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微观机制：价值定位、活动重构与协调适配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研究，当前主要从宏观层面和产业层面展开，并且主要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探讨，以自下而上的视角研究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微观机制的文献较少。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企业作为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和科技创新主体，是生产力发生“质态”变化的重要力量，企业如何向“新”而行，高“质”前行，成为当前新质生产力研究亟须回答的问题。

一、新质生产力对企业发展范式提出新要求

新质生产力强调生产力的新“质态”，具有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生成机制。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近期对新质生产力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外延和发展路径等方面。比如，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现代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要素的产业载体；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是数字化、绿色化。一定程度上，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外化的规定性特征描述，更为核心的应该是企业发展范式的转变，以及新质生产力内在生成机制的改变。

特别是在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原创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背景下，超越产业边界的竞争日益成为新常态，企业如果按照传统范式发展将很难产生生产力的“质态”变化和跃迁。新质生产力的特征界定突出强调技术突破、要素的创新型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个方面，对应到企业的行动中，就是企业在技术、组织和模式方面的加速创新、变革和探索。

1.新技术：从“二次创新”到“原始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利用后发优势机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技术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从“追赶者”逐步成为“并跑者”和“引领者”，涌现出了一批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吴晓波将中国企业这一技术创新的动态过程概括为“二次创新”，即初期通过工艺创新对引进技术实现本地化掌握，之后通过产品创新挖潜增效，再通过融入更新颖的技术实现进一步创新。虽然通过“二次创新”实现赶超的中国企业已经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创新能力，但这种自主性并不等同于原始创新能力，更多还是在领先企业成熟技术路线下进行效率改进和效能提升，企业间的竞争也主要表现为生产性竞争。

当前，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大背景下，如何在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量子通信、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方面实现突破？如何打破“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径依赖？如何开展主导技术形成前的技术创新活动？这些成为中国企业不容回避的问题。要想回答好这些问题，就需要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打破对既有“线性创新”路径的依赖，涌现更多“非线性”“大规模试错”的创新活动，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重新平衡“利用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之间的关系，把试错和不确定性这些原有企业管理中的“变项”作为“常项”，进而在“原始创新”层面实现更多的突破。

2.新组织形态：从层级组织到生态组织

在微观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可以等同于新技术的价值创造过程，即不仅包括新技术的持续涌现，还包括新技术能够最终转化为消费者价值，形成新的价值系统。尤其对于上文谈到的“原始创新”过程而言，新技术从出现到成为主导技术、有效创造价值，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很多时候新技术并不能够完成从技术到价值创造的“惊险一跳”。这就需要企业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快速度同其他相关主体展开合作、交互和迭代。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进行组织变革，在目标不明确的前提下通过多主体之间有效进行合作、互补创造价值，形成新的价值系统，实现对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

在新价值系统中，超越原有产业边界的创新、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之间通过互补创造价值。这种互补关系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两两之间的互补，更是多元互补。微观主体之间在价值创造上的新关系，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关系，也不同于以焦点企业为中心的“企业—供应商”的一体化层级组织关系，而是作为价值创造的新组织形态——生态组织，成为第三种价值创造组织方式。这种关系最大的特点是多元主体互补创造价值，而且常常是处于下游的互补者最终决定技术能否完成向价值创造的“惊险一跳”。

3.新模式：从规模化到定制化

佩雷斯（Perez）对1771—2000年以来的五次新技术革命浪潮进行了划分，并对新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进行了描述。第一次浪潮以1771年阿克莱特机器纺纱工厂在曼彻斯特开业为标志，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从家庭手工业时代正式进入工厂时代。第二次浪潮以1829年英国蒸汽和铁路时代的开启为标志，规模经济、标准件、机制件生产成为技术经济范式的重要特征。第三次浪潮从1875年进入钢铁、电力和重型工程时代开始，美国和德国逐步超越英国，以巨型钢铁企业为代表的垂直一体化规模经济出现，科学成为生产力。第四次浪潮从1908年开始，以汽车企业为代表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在美国兴起，并向欧洲传播，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表现为大规模生产、横向一体化整合、产品标准化、功能专业化与金字塔型层级组织。第五次浪潮从1971年美国进入信息和电信时代开始，信息分布式集成、利基市场、专业化和规模相结合的柔性制造模式出现。

通过五次浪潮，可以发现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将会带来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对于企业而言，成本结构、创新的机会空间、组织标准与原则将会发生深刻变化，意味着新商业模式的形成和涌现。进入21世纪，面对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加速发展，大量数字技术企业开始出现，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领域开始加速应用，企业跨界融合发展、产销合一。以规模化的成本结构满足定制化的客户需求，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二、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微观机制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企业发展范式提出新要求，企业未来发展需要实现从“二次创新”向“原始创新”的转变、从层级组织向生态组织的转变、从规模化向定制化的转变。理论上讲，虽然在企业发展范式转变中，技术、组织和模式的变革是复杂的，但企业发展最基本的规律是认识价值和活动之间的关系。关于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微观机制，可从价值定位、活动重构和协调适配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1.企业的价值定位与新质生产力生成

新质生产力在微观层面的生成意味着企业获得新竞争优势，这种新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运营效率层面，还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企业的独特价值创造上。企业运营效率的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必要条件。如果效率低的企业和效率高的企业在价值定位上没有差异，采用同样的活动组合，那么效率低的企业可以通过模仿来向效率高的企业学习，不断向现有生产力前沿靠近，实现对高运营效率企业的追赶。但是，这并不能引起生产力前沿的改变，也就不能视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

波特（Porter）和克瑞斯坦森（Christensen）分别从企业竞争战略和破坏性创新的角度强调企业在价值定位上的“独特性”，认为没有“独特”的价值定位，仅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经营效率改进，或者是采用既有的资源配置方式，都无法创造新价值、推进生产力前沿向前移动，并最终丧失竞争优势，被新进入者替代。因此，不同于在既有价值体系中的定位，超越“一般”意义、寻找“独特”的价值定位，成为新质生产力生成在微观层面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独特”的价值定位意味着对于原有价值创造的突破和再定位，其中涉及创新目标和角色的具象化、组织边界的界定、新价值的设定和一系列活动之间互动关系的建立。

2.企业的活动重构与新质生产力生成

克瑞斯坦森（Christensen）在对破坏性创新的研究中发现，企业不同的价值定位会决定资源在不同领域进行配置的优先性，引导资源配置的方向，进而形成特定的组织流程。他提出，在位企业虽然很努力地进行创新，但还是被新进入者击败，其根本原因是新进入者提出了新的价值定位，而价值定位的差异导致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活动组合的差异，以及组织新流程的形成；当在位企业意识到要进行改变时，已经失去机会，只能面对破坏性创新带来的颠覆性影响。

阿特钠（Adner）提出了“价值架构”的概念。他认为，不同于汉德森（Henderson）和克拉克（Clark）对于“产品架构”，以及鲍德温（Baldwin）和克拉克（Clark）关于“模块架构”的概念界定，也不同于雅科比德斯（Jacobides）等人等关于“产业架构”的研究，“价值架构”是价值主张和系列活动之间的桥梁。当企业超越自身现有的产品或服务，从消费者角度做出新的价值定位和承诺，便可以通过新的价值架构部署和引导自身与合作伙伴开展一系列新活动。我们可以从上述研究看到价值定位对资源配置和活动组合的引导作用，以及新活动组织组合所带来的突破性和颠覆性影响。

企业的活动重构体现为新主体的参与、新活动的持续涌现、新活动组合的形成与演化。新活动是劳动者、劳动资源和劳动对象综合发生作用的微观体现，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新活动的持续涌现恰恰是劳动者、劳动资源、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发生质变的重要源泉。换言之，如果没有企业新活动的涌现和优化组合，新质生产力生成就失去了在微观层面的源动力。

3.企业的协调适配与新质生产力生成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是新技术从涌现到成熟、从出现到成为主导技术并最终创造价值的过程。在新旧技术轨道转换的过程中，往往没有成熟的技术路线可供选择，新技术轨道的形成需要大量的试错性活动，充满着不确定性。对于处在这一转换过程中的企业而言，价值定位是一个从图景提出到图景逐步清晰和具象化的过程，企业的合作边界、合作伙伴和合作方式也将发生一系列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价值创造活动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多元化的主体和新活动的涌现对企业价值定位和活动之间的协调适配提出了新挑战。

协调问题是组织理论文献中的一个经典议题。以一致性模型为理论基础，从组织设计的思路出发，组织结构、文化、工作和人员之间的配合是组织成功的关键。其中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组织内部存在全能组织设计者，他既有权力又有影响力来推动组织的变革和决策，进而实现组织的价值创造。当新主体或参与者加入进来共同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时，价值体系的构成就发生了变化，协调问题此时已经超越企业内部组织的边界。对于新主体而言，它并不处于组织内部，无法通过权力或者指令来实现一致。不同主体的设计者具有不同的想法，可能会产生竞争或者冲突关系，在价值定位和活动之间产生偏差和不一致，因而需要在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形成一定的适配度，以便有效进行多元互补、创造新价值。因此，价值定位和活动之间的协调适配能力成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关键能力。

三、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案例企业对比分析

本文聚焦于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和科技创新主体如何生成新质生产力这一研究问题，基于三方面原因选择案例企业对比作为研究方法：其一，案例研究是一种全面的综合性研究思路，重点解释“如何”问题，有利于探讨过程机制和演化机理。其二，单案例研究遵循复制逻辑原则，相比之下，案例对比研究有利于观察到不同产业特征的企业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机制，有利于更好地识别因果关系和匹配关系，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其三，案例研究能够从质性数据中提炼规律，增加对现象的全面理解以及理论新洞见出现的可能性。

1.案例企业的选择和概况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载体主要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3类。基于此，本文选取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中车”）、未来制造企业海尔卡奥斯物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卡奥斯”）和钢铁企业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河钢”）进行案例对比分析。

案例企业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原则：其一，聚焦原则。3家企业均在各自行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处于世界引领地位，有利于提炼和总结它们独特的新质生产力生成规律。其二，极化原则。从新质生产力生成过程看，中国中车属于政府驱动型，卡奥斯属于市场驱动型，河钢属于“政府—市场”混合驱动型，通过差异性分析有利于不同路径下的理论构建。其三，可得性原则。本研究团队与案例企业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有利于获取相关资料和数据。

中国中车是全球规模最大、品种齐全、技术一流的轨道交通装备供应商和系统方案提供商，是中国唯一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化集团。其“复兴号”高速列车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实现了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覆盖。

卡奥斯业务涵盖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和运营、工业智能技术研究和应用、智能工厂建设及软硬件集成服务（精密模具、智能装备和智能控制）、能源管理等。目前，卡奥斯的平台孕育出建陶、房车、农业等15个行业生态，已累计主导参与制定国际标准10项、国家/行业标准84项。

河钢是一家集钢铁生产、材料制造、集成服务于一体的大型钢铁企业，始终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实现了“钢铁向材料、制造向服务”的转变，在钢铁行业综合竞争力评估中获“竞争力极强”的A+最高评级。河钢建设了全球首例120万吨“氢冶金”示范工程并实现稳定生产。2024年，河钢蝉联世界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优胜者企业”称号，是行业绿色发展的引领者。

3家案例企业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3家案例企业的基本信息

 

2.数据来源和调研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一手资料。研究团队在2024年3月对中国中车集团进行了实地调研和高管团队访谈，访谈问题包括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赶超过程、企业在赶超过程中的能动性、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创新主体合作激励机制等相关内容。研究团队自2012年以来全程见证了卡奥斯的平台萌芽、孕育和发展全过程：从2012年的海达源平台，到2013年的沈阳智能工厂建设，到2017年3月卡奥斯正式注册前的Cosmoplat平台架构，再到2017年4月卡奥斯成立后的“三跨”发展，研究团队就平台架构、合作方选择、平台效应、价值共创和获取方式、核心技术突破方向、国际标准主导等主题与卡奥斯方面进行了11次访谈和交流。研究团队分别在2023年5月、7月和9月对河钢集团总部、河钢新材和张宣科技就产品高端化、绿色化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全产业链生态重构等主题进行了实地调研和访谈。

在调研和访谈过程中，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数据收集方法，每次接受访谈的人数在3—7人，每个人访谈时间不低于30分钟。

此外，团队还收集了大量的二手资料，通过多样化的数据来源以保证数据的相互补充和交叉验证。

3.案例分析和发现

本节从价值定位、活动重构和协调适配三个维度对上述案例企业展开对比分析（见表2），期望能够在共性和差异性方面有新的发现，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微观机制的认识。

根据表2可见：

表2 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案例企业对比

 

（1）价值定位：做出独特的价值选择

2004年，中国启动高铁装备的技术引进工作，但直到2012年还没有掌握部分高速动车组的关键技术和系统，牵引、列控、制动等核心技术仍由外方控制，高铁技术“自主可控”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2012年，由中国铁路总公司主导，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牵头，中国中车所属企业设计，按照“软件全面自主、硬件原则自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则，开展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设计研制工作。中国中车董事长孙永才（时任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回忆，“当时的工作就是按照正向设计加自主知识产权的思路，以自主化、简统化、互联互通、技术先进为目标来推进的”。历时5年，最终在中国标准动车组采用的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84%，11个系统、96项主要设备采用了统一的中国标准和型号。“自主可控”的价值定位已经超越了过去能够制造出引进车型的定位，进而强调中国标准的技术体系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供应链体系构建，强调“产品+、技术+和系统+”的新发展模式。

卡奥斯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源于海尔集团近40年来的制造经验和数字化转型的领先实践。但是，虽源于此，却超越于此。海尔集团创始人张瑞敏先生说“之所以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取名‘卡奥斯’，是取其‘混沌’之意，就是要率先大胆探索前行，创全球引领的世界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卡奥斯董事长陈录城早先负责过海尔的供应链和智能制造工作，他说“‘人单合一’是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和发展的基因”。其平台构建的出发点是创造用户全流程最佳体验、为用户增值，这是“单”。但用户的价值创造不可能由一家企业或几家企业完成，这就需要创建工业互联网生态，由生态相关方共同为用户创造价值，这是“人”。“合一”则体现在共创价值、共享价值的共赢机制上。在价值定位上，卡奥斯抢抓全球物联网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机会窗口，主动超越原先仅在企业内部进行的智能制造服务，用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跨行业、跨领域和跨区域赋能，成为全球引领者。

从“碳冶金”到“氢冶金”是传统钢铁冶金技术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它使钢铁生产摆脱了对化石能源的绝对依赖，能从源头上解决碳排放问题。2020年，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河北省钢铁产业链集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文中对河钢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明确规划，即“2021年河钢宣钢产能全部退出，2022年城市钢厂搬迁项目建成”。此时，河钢集团管理层需要选择：是用传统冶金技术——“碳冶金”建设项目，还是选择新道路——“氢冶金”？企业家的作用在此时体现出来。2020年河钢董事长于勇担任世界钢铁协会会长时，在世界钢铁协会大会上承诺，河钢要在推动世界钢铁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中发挥表率作用。2021年3月，河钢发布“低碳绿色发展行动规划”，明确了“碳达峰、碳中和”规划目标；5月，河钢在张家口启动建设“全球首例富氢气体直接还原示范工程”。河钢在价值定位上超越传统“碳冶金”技术，从原料、工艺、物流到产品和客户，超越原有产业链环节的边界。河钢探索并定义了“氢冶金”技术的价值创造，成为全球“氢冶金”技术的引领者。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如果不能够超越已有价值创造，形成独特的价值定位，就不会产生生产力的“质态”变化，而更多只是提升生产力的运营效率，要素和要素组合很难发生变化。可以说，这是3家案例企业存在共性的地方。但在提出独特价值定位的第一推动力方面，3家案例企业又存在着差异。在中国中车案例中，政府部门和代表分别是铁道部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它们对“自主可控”的价值定位起到了第一推动力作用，率先明确了“自主可控”的基本导向，随后企业家的作用接续发挥，去推进已有的价值定位。在卡奥斯案例中，企业家发挥了第一推动力作用，敏锐抢抓物联网技术机会，并将“人单合一”基因植入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新价值创造中。在河钢案例中，政府和企业家共同发挥了作用：一方面是政策的强制性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企业家主动做出“氢冶金”绿色发展的价值定位，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2）活动重构：一系列新活动的涌现、选择和保留

在“复兴号”的研制过程中，以及在“自主可控”的价值定位下，企业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新主体的加入、新活动的开展和新关系的建立。比如，对于过去一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工作，如果要搞清楚它们的原理，仅仅依靠企业是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能力。此外，面对多国技术标准的知识产权争议，以及产品开发平台差异造成的运营维护问题，需要通过整车架构设计、关键子系统设计和子系统耦合标准设计等工作去解决。在整个研制过程中，与大学和研发机构持续协同、技术路线选择、统一开发平台建设、跨企业耦合等一系列新活动涌现，并按照“适应性”原则对新活动进行选择，最终保留下来的活动就构成了新的活动组合。

卡奥斯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在为用户提供全流程最佳体验的价值定位下，面向企业、行业和区域三类客户，形成平台连接最终用户、客户和生态合作方的价值体系。新的价值体系中，与最终用户交互、开放研发体系、建立智能制造系统、与生态资源方连接等一系列新活动涌现，针对企业、行业、园区的一系列解决方案生成，并按照“最佳用户体验”原则对新活动进行选择，最终保留下来的活动形成了泛在物联、知识沉淀、大数据分析、生态聚合、安全保障五个方面的活动组合。

河钢“氢冶金”的价值定位是一次全新探索，其中，新工艺与设备的设计、全新人才队伍的培育、研发机构的合作、下游产品的研发、与客户的战略合作、与上游原料供应商的互动、“氢冶金”标准联盟的建立、对碳足迹的数字化管理等都是以往没有的新活动。在“为客户有效创造绿色价值”的原则下，新活动被不断地选择和保留，“氢冶金”技术也被越来越清晰地定义出来。

从上述案例企业分析中可以看出，在高铁、工业互联网、“氢冶金”技术这些新质生产力的具象化体现背后，是企业一系列新活动动态演化的结果。新活动的持续涌现成为新质生产力生产的源泉，活动重构成为新质生产力生产的源动力。活动重构本身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外部技术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重构的特征。3家案例企业的外部技术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高铁技术相比工业互联网和“氢冶金”技术，成熟度相对较高，活动重构的边界更加清晰，主体间的互动关系更加稳定。

（3）协调适配：多元互补创造独特价值

组织能力是一系列活动形成惯例的表现。中国中车在“复兴号”的研制过程中，面对11个系统、96项关键部件的统型任务，需要在内部与外部、纵向与横向方面进行大量的协调适配活动，需要多元主体互补创造价值。其中，一个可观察到的结果是“两纵两横一贯通”科技创新体系。“两纵”是指技术研究体系和产品研发体系，前者需要协同1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9个行业研发机构、22个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18个海外研发中心、12个中车专项技术研发中心等各级研发平台，后者涉及对核心子企业产品研发的牵引。“两横”是指协同创新机制和技术市场化交易机制，前者针对新技术和重大基础前瞻性共性技术问题进行协同创新，推动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一体化，后者采用市场交易机制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一贯通”是指科技创新评价体系，从整体上对科技创新全要素、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价，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

卡奥斯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立了多边交互的“1+X+N”生态体系。其中，“1”是指母平台卡奥斯COSMOPlat；“X”是指以大规模定制为核心的X个全场景赋能能力，包括开源设计、智慧采购、智能制造、智慧物流等；“N”是指卡奥斯COSMOPlat搭建的N个行业子生态。卡奥斯的协调适配表现在两个维度上：一是在“N”行业生态维度上，客户端的需求和生态资源端的供给在平台上得到匹配、集成和交付；二是在“X”全场景维度上，针对具体场景需求的多元主体互动形成场景服务能力。上述两个维度的协调适配，主要是由卡奥斯继承海尔集团在客户端的影响力以及客户的强烈内在需求拉动的。

河钢从“氢冶金”技术的采用到客户的价值创造，都需要通过多元主体互补来实现。如果仅仅是采用氢气还原生成铁，则很难获得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的获得需要一系列互补性活动，包括：与上游中国石化的制氢技术形成互补、在下游产品环节制成附加值高的特种材料、与汽车厂商合作建设“绿钢”供应链、在研发环节与大学合作开展“氢冶金”基础研究、建立“氢冶金”联盟并制定相关标准，以及采用“碳中和”数字化平台进行支撑等。在一系列的活动重构过程中，河钢采用了推力和拉力相互作用的协调适配：在工艺端、标准端、研发端和数字平台端形成推力，客户端的低碳需求形成拉力，在低碳产品上将推力和拉力紧密结合，从而实现符合价值定位的有效协调适配。

从上述案例企业分析中可以发现，中国中车、卡奥斯和河钢在新价值定位下的活动边界发生了跨标准、跨行业和跨产业的变化。伴随着新主体的参与，一系列新活动在组织内部和外部相应开展，通过协调适配、多元主体互补创造新价值，实现了生产力的“质态”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协调适配能力成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关键能力。但是，3家案例企业协调适配的内在作用机理存在一定差异：中国中车主要发挥科技创新体系形成推力作用；卡奥斯主要借助其在客户端的影响力对相关主体产生拉力作用：河钢主要采用了推力和拉力相结合的作用方式。

四、结论和政策启示

通过对上述案例企业的对比分析，本文得出三点结论：第一，独特的价值定位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基本前提。在不同情境下，独特价值定位提出的第一推动力存在差异。在主导技术路线明确和具有超大规模市场需求的行业领域，政府是第一推动力；在技术路线不明确的行业领域，企业家的作用非常关键。第二，价值定位引导一系列新活动涌现、选择和保留，新质生产力在微观层面体现为新活动组合，活动重构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源动力。技术成熟度的差异会对企业活动重构的边界和主体间关系的稳定性产生不同影响。第三，协调适配的本质是多元互补创造新价值，协调适配能力是新质生产力生产的关键组织能力。在不同情境下，协调适配通过技术供给端的推力和市场需求端的拉力平衡来作用。

通过对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微观机制的分析，可以得出三点政策启示：第一，只有更多的企业做出独特的价值追求，才有可能促进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这需要全社会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第二，从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型人才培养、公共技术平台建设、技术市场交易便利等方面综合着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激发更多的创新活动。第三，从消费者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标准引领的作用，创造有利于多元互补活动发生的制度环境。

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王钦.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微观机制：价值定位、活动重构与协调适配[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03):1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