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渊源、典型特征与时代启示——基于晋江经验视角

一、引言

晋江经验是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在七下晋江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深刻总结出来的，核心内涵在于“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1]。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可见，晋江经验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当下仍然具有鲜活生命力和时代穿透力[2]，能够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3]。

现有文献对晋江经验展开了多维度分析。如有研究者在回顾晋江改革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探讨从“晋江模式”到“晋江经验”的时代变迁[4，5]，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阐述晋江经验的创造性探索和积极实践[6]；也有研究者立足晋江经验的现代意义，分析其对当前民营经济数字化转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政策工具创新与县域经济发展的时代启示[7，8，9，10，11，12]。然而，少有文献专门讨论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更多则是将其嵌入到民营经济发展等相关问题中[13]。因此，有必要对此展开进一步研究。

实际上，企业家精神与“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密切相关。如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生产力，发挥企业家精神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企业家精神中的套利精神是一种市场警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坚持市场导向；企业家精神中的冒险精神、创业精神、创新精神体现为锐意进取、艰苦奋斗，也就是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企业家精神若缺乏诚信因素，将在市场经济中将寸步难行；等等。有鉴于此，下文首先回顾企业家精神的现有文献，并从理论层面出发，总结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特征；然后分析晋江经验中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渊源，并从实践层面出发，总结典型特征；最后讨论晋江经验中企业家精神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时代启示。

二、企业家精神的文献回顾与核心特征

企业家是创新创业的发起者，是市场活动的组织者，是微观企业的领导者，是价值创造的践行者，而企业家精神是有关企业和企业家意识、思维、品质、认知、价值取向的抽象表达。目前，研究者们对企业家的概念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仍存在争议。因此，有必要回顾现有文献，梳理有关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总结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特征，为下文分析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企业家精神的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十分丰富。概括而言，大致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对企业家精神的讨论可以追溯久远。有研究者将其追溯至古巴比伦王国，也有研究者将其追溯至公元前19世纪的商族部落[14]，但更多研究者认为SAY是企业家精神的首个提出者，其认为企业家精神是集合企业家的技巧、才能、精神为一体的无形生产要素[15]。这对后续KNIGHT、SCHUMPSTER、SCHULTZ、KIRZNER等人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很难有研究者能对企业家精神下一个准确的定义[16]，但对其概念的讨论通常与企业家自身特质、角色及其功能密切相关[17]。最为典型的如WENNEKERS和THURIK（1999）[18]，其在文章中根据相关研究总结了13项企业家角色，包括风险家、资本家、创新者、决策者、领导者、管理者、组织者、所有者、雇佣者、发包方、逐利者、分配者、创业者。

二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不同研究者对企业家精神内涵的理解并不一样。HEBERT和LINK（1989）[19]总结出三个学派：①德国学派，以THUNEN和SCHUMPSTER为代表。其中，SCHUMPSTER（1934）[20]从企业家作为创新者这一角色出发，强调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是建以立新生产函数为标志的“创造性破坏”。②芝加哥学派，以KNIGHT和SCHULTZ为代表。其中，SCHULTZ（1975）[21]在批评过去研究存在把企业家精神限于商业层面、不考虑企业家配置能力差距、不考虑稀缺性供给、在总均衡主导下产生刻意忽视等问题基础上，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是应对包括非市场活动在内的失衡。③奥地利学派，以MISES和KIRZNER为代表。其中，KIRZNER（1979）[22]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是在非均衡市场过程中存在的对获利机会的警觉。

三是企业家精神的特征。企业家精神的特征包括复杂性、动态性、延展性、区域性等。如复杂性指不同研究者对企业家精神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如心理学研究者更关注企业家特质，管理学研究者更关注企业家活动，经济学研究者更关注企业家功能。动态性指不同时期研究者们对企业家精神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如李兰等（2023）[23]研究表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创建期的企业家精神突出表现为勇担风险、奉献、善抓机会、敬业、节俭等方面，而高质量发展推进期的企业家精神突出表现为诚信、敬业、创新、奉献、造福社会等方面。延展性指不同角度下研究者们对企业家精神的解读也不一样。如在公司层面，企业家精神突出表现在竞争、战略等方面，这与个人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并不一致；在社会层面，企业家精神突出表现在敬业、奉献、责任等方面，这与公司层面的企业家精神也不一样[24]。

四是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如在宏观经济方面，企业家精神能够发挥市场竞争效应、就业扩张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等机制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5]。当然，由于存在管制和法治等因素的作用，企业家精神的数量效应和配置效应也可能会产生扭曲，进而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26]。在产业转型方面，企业家精神不仅能发挥直接动力作用，还能通过提升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质量及配置效应等发挥间接助力作用[27]。有研究者考察法国工业革命后发现，以家族小商人为代表的企业家所形成的话语体系是彼时法国经济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推动了金融、交通、零售、贸易、纺织等产业发展[15]。在企业成长方面，企业家精神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经验积累、产品开发，以及商业模式重塑等方式提高企业绩效[28，29]。

五是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也十分广泛，包括文化、地理环境、社会氛围、制度、政策、资本市场、政商关系等[30，31，32]。如有研究者认为，所有制结构和企业规模会影响企业家精神。其中，大型非国有企业由于具有日常经营的自主权、市场开拓的积极性、改革创新的源动力等特征，因此，有利于企业家精神；而大型国有企业由于存在战略实施受限、人事更迭频繁、风险规模性强等问题，因此，不利于企业家精神[33]。有研究者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健康的政商关系能够营造宽松的创新氛围、减少政府无效干预，进而通过降低创业的交易成本、提升资源的配置效应等方式激发企业家活力，发挥企业家精神[34，35]。

（二）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特征

尽管现有文献已从不同角度对企业家精神展开了立体式研究，并在持续研究过程中不断加入新的元素[23，36，37，38]，然而，冒险精神、创业精神、套利精神、创新精神、学习精神已被研究者们广泛接受，从而成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特征。

一是冒险精神。企业家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文献，意指从事远征冒险事业的领导者，特别是远航海外开拓殖民地的冒险家[39]。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将企业家定义为商业行为中非受雇的风险承担者[40，41，42，43]。可见，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首要特征。可以将冒险精神定义为：企业家承担风险的意愿，即在面对未知领域或不稳定期望效用时，愿意且能够投入时间与精力、整合要素与资源进而探索性开展价值创造活动。通俗点说，冒险精神就是“想常人不敢想”“干常人不敢干”。

二是创业精神。企业是企业家的主阵地。不管是作为一类最基本的社会经济组织，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方式，企业并不是天生就存在。它需要创立者，创造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微观细胞；它需要协调者，实现对市场配置资源方式的替代；它需要指挥者，决定业务发展方向和未来战略愿景。因此，创业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前提特征。可以将创业精神定义为：企业家建立新企业的行为，即在节省交易成本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形成新的组织以创造特定价值。

三是套利精神。市场是企业家的主战场。在市场开发过程中，受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甚至蒙昧无知等因素影响，供给端与需求端存在着大量不协调之处，即“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而企业家具有高度“警觉”，能够先于他人发现并及时采取行动进而有效定位并瞄准市场需求，最终实现套利。因此，套利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特征。可以将套利精神定义为：企业家识别与捕捉机会的能力，即利用各种技术或手段，从庞杂、零散的市场信息中深入挖掘并精准匹配潜在需求。

四是创新精神。创新是企业家的创造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如果说从“0”到“1”是冒险精神，那么从“1”到“N”则是创新精神；如果说企业创立行为是创业精神，那么企业生存基础则是创新精神；如果说发现市场机会是套利精神，那么满足市场需求则是创新精神。可见，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特征。可以援引SCHUMPSTER（1934）[20]有关“创造性破坏”的五类基本行为作为创新精神的定义，即使用新技术、引进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控制新资源、创造新组织。

五是学习精神。企业和企业家的大部分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需要在后天获得、优化乃至提升，而学习则是重要途径之一。可见，学习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关键特征。可以将学习精神定义为：企业家和企业为了增强个体能力和组织能力，充分利用业务培训、会议交流、进修深造、实践试错等方式把知识、经验内化。在此过程中，只有把各种显性知识转变为默会知识，才能具备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等特征，也才能构建属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三、晋江经验中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渊源与典型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44]。反映到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上，可以说：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晋江，就不可能理解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这种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就是文化渊源。文化是世代相传的价值体系，包括最基本的信念、思维、规范、风俗、习惯等范畴[45]。从广义上看，有人便有了文化创造，不管是以自觉还是不自觉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是精神之源[46，47]。从历史角度看，尽管文化的形成及影响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甚至是隐性的过程，但却体现在更深层次上。尤其对企业家而言，文化能影响个人的信念、态度、价值观，进而影响其在社会层面的各类市场经济活动，因此，企业家精神具有文化根植性。本节首先讨论晋江经验中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渊源，然后总结晋江经验中企业家精神的典型特征。

（一）文化渊源

对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而言，除了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大的文化系统，也与晋江地区独特的小的文化脉络密切相关。事实上，晋江文化在历史上是由中原文化、闽越文化、海洋文化、宗教文化等相互交融形成的，充分体现了传统性、连续性、多元性、包容性、延伸性、开放性等特点，对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产生了深刻影响^①。

①本节中的史实均来自福建省人民政府、福州市人民政府等官方网站。如前者在2014年发布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对闽南历史文化和文化生态进行了详细回顾；后者在2019年发布的《闽都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色》对古闽文化、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进行了细致分析。不再赘述。

一是中原文化。晋江地区的中原文化来源于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中原河洛汉人南下，尤其以“衣冠南渡”“儒将开漳”“三王治闽”为代表的三次大规模移民为代表。正是由于中原人口的规模化迁移，给晋江地区带来了中原文化。特别是中原地区先进的知识、经验、技术、工具，大大促进了晋江地区经济发展。由此，中原文化在人口融合、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传承。如李志坚（2009）[48]研究表明，王氏兄弟在唐末入闽治闽，通过稳定政治、尊儒立校、延揽人才等方式，传播并发展了中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原文化下所具有的稳定环境、物质基础、人才条件，不仅带动了晋江地区的商品贸易的发展，也厚植了晋江地区企业家成长的土壤。

二是闽越文化。晋江地区的闽越文化根源于地理因素，即晋江地处丘陵地带，土地贫瘠，在很早时期就是“荒蛮之地”。在山丘遍布的地方，人们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而为了生存，人们必须要学会拼搏，不仅要有勇气向“穷山恶水”挖掘资源，还要有胆量与同类竞争资源，甚至在有些时候要有决心发动战争。如在先秦时期，于越族与“七闽”土著逐渐融合，成为闽越族；曾随陈胜、吴广起义反秦；率兵佐刘邦击项羽，之后亦多次反叛。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闽越文化的刚烈性，与企业家精神中的创业精神等息息相关。

三是海洋文化。晋江地区的海洋文化是“因江而生”“向海而兴”的客观体现。《山海经》中的“闽在海中”充分说了闽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在土地贫瘠的现实约束下，闽南地区的人们不得不将眼光投向海洋。距今有5500~6500年历史的壳丘头遗址也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闽南地区的人民背山面海而居，主要依靠渔猎、捕捞为生。凭借优越的江海通流便利性，泉州在唐代已成为重要港口，海外贸易不断发展；在宋代，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海洋商业甚至到了“浮海之商、以死易货”的程度。这种对海洋资源、海外市场的不断开拓与企业家精神中的冒险精神、套利精神等息息相关。

四是宗教文化。晋江地区的宗教文化是民间信仰多样化的体现。如早在西晋时期，晋江已有道教玄妙观、佛教延福寺；至唐代，开元寺、承天寺、南山寺等佛寺表明佛教的兴盛；到宋元时期，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在泉州汇合。而随着妈祖、清水祖师、保生大帝等纷纷被创造出来，以及各种外地传来的神祗，共同构成了以宗族组织为基础文化认同体系。至今，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清真寺、最大的道教石雕老君岩，以及世界仅存的摩尼教佛像石刻都还保留在泉州，也正是在这种兼收并蓄、广泛吸纳全世界多神宗教的基础上，泉州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显然，这种宗教交汇、融合、发展、创造的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家精神中的学习精神、创新精神等息息相关^②。

②需要指出的是，各种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独立的。如中原文化能对闽越文化、海洋文化、宗教文化产生影响，因此，也能通过后者在不同角度对企业家精神产生影响。此外，每一类文化的内涵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如海洋文化既有海洋之意，也有海外之意；宗教文化既有宗教之意，也有宗族之意。而它们又能在乡土、华侨、团结等层面达成一致。

（二）典型特征

从理论角度看，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必然具有冒险精神、创业精神、套利精神、创新精神、学习精神，但在实践层面，其典型特征突出表现为以“敢”为核心的敢想、敢闯、敢干、敢拼、敢爱、敢担等方面^③。

③需要指出的是，敢想、敢闯、敢干、敢拼、敢爱、敢担并不是分裂开来的，而是联系紧密、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组成了晋江经验中以“敢”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2023年10月，作者对晋江地方政府、代表性企业、党校等多部门进行实地调研，因此，本节中的相关资料来自现场座谈、企业官网、财务报告等渠道。不再赘述。

一是敢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事业始于伟大梦想，梦想是激发活力的源泉”[49]。纵观历史，不管是飞上天空，还是飞入太空，都来源于梦想。没有梦想，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甚至人类发展都将步履维艰，甚至可能陷入停滞危机。对企业家而言，也是如此。不管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发展，不管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国家，企业家首先需要有梦想。如果马斯克没有“我想改变世界”的梦想，今天可能就看不到SpaceX和Tesla的成功。从晋江地区发展历史角度看，敢想来源于晋江文化。后者对晋江经验中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企业的使命、愿景和对危机的应对处置上。以安踏集团为例，其使命是“将超越自我体育精神融入每个人的生活”，愿景是“成为受人尊重的世界级多品牌体育用品集团”；在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安踏集团积极探索转型发展之路，在营销模式上率先采用“体育明星代言+央视广告投放”方式；在2012年库存危机爆发后，安踏集团开启零售转型战略，加大化解了库存积压问题。这些都能够充分体现晋江经验中企业家精神的敢想特征，即不管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企业家首先要敢于梦想。

二是敢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照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50]。这是敢想与敢闯的辩证统一。事实上，企业家最初所产生的梦想可能只是一个念头，不一定是明确的，甚至在很多时候是模糊的。要把这个念头真正落实、准确触达甚至实现闭环，需要大胆闯，在不断试错过程中找到适合的道路。以马斯克为例，“我想改变世界”的梦想是雄大、深远的，而创办众多企业则是落实这个梦想的勇敢尝试。其中，SpaceX面向浩瀚宇宙，承载人类殖民火星的愿望；Tesla面向现实困境，解决人类能源约束的问题。从晋江地区发展历史角度看，敢闯来源于晋江文化。后者对晋江经验中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企业家的闯荡与企业的转型上。如早在改革开放后，晋江企业家就自发闯出了多种发展模式，其中，以“原材料-技术-市场”为核心的磁灶镇模式和以“市场-技术-原材料”为核心的陈埭镇模式就是晋江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也为后来晋江服装、鞋帽等企业发展的积累了大量经验。近年来，以贵人鸟、鸿星尔克为代表的传统企业在转型升级道路上开始积极探索，前者向粮食业务转型、后者进入医美行业^④，在很大程度也体现了企业家精神中的敢闯特征。

④此处的鸿星尔克是投资公司，与实业虽然是独立的，但同属于鸿星尔克家族。

三是敢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51]。当企业家从千万条路中闯出甚至“杀出一条血路”后，就是要用汗水和智慧干出一片新天地。从晋江地区发展历史角度看，敢干来源于晋江文化。后者对晋江经验中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突出表现在聚焦主业与持续创新上。在聚焦主业上，晋江企业家的汗水主要表现为专一，即久久为功，在所选择的道路上长期耕耘，把业务做深、做精、做优、做强。如劲霸男装自1980年成立以来，始终从事男装细分品类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恒安集团自1985年创立以来，始终从事生活用纸和妇幼卫生用品研发、生产、销售业务；安踏集团自1991年创办以来，始终从事鞋服设计、生产、销售业务；百宏集团自2003年创建以来，始终从事优质涤纶纤维研发、生产、销售业务。即使是目前正在探索转型道路的贵人鸟，自1987年创立以来，也始终从事鞋服设计、生产、销售业务，而自决定调整经营业务后，又毅然决然“逐步退出运动鞋服业务”、将“粮食业务作为公司未来主要经营发展方向”。与汗水相对应的是智慧，主要表现为持续创新，即要以竞争优势为核心，在这条专一的道路上持续提升能力。以安踏集团为例，在产品研发上采取了开放式创新模式，不仅有自设实验室开展内部研发，也与各类大学、科研机构，以及供应商合作，通过成立联合研发中心、组建科研团队等方式，开展产品、技术、工艺的联合攻关。目前，安踏集团累计申请专利数量超过3000件，有效专利数量达到2020件，在国内体育品牌企业中处于首位。2022年，安踏集团研发费用达到12.79亿元，研发强度为2.4%，比李宁集团的5.34亿元、2.1%都要高。

四是敢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52]，“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53]。特别是在敢干的道路上，有时候除了勤奋的汗水和高超的智慧，也需要冒险和团结。从晋江地区发展历史角度看，敢拼来源于晋江文化。后者对晋江经验中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也突出表现在冒险和团结上。其中，冒险指企业家在面对重大抉择时，有异于常人的勇气和魄力去拼搏，甚至去“豪赌”。如安踏集团在1999年的利润仅为200多万元，但创始人力排众议，一方面以80万元签约孔令辉成为代言人，另一方面投资300多万元在央视投放广告，几乎是拿“身家性命”在“赌”。结果，孔令辉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获得乒乓球男单决赛冠军，实现了“大满贯”，由此也带动了安踏品牌走入国人心中^⑤。不仅如此，这样的营销模式也给后来者带来了有益启发，而众多企业的群体效仿使央视体育频道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晋江运动鞋频道”的戏称。与冒险相对应的是团结。如果说冒险是“拼出来”，重在企业家个人的努力，那么，团结就是“拼起来”，重在企业家群体的合力。在晋江，由本地商会、国内异地商会、境外商会共同组成的商会体系数量较多。由于彼此之间有非常紧密的乡缘、信仰和姻亲等关系，企业家与企业家之间互动频繁、经常往来，不仅在内部形成了较好的凝聚力，也在外部形成较强的共生力^⑥。

⑤这一事件也能体现敢想、敢闯、敢干，但更大程度上体现了敢拼。

⑥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地企业集聚效应显著，很少看到企业之间搞恶性竞争。很大程度上，商会内企业都在致力于“做大蛋糕”，然后一起分享资源、知识、经验、机会。

五是敢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54]。从晋江地区发展历史角度看，敢爱来源于晋江文化。后者对晋江经验中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突出表现在爱国和斗争上。在爱国方面，以安踏集团为例，其在推动品牌建设的过程中，不仅仅是立足自身去打造一个基业长青的企业品牌，更是怀有对国家的崇高使命感而致力于塑造一个自信自强的民族品牌，同时传达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智慧。再以晋江籍华侨华人为例，目前已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数已超过300万人。广大侨商侨企一方面带着浓厚的爱国情怀，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外踏浪远行、开疆拓土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分享中国经验；另一方面带着深深的爱乡情怀，回归故土，积极参与晋江高质量发展，在桑梓投资设厂、兴办实业的过程中，成为晋江经验的践行者、见证者。与爱国相对应的是斗争，即在面对国际层面的大是大非问题时，企业家能够坚定立场、强化信念并置身事内、敢于抗争。如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面对美光科技的诉讼指控和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福建晋华在中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下，采取与台湾联电不同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在美国聘请专业代理机构进行无罪抗辩、开展游说公关，另一方面在国内发起专利侵权诉讼，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最终取得显著成效。2023年12月，福建晋华与美光科技达成全球和解协议，双方在世界范围内结束所有对对方的诉讼。

六是敢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都是社会的企业”，“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54]。从晋江地区发展历史角度看，敢担来源于晋江文化，对晋江经验中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也突出表现在履行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上。在履行道德责任方面，以安踏集团为例，其一方面加入阳光诚信联盟和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通过强化会员协作、开展定期交流、共享“失信名单”等方式打造廉洁从业的商业经营环境；另一方面在内部成立诚信道德委员会，通过全员自律承诺、定期反腐宣传、规范管理制度、强化举报奖励等方式从源头上建立反腐倡廉、诚信守法的有效防线。在履行社会责任上，安踏集团在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积极采取稳岗、拓岗、留员、扩员等手段，使员工数量在2022年底达到5.9万人，比2019年底增加了91.56%。与此同时，安踏集团自2007年起已连续16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报告^⑦，在环境、社会及治理领域全面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建立了以直接捐赠现金和运动产品、成立“茁壮成长公益计划”，以及由集团创始人家族成立“和敏基金会”为主体的公益体系。其中，截至2022年底，“茁壮成长公益计划”已累计捐赠价值超过6.5亿元的运动产品，捐建166家梦想中心与31个运动场，培训4468名体育教师，让1.17万间学校内超过490万名学生受益。

⑦2007—2014年间，安踏集团主要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自2015年起，安踏集团主要发布《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

四、晋江经验中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启示

企业发展和企业家成长都深深嵌入时代环境之中[55]。尽管有研究者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工作形态并不会发生变化[56]，但从动态性特征视角看，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推进工业化时期，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企业家精神显然有所差异。有研究者分别称之为个体经营者的企业家精神、大工业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和新技术革命浪潮下的企业家精神[5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54]。在此背景下，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也具有新的时代启示。

（一）敢与善要并行

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发展演变而来，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渐降低档位，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尤其是受疫情冲击、贸易摩擦，以及地缘战争等因素影响，GDP增速在2022年变为3%，比2021年下降5.4个百分点，仅比2020年高出0.8个百分点。2023—2025年间，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GDP增速虽然仍高于全球GDP增速，但呈现下降趋势，到“十四五”末年将变为4.4%^⑧。可见，尽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变，但一些困难和挑战也需要大力克服[58]。面对这一变化，当前要充分借鉴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家在干实事、做实业的过程中践行以“敢”为核心的主体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敢于梦想、敢于闯荡、敢于试错、敢于久久为功、敢于创新突破、敢于冒险拼搏、敢于团结奋斗、敢于爱国奉献、敢于承担责任等。不仅如此，如果从经济周期角度出发，把未来一段时间看作是潮涌后的潮退期，那么，面对复杂演变的外部环境，中国企业家们为了避免过去“裸泳”的窘境，要充分学习，加快系统性知识储备，增强主动性适应智慧，在“敢于”创业创新的同时更加“善于”创业创新。

⑧数据来自Wind。

（二）爱与担要引领

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演变而来，但近年来，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大国竞争“战场”不断拓展，从可贸易领域向高技术领域延伸，从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渗透，从单方面打压向协同化遏制转变，导致全球化进程持续放缓甚至局部逆行。这是所有企业家在创业创新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意味着企业家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中将更加有所作为。面对这一变化，当前要充分借鉴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鼓励中国企业家把敢爱、敢担放在更加重要的引领位置。即一方面鼓励中国企业家树立崇高的使命感，把个人成长、企业发展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紧密结合起来，在遭受发达国家不公正对待时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另一方面支持中国企业家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在履行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同时，积极承担在公益慈善、生态环保、共同富裕等方面的社会责任、道德责任。

（三）转变竞争模式

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是在市场规模化增长过程中发展演变而来，但近年来，随着社会消费能力、经验、知识的积累，以及个体消费理念、偏好、价值的转变，市场需求正发生快速变化，特别是朝着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如以“国潮风”“她经济”“宅经济”“银发经济”等为代表的消费模式即是基于民族文化、个性主张、行为展示、类别区分的典型的市场需求变化现象。面对这一变化，当前要充分借鉴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鼓励中国企业家坚持市场导向，顺应需求变化，转变竞争模式。如在战略上，部分企业家过去可能更加注重建立全面竞争优势，未来可能要更加注重建立“非对称性竞争优势”；在目标上，部分企业家过去可能更加注重资产规模、市场占有率，未来可能要更加注重经营效率、价值创造；在方式上，部分企业家过去可能更加注重深入红海市场、采用价格竞争手段，未来可能要更加注重蓝海市场、利基市场、长尾市场以及采用质量竞争手段；在区域上，部分企业家过去可能更加注重深耕国外市场，未来可能要更加注重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平衡。

（四）拥抱数字技术

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是在工业经济时代发展演变而来，但近年来，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以及在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度融合应用，数字经济时代已跃然而至。由于在生产要素、效率源泉、组织形态、约束条件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数字经济已成为一种不同于工业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并在经济结构转变、要素资源配置、产品市场竞争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这一变化，当前要充分借鉴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鼓励中国企业家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打开的机会窗口，开展数字化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如在销售端，企业家要转变战略思维，推动企业内部深入学习电商平台的新商业模式和直播带货的新消费模式，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打通“人找货”和“货找人”的双向通道，在持续挖掘潜在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精准触达并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目标。在生产端，企业家要顺应小批量订单、低延时响应、快速度发货带来的新管理要求，推动开发或引入适宜的柔性制造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加速内部生产流程变革与再造，增强供应链管理中的快速反应能力。

（五）注重代际传承

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是以“创一代”企业家为主体发展而来的，但近年来，随着“创一代”企业家年龄增长并逐渐退出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第一线，围绕“接二代”企业家甚至“创二代”企业家的代际传承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相比于“创一代”企业家，“接二代”企业家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多有自己的价值主张，且年轻时基本上在大城市生活并接受教育，因此，个人主观意愿上并不想回到基础设施陈旧、生活方式稳定、人际交往复杂的小城市去接班。不仅如此，由于“创一代”企业家多从事传统制造业，通常利润水平低、劳动强度高，近年来又遭受了较为严重的冲击，部分“接二代”企业家对主营业务的接触不多、认识不深、感情不浓，觉得非常辛苦、性价比不高，因此，更愿意去大城市里的大企业、新企业上班或者创业成为“创二代”企业家。面对这一变化，当前要充分借鉴晋江经验中的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家提早做好规划安排，打破代际传承的“魔咒”。如“创一代”企业家要尽早明确主要候选人，避免出现“继承大战”进而产生更多内耗以挫伤企业元气，在退休前做好“传帮带”，协助“接二代”处理好与老一辈管理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在“退休”后除特殊情况外坚决不再参与企业日常经济管理；政府部门在鼓励“接二代”企业家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可以定期组织“接二代”企业家群体深入开展地域文化传承教育、热烈开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讨论，强化对乡土的感情认知，坚定对主业的发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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