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一致性初探
——“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意义、内在逻辑与路径探索

一、研究“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对重大关系，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和社会政治人士的关注（刘建军，2021）。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似乎来自不同的时空与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作为19世纪西方思想的产物，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旨在解决工业时代兴起的阶级分化和不平等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扎根于中华千年文明，包括并融合了儒家、道家、佛家等不同思想流派，强调伦理道德、家庭价值观、和谐与平衡。这两种思想传统在表面上似乎存在差异，但深入研究后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许多交汇点和互补之处。马克思主义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②。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个结合”）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路径，也是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不二之选。尤其是在当今国内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需要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第二个结合”，探索制度创新与理论创新。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展开，明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和机理，试图解答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可以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

①参见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64页。

②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21-07-15).https://www.gov.cn/xinwen/2021-07/15/content_5625254.htm?eqid=cd7169750008732c000000056489d686.

③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EB/OL].(2023-07-01).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7/content_6889434.htm.

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理论涵义与现实融通

当今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悠久历史所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智慧和理性思辨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支柱（王炳林、李盖启，2021）。中华传统文化根植于千百年的历史，包括儒家、道家、佛教等多元的思想传统，以及传统文学、绘画、音乐等多种表现形式。这些元素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社会行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丰富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笔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精神支持。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家庭、社区、尊重长辈、社会责任等重要价值观，一直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强调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塑造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增强了国家凝聚力和社会稳定度。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也通过弘扬传统文化、推动社会道德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等方式，力图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有序的社会环境。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有益之处，但近代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与主体精神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张建云，2023），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网络迅速发展带来的文化入侵威胁，传统文化需要与现代文化相通相融（李娜、赵金科，2022），以实现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要实现转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真理之光来甄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劣（靳浩辉，2023），从而形成保护文化薪火相传的文明护盾，扬起引领文化走向世界的战斗旗帜。作为把握时代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认识与理解可以帮助中国稳步迈向现代化，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王一闳、周菲，2023）。

当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引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理论体系既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不同的现代化实现道路，是反思并超越传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现代化模式之基础上提出的新模式（王晴，2022）。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格局（李稻葵等，2023）。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孕育与传播也离不开中华文明的文化势能（张宜海，2023）。马克思主义必须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并有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何中华，2021）。这一命题体现了在具体历史和文化环境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迫切需求。在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地外来理论的套用，而是要在深入理解中国特有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有机融合，以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再者，要注重在中国文化土壤中进行创新性转化。在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基础上，需要以创新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度的思考和发掘。通过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的元素，使之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形成既保留传统文化精华又符合时代发展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郑飞，2021），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李庚香，2021）。这种结合既源于当今中国的发展现实，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历史和文化传承中的内在需求。“第二个结合”有助于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推动社会的发展，同时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进而构建一个更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文化体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和指导。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将发挥积极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更丰富的理论资源，为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理论逻辑与内核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其差异是显著的（吴文新，2023）。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差异性是两者存在的前提，只有存在差异，两者才能独立存在，而并非对方的附属。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皆有包容的特质及内在的契合，这是两者相结合的基础，若是两者只有差异没有和同，则难以找到两者相结合的切入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诸多视角上达成一致，而这些高度契合性成为两者结合的内在基础和前提（马秋丽、张永怀，2023）。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基本内核的统一：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通过认识并掌握社会、历史和人类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变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国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哲学以儒释道三家为主，兼有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和纵横家等其他流派。儒家强调入世，“以天下为己任”；道家主张隐世，“道法自然，无为而治”；释家讲求出世，“一切皆为虚妄”。儒释道三家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对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诞生条件和历史背景不尽相同，但两者作为东西方哲学文化的精华存在诸多相通之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传统文化在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历史观上都有诸多统一，但两者本质上的统一集中体现在唯物论上。在所有哲学流派中，物质第一还是意识第一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所有哲学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理解自己、世界以及人类的地位至关重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首要存在，其构成了一切，包括意识，而意识只是物质的产物；唯心主义主张意识是首要存在，认为一切都是在意识的基础上存在和被认知的。这个问题触及对现实的不同解释，牵涉到意识的起源、本质和关系，以及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起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物质的第一性有着深刻的论述，物质被视为现实世界的基础和起源。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独立于人类意识和观念之外。宇宙中的一切现象都有其物质基础，包括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对象以及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资源分配。物质具有客观性，其存在于外部世界，遵循自然法则和客观规律，不受主观意愿的左右。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唯物元素贯穿古今，最早为诸子百家中老子的“道法自然”与庄子的“通天下一气耳”，其分别创立了自然论和元气论；东汉王充在《论衡》中继承发展了老子的自然论，强调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都有自然的因果关系，不受超自然力量的影响；魏晋时期范缜提出神灭论：形体和精神是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的，形体是质料，精神是形体的功用；近代严复在近代科学基础之上，建立起具有机械唯物主义特征的自然观，运用逻辑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的知识就可以解释宇宙万物的发生变化。总的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古代哲学、伦理学、医学和自然观念等方面都有所体现。这些思想强调了对客观存在和自然规律的关注，主张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应当建立在对物质世界的深刻认知之上，对后来的哲学思考和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数千年来的唯物思想塑造了中华民族注重实际的特质，帮助中国人民打开思想的枷锁，有能力也有动力去探究世界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后迅速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可，这与长期的唯物思想氛围是分不开的。中华传统文化除了具有强大的唯物主义基因，在思维的包容性方面也是西方宗教文明不可比拟的。儒、释、道三家各有特点又可和平共处，三教合流后更是互相借鉴、吸收和发展。对中华民族而言，无论是持何种观点，只要有益于认识和指导实践则都处于可接受范围内。中国具有唯物主义生根发芽、勃勃生长的深厚物质基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连续性。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唯物主义都与中华民族注重实际的特质完美地统一了起来。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学的统一：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和阶级矛盾，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指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方向——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传统经济学以实践经验和哲学思考为基础，涉及农业、商业、货币、财政政策以及社会和经济组织等诸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智慧。固然不成体系，但中国传统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价值追求上高度统一。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学都将价值的源泉归因于劳动。

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①。商品世界的价值均由劳动所创造，这一观点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洞察力。劳动不仅是实际财富的源泉，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

与此相呼应，中华传统文化也深刻地内化了有关劳动作为价值根源的观念。农耕文明将农民的辛勤劳动视为社会稳定和繁荣的支柱，将劳动视为生活和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孟子·滕文公上》中提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自养也，恶得贤”^②，把是否参与劳动视为是否贤明的标志之一。《管子》中也强调了劳动的重要性，“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③，进一步印证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劳动价值的高度重视，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版第253页。

②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112.

③滕新才,荣挺进.管子白话今译[M].北京：中国书店,1992:121.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还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观点，都认为劳动是社会的命脉，是实现个体与社会和谐、稳定与繁荣的桥梁。这种共性反映了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劳动的高度重视，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铺平了道路。中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开放政策，激发了广大劳动者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助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的劳动力参与度和技能水平的提高，不仅推动了国内市场的繁荣，还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这一实践不仅延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劳动价值观，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相契合，共同推动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学在“重实体、轻虚拟”方面达到了高度一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实物生产的重要性，对虚拟经济持谨慎态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言，“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①。商品只有具有对别人有用的属性才能够进行交换，即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与之相对应的是虚拟资本，虚拟资本是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一方面，虚拟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为促进社会发展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虚拟资本又被视为与实际价值创造脱节的因素，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和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实物生产主要体现在工业与农业生产等创造新使用价值的部门，追溯至古代封建社会，囿于生产力的不足，农业生产占比更高，农业生产活动才是社会运行发展的根基，是实体经济核心，相当于现代社会工业的地位。

表1中国历史不同时期政府对于农商的政策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同样有重实体、轻虚拟的观念，即“重农抑商”，将农耕和手工业视为国家和社会的支柱。“农，天下之本”“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②，“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等等，这些法令无不彰显着封建统治阶级对实物生产的重视以及对“末”业的抑制。

①参见200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58页。

②[明]朱元璋.明太祖宝讯[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23:20.

中华民族重视实体经济的这一民族特性延续至今，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起点，中国工业化开启了全新篇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起独立的国家政权，为实现工业化扫清了内外障碍；国民经济恢复和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以重工业为引导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以发展实业为基础，推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郑有贵，2023），探索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工业生产部门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并且正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中国制造业的成功不仅带动了国内经济增长和民众就业，还通过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关键作用，大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通过制造业实现国家繁荣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经济模式的独特魅力，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富民强国路径上的一次完美结合。

（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社会发展理论的统一：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整个世界前途与命运的现实观照，是为人类求解放的理论（贾玉明，2023）。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组成部分中，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解放着墨最多。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理论形态到实践形态、再到制度形态的演变，不仅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最新成果的揭示，还是推进人类文明转型升级的思想动力来源。

科学社会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以实现一个公平、平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秩序。科学社会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决定，阶级斗争理论强调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是阶级之间的对抗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理论则探讨了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分配。

中华传统文化的社会发展理论是针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理念体系，扎根于千年文明的历史积淀中。其融合了儒家、道家、佛家等不同哲学思想，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发展观。传统文化社会发展理论主要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平衡，强调道德、伦理和家庭价值观的重要性。

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首先，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社会历史的演进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力包括工具、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其发展决定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如何协作生产和分配财富的方式。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客观、物质基础上的演化。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社会形态，如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等。每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而社会的演化是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关注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再次，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找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历史的驱动力之一是阶级斗争。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动了社会的演进。这一观点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中，即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后，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明确了社会变革的依靠力量。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性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他们拥有集体的力量，可以通过团结和组织来推动社会变革。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中，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终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通过解放全人类而实现自我解放。

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像历史唯物主义一样提出具体的未来社会发展理论，但其中的许多观点都与历史唯物主义不谋而合。首先，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天地人都有其独有的运行规律，这一规律最终归于“道”，而“道”亦法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去运行，同样将社会历史的发展视为一种客观的发展与演化。其次，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上，中华传统文化同样认为存在不同形态社会的更替。《公羊》学派的“三世说”将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划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形态的划分有着很强的相似性。最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立场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民本思想的生发基点一致（唐海燕，2023）。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立场强调社会历史和变革应当以人民的利益为导向，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包容，由人民立场逐步引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2021年第二季度调查问卷中关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政党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是什么？”的问题回答中，共有68.26%的受访者选择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执政下“人民立场”已经深入人心^②。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氛围同样浓厚，从最早《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再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唐太宗的《民可畏论》，无不彰显着中华传统文化对民众的重视。尤其是孟子的“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以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作为国家发展的前提，为民本思想定下了基调。

①参见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老子》第95页。

②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A202102。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具有不同的文化来源，但在发展过程中证实了两者存在众多领域中的相通之处，彼此高度契合，互相高度成就。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生基础和动力，结合后的文化形态属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形态。这种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党的任何理论创新都要把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结合起来。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实现有机结合，也必须实现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具备理论意蕴和自有内涵的重大研究课题，还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开辟的一条正确的理论创新之路。这一路径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最好证明，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创造性的极佳验证。

（一）深度挖掘“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当代中国思想领域的一项重大任务。首要任务在于深度挖掘和阐发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通过系统性的分析和理解，将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深邃内涵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相融合。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精粹，承载着丰富的哲学、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社会治理和人际关系的智慧。在深度挖掘的过程中，我们需着眼于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例如，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道家追求的自然与和谐，释家追求的智慧与舍己为人。这些要义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和人际关系的深刻认识，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相互补充的潜力。深度挖掘传统文化要义的目标是理解其内在逻辑和智慧，而非简单的机械套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相连接。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存在内在的契合。阐发传统文化的过程不仅仅是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更是在当代语境下对其进行新的理解和诠释。这要求不仅要理解传统文化的形式，更要洞悉其中所包含的人类思维、价值和社会秩序的深层内涵。通过这种深度阐发，能够理清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理解其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二）明晰“第二个结合”的理论主体

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理论主体必须明晰，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王伟光，2023）。在实际措施上，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审视历史演变，辨析文化内在矛盾，我们能够剔除其中的糟粕，保留其精华。同时，要注重对当代社会特点的把握，结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挥价值和作用。在文化传承中，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把握文化传承的方向和原则。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华融入当代文明建设中。通过对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礼义观念的挖掘，使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公正等理念相契合，为当代社会提供积极的文化资源。在文化创新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借鉴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成果，结合现代社会需求，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传统文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

（三）在实践中推动“第二个结合”

防止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是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上的一项重要任务。防止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是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不断推动时代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防止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就必须在实践中检验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取得百年辉煌的最基本经验和核心密码所在（沈湘平，2021）。“第二个结合”必须以实际问题为起点，面向中国的现实生活，凸显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李宁，2021），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实践性品格，决定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文化复古，也不是简单的“穿古装”“走老路”，而是要关照社会现实，回答好“时代之问”（刘强，2021）。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理论体系，使两者在思想观念和方法论上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现代性，又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

在具体途径上，教育层面要创新教育体系，培养新一代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和中华传统文化根基的接班人；传媒层面，借助现代媒体和文化产业，推广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念，使其深入人心；精神文明层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使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要求的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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