比较研究——基于广东的实证分析》[J]，《现代情报》，2015年第12期，第106-110页、118页。

[18]李政、王思霓：《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8期，第112-120页。

[19]李政、周希禛：《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第21-30页、113页。

[20]李政：《国有企业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作用与机制路径》[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3年第1期，第55-67页。

[21]梁榜、张建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激励创新吗?——来自中国城市和中小企业的证据》[J]，《当代经济科学》，2019年第5期，第74-86页。

[22]梁永堂、祝扬：《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国定扶贫县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评论》，2022年第5期，第86-99页。

[23]刘九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本质、路径、存在误区及政策建议》[J]，《产业经济评论》2023年第1期，第5-15页。

[24]刘湘丽：《增强供应链韧性：日本政策的出台与走向》[J]，《现代日本经济》，2021年第6期，第1-14页。

[25]刘晓昳、梁大鹏：《北京市属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J]，《新视野》，2019年第3期，第102-107页。

[26]刘志彪、徐天舒：《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补链强链的专项行动》[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23-32页。

[27]柳卸林、常馨之：《构建市场导向的核心技术创新生态系统》[J/OL]，《科学学研究》，第1-21页，DOI:10.16192/j.cnki.1003-2053.20230321.001.

[28]路风、何鹏宇：《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第1-18页。

[29]路风：《论产品开发平台》[J]，《管理世界》，2018年第8期，第106-129页、192页。

[30]糜志雄、张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9年第10期，第46-51页、58页。

[31]潘士远、朱丹丹、何怡瑶：《美国减税之中国应对研究：基于人才流失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9年第10期，第183-198页。

[32]饶品贵、姜国华、货币政策：《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业绩》[J]，《管理世界》，2013第3期，第12-22页、47页，187页。

[33]盛朝迅：《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思路与策略》[J]，《改革》，2021年第2期，第1-13页。

[34]苏继成、李红娟：《新发展格局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1年第7期，第100-111页。

[35]王昶、何琪、耿红军、周依芳：《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逻辑、驱动因素与实现路径》[J]，《经济学家》，2022年第3期，第99-108页。

[36]王珏、骆力前、郭琦：《地方政府干预是否损害信贷配置效率?》[J]，《金融研究》，2015年第4期，第99-114页。

[37]吴君杨：《打造数字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新实体经济”》[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12期，第69-71页。

[38]吴佩、陈继祥：《颠覆性创新风险规避策略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第12期，第73-77页、第95页。

[39]肖红军：《推进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方法论》[J]，《改革》，2021年第1期，第74-91页。

[40]徐宏、李万春：《中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问题与对策》[J]，《科学管理研究》，2020年第3期，第2-7页。

[41]杨思莹：《政府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理论基础与实践方案》[J]，《经济学家》，2020年第9期，第85-94页。

[42]于畅、邓洲：《工业化后期国产替代的方向调整与推进策略》[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55-62页。

[43]余东华、李云汉：《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组织创新——以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链群生态体系为例》[J]，《改革》，2021年第7期，第24-43页。

[44]臧树伟、陈红花：《本土品牌厂商创新赶超路径演化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1132-1141页。

[45]张杰：《强化国有企业对中国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体系支撑力的途径与对策》[J]，《河北学刊》，2022年第6期，第119-129页。

[46]赵晶、刘玉洁、付珂语、张勇、李欣：《大型国企发挥产业链链长职能的路径与机制——基于特高压输电工程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2年第5期，第221-240页。

[47]郑江淮、郑玉：《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中国经验的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第61-79页。

[48]郑力：《国企如何当好“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J]，《人民论坛》，2018年第28期，第73-75页。

[49]新利体育在线登陆 课题组：《产业链链长的理论内涵及其功能实现》[J]，《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7期，第5-24页。

[50]周文斌、李宁、唐华茂：《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下国有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研究》[J]，《企业经济》，2023年第4期，第16-27页。

[51]Christensen,C.M.,“The Innovator’s Dilemma: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M].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7.

[52]Di Minin,A.,J.Y.Zhang,and P.Gammeltoft,“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R&D in Europe:A New Model of R&D Internationalization?”.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12,30(3):189-203.

[53]Freeman,C.,“Continental,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Complementarity and Economic Growth”.Research Policy,2002,31(2):191-211.

[54]Grossman,G.E.,and E.L.Lai,“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5):1635-1653.

[55]Hobday,M.,“Product Complexity,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sation”.Research Policy,1998,26(6):689-710.

[56]Kalpokas,N.,and I.Radivojevic,“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Methodology an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oftware:A Practical Guide for Educator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ers”.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2022,27(2):313-341.

[57]Kash,D.E.,and R.W.Rycoft,“Patterns of Innovating Complex Technologies:A Framework for Adaptive Network Strategies”.Research Policy,2000,29(7-8):819-831.

[58]Lee,K.,and F.Malerba,“Catch-up Cycles and Changes in Industrial Leadership:Windows of Opportunity and Responses of Firms and Countries in the Evolution of Sectoral Systems”.Research Policy,2017,46(2):338-351.

[59]Levinthal,D.A.,and J.G.March,“The Myopia of Learning”.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3,14(S2):95-112.

[60]Sahal,D.,“Technological Guideposts and Innovation Avenues”.Research Policy,1985,14(2):61-82.

[61]Sergeeva,N.,and C.Zanello,“Championing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UK Megaprojec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2018,36(8):1068-1081.

[62]Wu X.B.,and W.Zhang,“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Paradigm Shifts:Catch-up of Chinese ICT Firm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0,14(1):57-91.

王欣，新利体育在线登陆 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国有企业改革、公司治理和企业国际化。

付雨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和企业国际化。

王欣,付雨蒙.国有企业推动国产替代的功能、模式与实现路径[J/OL].产业经济评论:1-19[2023-08-22].https://doi.org/10.19313/j.cnki.cn10-1223/f.2023081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