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代背景、主要特征、支撑载体与实现路径

近年来，在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冲击，复苏过程较为缓慢且不均衡。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克服困难，顶住压力，经济形势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得到有力推进。然而，国内经济仍面临着供给冲击、社会预期偏弱、有效需求不足这三重较大压力的影响，传统行业增长速度放缓，导致2023年部分宏观经济数据有所回落，亟需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优势，以增强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底气。在此背景下，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并在202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我们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要“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可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中国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厘清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内涵与特征，全面系统研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支撑载体，研判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路径和政策支撑体系，有助于抢抓科技创新制高点，推动新型工业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提出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既对中国如何创造经济增长新动能、扎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又是新质生产力提出的时代背景。

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入发展关键期。2010年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高端机器人、虚拟现实、元宇宙、3D打印、无人驾驶、石墨烯、精准医疗、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前沿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相继步入产业化阶段，并成为新的主导产业。经过这十余年来的孕育和积累，本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自2020年开始加速，“由虚向实”步入“下半场”与“深水区”，逐步从早期的消费侧创新转向当前的生产侧创新，在生产组织方式等领域形成深刻变革。这些前沿技术正在加快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步伐，形成了自我调整、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并将实体经济发展带入了工业4.0时代，全面革新了现有的生产要素、生产方式、组织形式与商业模式。习近平高度重视这一趋势，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科技革命的演进对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力创造过程提出了挑战，迫切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当前技术发展趋势，通过创新驱动培育新质生产力。

其次，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模式出现重大调整。在以往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一体化生产模式是国际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近年来在国际政治形势变化和民粹主义的影响下，“逆全球化”暗流开始涌动，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以本国利益优先为原则，大力推动单边主义，并以关税、制裁等手段打击贸易伙伴国，导致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化分工遭到严重冲击。拜登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与中国之间的产业竞争，主张发展“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国际分工开始呈现出区域化的特征。这种单边主义、大国竞争叠加新冠疫情时期的供应链中断，倒逼各国开始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迫使跨国公司的生产布局和供应链保障逐步从“效率优先”转向“战略优先”，全球生产结构出现重大转变。与此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具备的成本优势被大幅削弱，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本土的可能性增大。在政治、技术和经济因素的共同驱动下，全球价值链出现收缩之势，全球化动力减弱、阻力增大。面对全球价值链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化，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也对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创造新的生产力提出了新要求。

再次，新发展阶段需要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需要挖掘新动能，以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增长目标。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这“两驾马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够突出。然而，近年来这“两驾马车”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一方面，大规模投资对国民经济的边际拉动效果开始递减，地方政府因投资过多引发的债务问题成为一大隐患；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收缩和“逆全球化”的暗流涌动导致国际贸易纠纷不断增加，中国的出口也受到一定影响。这就需要在新发展阶段加快开发国内大市场，努力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新发展阶段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尽管以房地产、钢铁、矿产资源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对国民经济仍具有较大的支持作用，但近年来也呈现出利润降低、增速下滑、产能过剩等问题。因此，我们亟需找到新的产业赛道，提升产业附加值，加快产业结构转型速度。特别是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借助新兴产业创造新的生产力，创造出创新产品以满足人民所需，激发消费活力，扩大内需，将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重点任务。

最后，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模式已成为全球共识。在以往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工作重心一直在经济建设上。受制于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考核导向，不少地区采取粗放型发展模式，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长期让位于经济增长，对工业污染处理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主要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党的十九大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千年大计”，提出力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中国。除了大力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外，中国也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2010年之后，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极端天气不断显现，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联合全球其他国家共同降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20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尽管当前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和碳排放控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必须看到，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能源消费总量会持续攀升，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压力仍然较大，污染源趋向多样化，环境容量不断被挤压。为了实现绿色发展，加快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势在必行，这对中国如何创造新的绿色生产力提出了挑战。

二、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具有独特的内涵与特征。与以往的生产力不同，新质生产力是在新发展阶段、符合新发展理念、适应新发展格局的先进生产力。它既不同于国内现有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同于国外曾经历过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模式，而是新时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新质生产力的“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质生产力“新”在创新。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一时代浪潮的推动下，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是决定产业竞争力强弱的核心变量。因此，新质生产力必须是由创新驱动的，必须能够不断产生出新产业、新模式与新业态。与以往的创新模式不同，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自主可控的技术创新，这也是为了适应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当前，为了占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制高点，大国之间的产业技术竞争日趋激烈。前沿领域和未来产业无一不是大国深度布局、巨头激烈角力的“竞技场”。尽管中国在一些应用性较强的新兴领域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形成竞争之势，但是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也暴露出中国科技的基础能力薄弱的问题，自主创新水平有待提升。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因此，为了保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未来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必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第二，新质生产力“新”在效率。

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主要通过高效率来体现。在革命性技术的加持下，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配置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生产者、生产对象和生产资料，创造新的生产模式。因此，高效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这主要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习近平高度重视效率在质量强国中的作用，强调要“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加快形成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这种对效率的要求不仅包括微观产品层面的质量、性能与可靠性的提高和中观产业层面的行业竞争力与利润率的提高，还包括宏观经济层面的生产效率和价值创造的提升。通过带动生产效率提升，新质生产力可加快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新质生产力“新”在开放。

新发展格局下的创新是开放式创新，新质生产力也一定是在开放中创造的生产力。当然，新发展格局下的开放模式与传统全球化进程中的开放模式存在一定差异。在传统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经济要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通过扩大出口创造生产力。近年来随着全球产业链重构，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逆全球化”开始显现，供应链更趋区域化。基于传统全球化的生产力创造模式在新时代受到一定阻碍，这种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波折在一定程度上是各国政治和技术因素影响的结果，而这也是中国必须在新发展格局下创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依据。因此，创造新质生产力必须在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通过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发挥国内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性和现代化水平。

第四，新质生产力“新”在赛道。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就是先进生产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的发展势头，习近平及时指出：“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可见，要创造新质生产力，就必须以先进的新赛道为支撑，而这主要表现在要建立起与传统产业体系有区别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除了要改造传统产业外，还要打造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孕育动能。一方面，通过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可以使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实现“老树发新芽”的赋能效应；另一方面，由新技术创造的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代表着经济的发展方向，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增量需求，是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的重要标志。

第五，新质生产力“新”在绿色。

习近平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就意味着绿色化是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重要区别之一。新质生产力摒弃了传统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力争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损害。除了要在生产过程中落实绿色环保要求外，新质生产力更是要求积极推进减排降碳工作，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当前的中国，工业不仅是能源资源消耗的重点领域，也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部门。为了创造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步伐，通过积极开发低碳技术、低碳工艺和低碳产品，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塑造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三、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载体

新质生产力的支撑载体在于产业。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优势新赛道领域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产业带动效应强，能够及时转化科技创新成果，是创造新质生产力的主要产业。其中，新兴产业是指当前中国已具备了较大发展规模和较强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例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是能够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产业。未来产业主要是指代表科技和产业长期发展方向，会在未来发展成熟和实现产业转化，并有望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支撑和巨大带动作用，但当前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产业，例如元宇宙、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未来网络等。未来产业是能创造前瞻性新赛道的产业。中国在创造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的代表性产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一）创造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新兴产业及其支持路径

1.集成电路产业

集成电路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产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几乎整个电子信息领域都依赖集成电路的产品应用。正是因为其战略重要性，集成电路始终是大国竞争的重点领域。随着2021年美国完成对集成电路等产业供应链的评估，并主导建立了新的半导体联盟，美国在这一关键领域开启了新一轮的意在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深度战略布局，对中国的打压和遏制变本加厉。智能手机、人工智能、智能汽车等诸多新兴行业的发展均高度依赖芯片，集成电路产业已经成为决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集成电路产业包括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等诸多环节以及光刻机等高端设备、材料。其中，芯片制造在集成电路整体产业链上占据重要地位，具有突出的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特征，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在以往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芯片主要依赖进口，甚至一度超过石油成为规模最大的进口产品。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以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为代表的芯片制造企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它们快速成长，均已跃居全球前十大芯片制造企业之列。与此同时，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将成为中国集成电路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当前，全球正经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集成电路的技术进步将驱使诸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无人驾驶、智慧城市、物联网和数字孪生等数字经济下的革命性应用成为商业现实，并给自身产业催生出新的发展机会。

2.人工智能产业

人工智能是各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之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进化至人机高度交互的阶段，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通用型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其有望成为新一代通用技术，并推动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5000亿元。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通用性使其能够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赋能实体经济，在较大程度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创造新质生产力。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较为成熟的应用集中在安防和金融领域。在海量数据和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安防、金融、零售等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已较为深入，有了较大范围的普及推广。同时，在工业、医疗、交通等重要领域，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也越来越显著。尤其是对中国这个工业大国而言，人工智能可融入工业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售后等过程中，改进、提升生产效率。人工智能能完成工业设计中的重复性、低层次任务，帮助改进工业生产中的需求预测，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良品率，并实现精准营销。此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为人工智能的演进方向之一，正在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通过将人工智能的智能生成技术赋能于各大内容相关行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和创新性作品。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火热的ChatGPT、SORA正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商业化的方向之一。目前，AIGC的主要应用场景包括传媒、电商、影视、娱乐、教育、金融、医疗、工业等诸多领域，市场潜力巨大。

3.新能源产业

近年来，高度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能源体系的全面变革势在必行。以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因其生产使用过程中的低碳低污染等环境友好属性，以及自身分布较广、获取较为便利的特点，受到各界青睐，代表新一代能源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在光伏、风电等领域建立了规模领先、技术水平先进的完整产业链体系，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2023年，在全球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中，中国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均超过八成，风机核心部件中的叶片、电机和齿轮箱的中国产能占比均达六成以上，已经占据产业主导地位。不同于传统化石能源产业强调对资源的掌握，因新能源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资源属性较弱，同时能量密度低、波动性强、利用难度大的特点，技术进步就成为新能源产业降低生产成本、推动产业化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加强技术研发也成为各国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共性特征。纵观全球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历程，从光伏电池的多晶到单晶再到钙钛矿，以及风机大型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来看，创新是不变的趋势。随着现有技术替换的时间点逐步到来，提高能源转换效率的光伏与扩大单机容量的风电将进一步扩大新能源产业市场。此外，氢能产业也会因其资源丰富、来源广泛、燃烧热值高、清洁无污染等优点，特别是其可作为优质储能介质应用于不同行业和地区间进行能量再分配的特点，有望成为打造未来能源体系、实现能源产业变革的重要新生力量。

（二）创造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未来产业及其支持路径

1.元宇宙产业

元宇宙是指由虚拟现实、三维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实现的虚拟网络世界，目前已普遍被业界视为互联网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元宇宙一方面能提供较强的沉浸式体验，能通过虚拟数字世界的拟真感让用户感受到身临其境的感官体验，另一方面还具有较强的社交属性，能将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在数字世界进行转移重组。元宇宙的实现需要硬件部门的支撑，涉及虚拟现实、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分布式存储等多个技术领域，因此与实体经济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高度相关。硬件技术局限性恰恰也是元宇宙目前发展的最大瓶颈，视觉芯片、传感器、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相应底层技术距离元宇宙落地应用的需求仍有一定差距。可见，元宇宙产业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势必也将推动新质生产力特别是数字技术部门的发展。近年来，元宇宙在Meta和苹果等商业巨头的大力投入下开始加速实际应用，混合现实技术现已成为市面上主流头显设备的核心，并推动了空间计算这一新技术领域的崛起，苹果公司于2024年推出的混合现实设备Vision Pro有望成为下一个爆款产品。元宇宙的应用涵盖了社交、娱乐、游戏、健身、工作、教育和商业等诸多部门和领域，理论上现实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可以投射其中，其市场边界和规模甚至可以比现实世界更大。特别是在非同质化通证技术的加持下，诸如虚拟道具、虚拟地产、虚拟艺术等数字产品均可以被标记和产权化，从而在较大程度上便利虚拟资产交易，扩大元宇宙的商业化范畴。据Meta预测，未来十年内元宇宙将覆盖十亿人，承载数千亿美元的数字商务，为数百万创作者和开发者提供就业机会。

2.量子计算产业

量子计算是以微观粒子构成的量子比特为基本单位，利用量子叠加与量子纠缠的物理特性，通过调控量子信息单元来实现高性能计算的一种模式。如今，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均对量子计算产业高度重视，将其视为未来产业的布局重点。一方面，量子计算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一项能重构传统计算机产业体系的重大颠覆技术创新，有望引领新一轮计算科技革命；另一方面，量子计算与国防安全、数据安全、金融安全等密切相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尽管从商业角度看量子计算还不够成熟，但它近年来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已经从2016年的五比特计算量跃升至2023年的千比特规模，并开始在分子制药、高能物理等领域进行实际应用。诸如能源化工、生物制药等传统产业，在研发环节面临大规模实验模拟的计算压力，一些本身计算要求较高的产业如数字安全、加密破译等，现有计算能力所消耗的时间和成本巨大，这些需求意味着量子计算有着广阔的市场潜力。尤其是在新药研发领域，由于量子计算可以快速模拟实验获取大型分子性状，从而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缩短理论验证时间，加速创新药和疫苗研发。相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国的科技公司进入量子计算领域的时间较晚，但近年来行业领军公司和科研院所也开始陆续进入该领域，并开始取得突破。目前，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均在积极参与量子云研发，相关商业化量子云平台陆续开始发布。

3.人形机器人产业

人形机器人是指拥有与人类相似的身体结构，并具有感知和分析能力的智能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最佳载体，人形机器人集成了电子、信息、材料、机械产业中的最先进软硬件技术，不仅是高端机器人产业中的新赛道，更有望成为继个人电脑、智能手机之后的下一代人机交互终端。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不仅能推动人工智能、边缘计算、数据感知等信息技术的进化，也能推动传感器、新材料、高端电机等硬件技术的突破。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十分丰富，凭借其拟人活动相似度高、机动性能好的特点，可应用于工业生产、家庭服务、物流运输、商业零售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对于疫情、地震、火灾、反恐等特殊时期的高风险作业以及偏远山区、高压电线巡检等高危职业，人形机器人均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人形机器人行业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强国和巨头企业竞争的焦点。特斯拉、亚马逊、三星、OpenAI等科技巨头一致看好人形机器人行业的未来，以自主研发或投资的形式纷纷布局这一行业，推动人形机器人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与国外巨头相比，中国尽管在高端人形机器人研发方面还存在差距，但凭借服务型机器人领域的生产基础、成熟完善的配套硬件产业链以及巨大的市场，一旦研发取得突破，有望创造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四、关于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思考

面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态势以及大国之间的科技竞争现状，我们应当坚持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培育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支撑，采取多项措施，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和工业强国，以科技现代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一）加大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力度，为颠覆性技术突破孕育土壤

本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出特点是，新出现的颠覆性技术多从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中转化而来。无论是创造了大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算法，还是已逐步开始商业化的量子技术，均是由基础理论研究推动的。因此，中国若想不断培育出颠覆性、前沿性技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就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加大对基础学科的投入力度。应当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在保证财政稳定投入的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基础研究，对企业等市场主体给予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实施长周期的国家重大科学项目计划，对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基础学科的关键领域给予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对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组织面向海内外的联合攻关，优化项目申报、考核与结项程序，将项目主导权交给科研人员，鼓励他们自由开展探索式研究和非共识研究。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平台，完善现有的国家实验室和重大科学基础设施体系，提高国家实验室的开放共享力度。

（二）实施重点技术攻坚工程，突破“卡脖子”、打造“撒手锏”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力量，实施重点技术攻坚工程。科学评估当前中国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供应链安全形势和保障能力，精准识别断点、堵点，重点突破少数技术路线较为确定的关键“卡脖子”技术，着力解决发达国家在原材料、关键零部件、核心设备、重要仪器、基础软件等领域对中国的限制问题。同时，加快培育“撒手锏”技术，拉紧国际产业链对中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充分利用中国在政府采购、国防军工等领域的巨大需求，支持国产化自主工业元器件、高端设备、计算机芯片、软件系统等产品的发展。进一步改进、优化国产新产品的市场投放程序，打破行业内部的技术壁垒。对于全球供应体系依赖程度较小的行业，鼓励自主研发的技术和产品加快投放市场，向国内上下游配套企业推广应用，破解中国高技术产品核心技术供应不足的困境。

（三）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布局海外供应链网络

受“逆全球化”潮流和各国“战略优先”的政策导向的影响，全球供应链收缩趋势明显。在此情况下，我们与其等待被动“脱钩”，不如主动出击，顺应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和分散化的发展趋势，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扩大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让中国企业主动走出去，打造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开放格局，为新质生产力的顺利发展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一方面，对于高端技术制造和研发创新供应链环节，应当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日本、韩国、欧洲等市场，通过占领部分高端市场或领先市场，摆脱美国的技术封锁，继续深度嵌入美欧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避免技术层面的“脱钩”。另一方面，对于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和低技能的加工组装供应链环节，应在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进行股权或绿地投资，融入海外供应链网络，分享替代国发展带来的收益。具体到地域选择时，应当对拉美（如墨西哥、智利等）、东欧（如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东南亚（如越南、柬埔寨等）、西亚（如土耳其等）等产业基础较弱、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加大投资力度，尽量减少对印度这种高新技术产业较强、基础产业较弱的地区的投资。通过这些手段积极适应全球供应链的布局变化，减少中国企业因供应链“脱钩”带来的损失。

（四）加快生产力绿色转型，构建绿色低碳经济体系

加快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步伐，推进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普及绿色技术、绿色工艺，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大力推动智能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新材料、新能源等新技术为传统产业的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提高节能减排效率。着力提高绿色技术的创新水平，重点围绕碳捕捉、碳封存、高效储能、绿色材料、资源回收与再制造、环境修复等前沿技术与关键共性技术，加强技术攻关，打造绿色低碳全球创新策源地。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业务，提高金融体系服务绿色低碳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引导资本市场适应绿色化、低碳化发展趋势，发挥行业协会功能，完善绿色低碳产业的资产估值标准，丰富融资工具，支持绿色低碳经济发展。开展全社会绿色消费普及行动，通过全方位的宣传教育，引导居民提高环保意识，带动绿色低碳产品消费。

（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深入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营造识才爱才的良好环境，推动社会各界尤其是科研管理部门，充分认识人才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同时，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氛围，提倡创新文化，鼓励创新思维。整合国内现有的科研和教学力量，开展专业技能培训，重点普及新科技新模式新业态新理念，培养和引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需的中青年骨干，逐步建立起科技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发挥市场对人力资本的导向功能，推动市场真正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打通“产学研一体化”中的断点、堵点，赋予人才与机构更多的成果处理权限，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改进现有的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管理规则，实施正向激励，逐步赋予科技人才研发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从而更大限度地调动科技人才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创新科研成果收益分配制度，全部或者主要利用财政性资金取得科技成果的，单位与科技成果完成人或团队可以约定共同共有或者按份共有。通过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激励科技人才提高研发成果质量，发明创造更具市场应用价值的成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贡献创新力量。

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渠慎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代背景、主要特征、支撑载体与实现路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02):3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