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新闻宣传实践及其新闻思想的孕育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科学、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其顶端是毛泽东的党报理论，处于基础的是毛泽东新闻实践观点，居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层次是毛泽东的宣传思想。[1]在这个三层的体系中，毛泽东的宣传思想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其中，并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在延安定型的党报理论是以组织喉舌为性质，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体制，以“四性一统”（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之下）为理论框架的范式[2]，其喉舌性质集中体现在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党报理论的目的是指导党报践行宣传使命、方针和原则。而作为体系基础的新闻实践观点，诸如新闻工作的真实性、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等，大多数与宣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于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始终保持一定热度，尤其在重大周年纪念的年份更加突出，如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的1993年、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和100周年的2001年和2021年等。目前学界对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多集中在延安时期，微观层面的个案研究涉及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3]、延安《解放日报》改版[4]、中共七大[5]、党性原则[6]、全党办报[7]、政治家办报[8]等，大多集中在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另外，从宏观层面进行长时段的梳理也比较多，且多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以百年为单位进行研究[9，10，11，12]。但通过以上梳理不难看出，不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学界对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和理论肇始阶段的关注略显乏力，即从1915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引进传播到大革命失败这个历史阶段。这就需要针对这个阶段进行系统梳理，并且“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13]。

1942年3月30日，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报告中，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14]，并且认为“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14]。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宣传是属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部分，由此将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宣传工作的研究范围框定在五四前后到“大革命”失败这个阶段较为合适，并选取期间对宣传工作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作为分期节点，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及早期新闻宣传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思想启蒙阶段，以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为起始点到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全国各地成立；第二个阶段是传播发展阶段，以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为起始点到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第三个阶段是曲折探索阶段，以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召开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在这三个阶段的新闻思想均来源于丰富的革命实践，当然也包括新闻实践。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仅非常重视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而且自觉地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二者结合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形成了新闻思想的雏形，这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发展成熟有着重要意义。固有研究不仅缺乏对这一时期的关注，也忽略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和思想对其后期新闻思想发展的影响。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时期的毛泽东新闻思想和实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在经历了“传而未兴”的境遇后，迎来了新文化运动的转机。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先天经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同时对中国具体实际有着切身体验和感受认识。十月革命发生后，这批先进知识分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深切体悟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价值，不断加深认知认同，积极推动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从“传而未兴”向筹备建党的阶段转变。早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实践也在这一过程中萌发，从无到有，凝聚了无产阶级群众，反哺了建党的筹备，对建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一）秉承家风得益典籍：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养分

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在中国的兴起通常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算起，也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5]。毛泽东的新闻宣传实践也始于这一年。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宣扬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起点。毛泽东成为《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深受其影响，1917年4月1日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体育之研究》。这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共7000字，采用文言体写成，全文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以及《史记》等传统典籍中引用的典故、成语和诗文达到20多条，涉及的中国古代人物达到了16人。[16]就文章内容和文体而言，其价值取向源自家风家学、私塾蒙学和传统典籍。

首先，毛泽东的家风家学更多来自母亲，继承了很多中华优秀传统观念。毛泽东母亲文素勤，淳朴善良，灾荒年月舍米救人，极富同情心。母亲病逝后，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祭词称：“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17]当时，毛泽东写信给同学邹蕴，提到自己的母亲是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其次，毛泽东的私塾蒙学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和对“孔孟之道”的熟稔。在韶山，私塾仍是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选择。毛泽东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等蒙学读物入门，随后是点读“四书”“五经”以及《史记》《左传》《日知录》等典籍，早早接受了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另外，被私塾老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旧小说，也成为毛泽东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水浒传》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18]这种影响是长期和深远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经常阅读的书。最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一味地无差别接受，而是采取考察辩证的态度和方式进行反思。例如毛泽东对小说里面没有农民作为主人公感到纳闷，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19]，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18]。再次，外出求学的青年毛泽东阅读中国传统文史哲典籍颇为使力，这一情况可以从他在湖南第四师范留下的一册听课笔记《讲堂录》中了解大概。这册《讲堂录》记于1913年10月至12月，内容是修身课和国文课。修身课的记录主要涉及传统经典讲修身方面的内容。国文课的记录涉及对韩愈文章的一些词句解释。“从他当时的通信和留下的其他文稿看，他比较喜欢和读得比较深的经史子集，有《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礼记》《中庸》《大学》和《朱子语类》《张子语类》等诸子经典；有《尚书》《左传》《汉书》《史记》《昭明文选》《昌黎先生集》（《韩昌黎全集》）、《古文辞类纂》《读史方舆纪要》等历史类著作。这番阅读，为他打下终生受用的国学基础。”[20]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立：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中“两个结合”的关键点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在两次北京之行中逐渐形成的，这是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中“两个结合”的关键点。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依靠新闻宣传展开新闻批评，进行舆论监督，进而救国救民、服务革命的新闻思想才有了正确的方向。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因留法勤工俭学事宜第一次来到北京。10月，经过深思熟虑后，毛泽东决定先研究中国文化和国情再出国，打好本国文化基础[21]，投身于火热的社会运动和实践，最终放弃留法计划。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到北京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期间毛泽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这个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罗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蒲鲁东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国外思潮涌入中国，毛泽东后来回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19]尽管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他对各种思潮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反复比较，为日后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打下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的北京之行除了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还有机会较系统地学习新闻学理论和新闻业务方面的知识。1918年2月9日，徐宝璜总理《北京大学日刊》一切事务，并同蔡元培商量组建新闻研究会的设想。记者邵飘萍于1918年春致信蔡元培校长，建议北大开展新闻学研究，进一步促使蔡元培和徐宝璜决定筹建新闻研究会。7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本校将设新闻研究会》的通告，后又发布《新闻研究会之简章》。9月14日，又刊登报名通告，并积极吸纳会员。毛泽东报名参加了半年班，成为校内会员，参加研究会的第一个活动是成立大会，现场聆听了蔡元培校长的新闻学讲演。之后，连续三个月聆听了徐宝璜导师讲授新闻学知识和邵飘萍导师的新闻业务讲座。此外，除了上课，毛泽东还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投票选举新闻部、评论部、翻译部、通信部等骨干成员。“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掌握了新闻学的基础知识，懂得了新闻舆论的巨大威力，学习了新闻采集、新闻编辑、新闻标题写作、新闻通讯撰稿、新闻评论、广告术、实验新闻学等基本方法，理解了新闻社与新闻通讯社组织机构设置情况。”[22]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为了把军阀张敬尧赶出湖南，创办平民通讯社并担任社长，救国救民、服务革命的新闻思想在新闻实践中得以践行，面向全国报馆发布张敬尧在湖南的种种罪行新闻稿件，每日达到150多份。[23]毛泽东亲自起草《湘人对张敬尧私运烟种之公愤》，揭露张敬尧部张宗昌私运鸦片烟种子；撰写《湘人力争矿场抵押》，揭露张敬尧与湖南省矿务局局长张荣帽狼狈为奸，贪污受贿巨款，把水口山矿产权拱手交给外国人的无耻行径。通讯社还发表了《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控诉张敬尧的罪行，其中写道“人民流离转徙，至今未复，死不能葬，生无可归”[17]。另外，“暴兵三五成群，下乡搜索，横行间里，无日或宁。凡此纵兵殃民之结果，以致农不得耕，商不得市”[17]。写出了湖南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具体实际。各地报纸纷纷登载通讯社文稿，发表有力的支持评论，“驱张”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

期间，毛泽东广泛收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包括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10月出版的《社会主义史》^①，1921年出版的考茨基著的《阶级争斗》。毛泽东还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建立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毛泽东后来回忆：“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

①1920年,新青年社出版《社会主义史》(The History of Socialism),英国人托马斯·克卡朴(Tomas Kirkup,1844—1912)著,李季翻译。

第一次北京之行，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经历成为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的转折点，学了新闻做了新闻，学以致用。毛泽东这个阶段的新闻实践是非常贴近中国实际的，特别是要明确解决中国的问题。第二次北京之行，他对新闻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有了更深的体会，更为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进行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思考，运用新闻宣传开展新闻批评，进行舆论监督，实践救国利民、服务革命的目标，逐渐成为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的重要内涵。

（三）中国具体实际的再认识：从宣传新思潮向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转折

五四运动使得革命形势为之一变，中国的具体实际在这场运动中更加清晰地呈现在毛泽东面前。这时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报刊在革命实践中的重要性，他以湖南学联为平台，创办《湘江评论》，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将新闻宣传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一新闻实践为毛泽东“报纸是一切工作的武器”的重要新闻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的具体实践促使毛泽东完成了从宣传新思潮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转变，为“两个结合”的深化迈出重要一步。

早在家乡读书时，毛泽东就接触了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书报，包括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泳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新民丛报》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18]在第四号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18]

从《盛世危言》到《新民说》，从立宪变法到“变化民质”，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对毛泽东的影响持续了较长时期，他以后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名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18]

五四运动爆发后，1919年5月28日，身在长沙的毛泽东主导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后简称湖南学联）成立，通过罢课、演讲、发传单等方式，组织学生和群众参加五四运动。7月9日，在毛泽东指导下，由湖南学联发起的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7月间，“救国十人团”已发展到400多个。同时，五四运动的影响在湖南不断发酵，毛泽东深切感到需要办一份报纸，将其作为一切工作的武器，扩大宣传范围，提升宣传效果。湖南学联根据他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周报，并聘请他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7月14日，湖南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周报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也是他正式从事报刊工作和新闻宣传实践的开始。《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24]，很快成为同时期报刊中的佼佼者，报纸沿街销售时，“刚走到东长街就抢购一空”[25]。毛泽东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20余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抨击。他不仅负责编辑，还要处理组版、校对，甚至亲自售卖。在不足一个月的办刊实践中，《湘江评论》作为周报虽然只发行了4期以及1期增刊，刊发文章83篇，但作为主编的毛泽东撰写文章达40篇之多。通过这些文章的内容来看，毛泽东虽然尚未彻底摆脱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其新闻思想的主流。

毛泽东在湖南的新闻宣传实践非常丰富。除主编《湘江评论》周报（被迫停刊）外，还在1919年9月接任《新湖南》周报主编，“继《湘江评论》的精神，要在社会有所贡献”[26]。然而，包括他大力支持的《女界钟》周报和指导的其他进步学生刊物，相继遭到军阀张敬尧的查封，毛泽东在现实中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的残酷性，对中国的革命现实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这对毛泽东在后来的新闻宣传实践乃至革命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0年夏，毛泽东由北京、上海返回长沙。这时候，毛泽东政治思想正处于飞跃转变的关键期。除了为长沙《大公报》等报刊撰写稿件，以及给《湖南通俗报》当参谋外，还得到了主编两份内部刊物的机会，即《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湘潭教育促进会会报》。毛泽东有目的地将会员的信件汇编成册予以出版，通过书信相互研讨、商榷，求得真理，取得共识，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至此，毛泽东办报的思想和实践经五四运动的淬炼，实现了从宣传新思潮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实现思想转变的探求真理过程。这一过程也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实践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毛泽东新闻思想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思想以及建党后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积极地组织群众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同时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的实践和理论建构了雏形。在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毛泽东、周恩来、包惠僧、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组织下，促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产生了中央领导机关并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当时的方针决策和工作实践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新闻宣传工作中遵循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不仅更加全面、深入、科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积极把发动工人群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自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且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重要作用。

（一）创办《新时代》月刊：毛泽东党报理论形成的开端

经过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指导《湖南通俗报》，支持《女界钟》以及主编两份内部刊物，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办报理念和风格。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的新闻实践和理念成为其党报理论形成的开端，诸如要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要自觉地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工作要突出党性等重要思想都可以在这个时期找到实践来源。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和研讨中国革命问题，1923年4月10日，以湖南自修大学校刊名义，以“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为办刊宗旨，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新时代》月刊。从发刊词和出版的4期内容来看，月刊既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传播，如李达翻译马克思的《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就刊载于《新时代》第1号，也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运用的研究，如创刊号上发表了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和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在第2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它对帮助党的干部和革命青年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重要作用。这份刊物同《共产党》月刊、《劳动周刊》《工人周刊》《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以及不定期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等，共同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

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要求“各地可以根据需要出版一种工会杂志、日报、周报、小册子和临时通讯”[27]。《新时代》月刊不仅配合了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而且很好地落实了党的一大决议。湖南自修大学成立于1921年8月16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最早的干部学校，办校目标是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学校内设图书馆，当时的进步图书和报纸在这里大都可以找到。学校经常开座谈会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各种问题，也曾举办过几次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讲演大会。《新时代》虽然是湖南自修大学校刊，但它积极宣传中共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对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作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初步探讨，实际成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理论刊物。如果说创办《湘江评论》《新湖南》时期的毛泽东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想的进步青年和激进民主主义者，那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和《新时代》月刊则表明毛泽东已经具备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基本素质，已经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与《大公报》论战：坚持为工农代言服务的新闻宣传原则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不断加深对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认识，尤其是当时长沙地区的工人运动的情况。因为幼年的成长经历，毛泽东对农民的疾苦体会很深，对生活艰难的工人更具同情心。毛泽东坚持为工农代言的新闻宣传原则就是在这个时期不断明晰的，并且在新闻实践中得到了检验。

湖南各地工人举行了各种罢工斗争。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6000多名泥木工人经过20多天的斗争取得胜利。[28]此外，还有缝纫、织造、造笔、制陶、人力车、制鞋、洗衣等行业的工人也先后举行过罢工。长沙铅印工人罢工是毛泽东领导的罢工中影响深远的斗争之一。毛泽东因办报常年与长沙各报馆及报馆工人有密切往来。1922年9月21日，毛泽东还帮助长沙铅印工人成立了铅印活版工会并兼任秘书。他对铅印工人生活和工作的实际情况十分熟悉。铅印工人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但收入微薄，每月最高的不过8元，最低的只有4元。[29]1922年11月，铅印活版工会召开了全体会员大会，一致决定：要求报馆提早发稿时间，增加薪水，减少工时。11月21日，铅印活版工会邀印刷公司经理开会，提出了13条具体要求，并限期3天作出答复。同时，官办报纸《湖南日报》的印刷工人，也向军阀省长赵恒惕的秘书处提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要求。但赵政府态度强硬，在这种情况下，印刷活版工会负责人同毛泽东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宣布从11月25日开始罢工，全城10余家印刷厂全部休业，10余家报纸也全部停刊。最终，在毛泽东的精心组织下，罢工取得胜利，赵政府和印刷厂老板完全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30]

毛泽东领导罢工运动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决议为指导，对长沙乃至整个湖南地区工人运动的实际把握。另一方面，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开展新闻宣传，这也是这些罢工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在罢工运动进行之际，社会有志之士多数给予同情和支持，但也有囿于偏见进行非议的，长沙《大公报》总编辑李抱一就是其中代表。他在印刷工人复工后的头一张报纸，即1922年12月13日的《大公报》第2版的“时评”栏中用“盾”的笔名发表了题为《长沙印刷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的文章，“不认为有能罢工的必要”[30]，指责工人“欠缺常识”“不守秩序”“不知卫生真谛”，并以“救世主”的姿态给工人忠告：“你们做工人的，要保全自己的永久地位。图谋（满）自己真正的幸福。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试验主义的牺牲，更非注重学问不可。”[30]最后，他还把矛头直接对着支持印刷工人罢工的毛泽东，“我因此更进而忠告从事劳动运动者：你们不要以为替劳工争得几条胜优条件，联合几个劳动团体，便自以为能事已毕。须知只是如此，结果只有助长工人嚣张的习气，使社会增加一层不安宁的态度；如果确有宏大志愿，只是专意提倡工人教育，免除以上所举弱点，那么，将来的成就，胜于罢工多了”[30]。毛泽东立即以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的名义，写了《长沙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在第二天该报的“来论”栏中发表。毛泽东的文章不仅对端正社会上一些人对印刷工人罢工问题的认识大有益处，而且对广大新闻记者端正立场改进作风大有益处。从毛泽东写的这封信里，也反映了他在这个时候已经初步有了团结利用、改造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策略思想。文章开门见山指出立场问题，究竟是“站在我们工人地位”[30]，还是“开口就‘你们做工人的’‘缺乏常识’‘不守秩序’‘品类日杂’‘我忠告你们工人’‘助长工人嚣张习气’”[30]极尽诋毁能事？接下来，毛泽东指出实事求是的问题。文章指出：“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30]最后，毛泽东谈到了有关工人阶级欢迎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实朋友”[30]，也就是有关工人阶级欢迎什么样的新闻记者的问题，“我们很愿先生能是个脱去长衣，辞去大编辑职务，帮助我们干劳动运动，至少，也应当做一个真实的劳工教育者，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30]。文章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毛泽东在35年后提出的“政治家办报”具有理论逻辑的一致性。毛泽东通过批评《大公报》李抱一为代表的“长衣先生”，彻底与过往的资产阶级新闻实践原则决裂，完成了无产阶级新闻思想和实践的蜕变，成功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另外，毛泽东家中雇有长工，并非贫农，但毛泽东母亲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18]年幼的毛泽东并不懂多少佛教戒律，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就具有了一些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其中同情贫弱，乐于助人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并在领导湖南各地工人罢工的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和年幼时继承其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佛教文化的影响也可以在毛泽东晚年书单中的佛教经典中得到印证，例如，《金刚经》和《六祖坛经》这两部佛教经典，毛泽东读得较熟。1958年会见柬埔寨佛教代表团，1959年会见十世班禅大师和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三次谈话中都提到《金刚经》和《六祖坛经》的内容。而同情弱者更是促使毛泽东扩大对无产阶级这个概念的运用范围，即不仅包括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这是根据中国实际的必要创新，虽然那时被一部分人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庸俗歪曲。[20]

（三）早期工人运动：“两个结合”的成功实践

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多年革命实践中全面、客观、直接地接触中国实际，毛泽东已经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加之来自家风家学和私塾蒙学的传统文化浸润，毛泽东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就不自觉地开始了“两个结合”的早期探索。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早在建党前，长沙的“湖南劳工会”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只以“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智识”为宗旨，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对这个组织中有进步思想的负责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通过耐心教育和争取，使该会负责人黄爱、庞人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湖南劳工会”于1921年11月下旬改组，请毛泽东助理会务，改组后的湖南劳工会积极开展活动。[31]成功争取“湖南劳工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决议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行，更是毛泽东准确把握长沙工人运动实际情况，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同时，毛泽东还针对长沙手工业工人聚集（手工行业不下数百种，工人多达10万人）的特点，重视组织领导手工业工人进行罢工斗争[32]，这也是当时湖南工人运动获得成功而其他地方工人运动忽视的省情城情。

毛泽东的早期经历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新闻宣传活动中不自觉地将家风家学、传统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推动革命的实践。首先，毛泽东父亲从当兵到经商，和中国旧社会中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一样，克勤克俭，精明刚强，并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毛泽东从六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特别是十四到十五岁大约两年的时间内，他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犁、耙、栽、割，全套农活，他样样在行。还常常跟长工争胜，抢重活干，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18]这种家风传统使毛泽东天然亲近底层的劳动人民，自觉地关注和帮助处境艰难的长沙工人，特别是手工业工人。其次，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虽然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儒家学术和传统，而是直到五四运动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仍认为“略通国学大要”使自己能够将读书和研究国情相辅相成。[33]在传统儒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如强调“仁爱”“爱人”思想，毛泽东关注和支持长沙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成为一种必然。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毛泽东新闻思想和实践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共合作方向大体明确的情况下，围绕着国民革命、国共合作及中共组织的独立性等问题展开论辩。会议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正式作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合作推动国民革命的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决策解决了当时党在革命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宣传国共合作：以实事求是的理念传播国民革命思想

中共三大所确立的国共合作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国民党“一大”后，部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其组织机构中担任要职。为了指导这些党员做好工作，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2月在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要求“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对于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34]。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共两党共同的目标，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国民革命，把自己相当一部分的宣传工作归到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声势并帮助国民党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始终处于新闻宣传工作的一线，其主要工作就是宣传国共合作，传播国民革命思想。1925年10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宣传部部长，主持宣传部工作。就职后，毛泽东立即开展宣传工作，10月20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日刊》刊发毛泽东写的《发刊词》。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具体的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是因为孙中山能够接受阶级斗争的观点，并用来解释三民主义。文中对三民主义做了具体解释：

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资产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35]

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宣传党的纲领，认真贯彻党的决定，在坚持党性原则上，并非固化、僵化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是实事求是，考虑到当时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坚持真理，坚决与反革命势力作斗争。毛泽东在担任代理宣传部部长期间，一共参加了18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编定12个中央宣传部报告，收发成千上万份宣传文件。在掌握事实的基础上，不盲目、盲从、盲听，坚持用事实说话。他主张“为革命办报，用事实表明办报人的立场”[36]，即事实中包含观点，并非纯粹的信息传递，这些事实又是鲜活的、生动的，大多来自亲身接触的社会各个层面的具体实际，涉及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不同群体。1925年，毛泽东在《〈政治周刊〉发刊理由》中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37]这些“事实”均来自毛泽东大量的实地调查。1926年5月，毛泽东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闭幕会，专门作了《关于农民之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关系》的演讲，号召农民起来参加国民革命。这期间，他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等文章，向广大农民进行革命宣传，并把《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广东农民运动概述》等有关农村的调查报告编成一套“农民问题丛刊”共52种（实际出版26种），发往各地，以指导全国的农民运动。这些鲜活的、生动的事实胜过千万次辩论。

实事求是的新闻宣传理念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同样实事求是是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条重要脉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18]，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18]，并且对船山学问尤为用功。1916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他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的二元论哲学等吸引去了。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在思想方法上的表现就是实事求是。这一点正和马克思主义对实事求是的要求具有高度一致性。从“修学好古，实事求是”[38]的治学态度，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38]的方法论意义，再到“致知在格物”[39]“物格而后知至”[39]的哲学内涵，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毛泽东深受影响。固然“实事求是”有着特殊的时代理论内容，与中国历史上在《汉书》中就已存在的“实事求是”这一说法有着语境和意义的不同，但两者在普遍性上又有着相通之处，都包含着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做事的一般性原则。

（二）直面国民党新老右派：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毛泽东对报刊的阶级属性问题有着清晰的表述。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指出：“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之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40]这一新闻思想的萌发可以追溯至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与国民党新老右派进行斗争的新闻实践。

1925年11月23日，少数国民党右派分子非法召开会议，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等，史称“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一些地方设立“国民党分部”，通过上海的《民国日报》，并创刊《江南晚报》，大造反苏、反共，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舆论。1925年12月1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4期上，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予以回应。其实，早在1925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牺牲了自己的空想，摆脱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不可”[41]。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和3月13日出版的《中国青年》，都先后转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随后又在广州汕头出了单行本。在宣传斗争中，毛泽东坚持党性，不遗余力地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斗争，1925年12月，在反击新老右派的斗争中，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并主编了《政治周报》。这是毛泽东一贯重视报刊舆论斗争作用的重要实践。在他主编的4期《政治周报》中，毛泽东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揭露一切反革命宣传的实质是“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42]。除了创办主编《政治周报》，毛泽东还参与了《向导》周刊、《前锋》月刊、《中国青年》周刊、湖南区委的《战士》周报、豫陕区委的《中州评论》以及福建的《革命先锋》等中国共产党重要报刊的编辑写作。这些新闻实践使得毛泽东对新闻属性有了清晰地认识，进一步确立了报刊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重要思想观点，并成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走向农民运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宣传工作作风

1926年5月25日，根据《整理党务案》的要求，毛泽东离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位置。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他一直以来关注的农民运动。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对农民有着天然的感情，他回到农村，深刻体会和认识农民生活的具体实际。这从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可以看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43]。

其实早在1925年4月间，毛泽东“经过同各种人的接触和调查，了解到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44]，他创办农民夜校，除教农民识字、学珠算，还讲三民主义、国内外大事等。毛泽东常去夜校察看，“提出夜校讲课要通俗易懂，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才容易明白。夜校学员大都成为秘密农协的骨干分子，夜校场所一般即是秘密农协会址。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44]即便出任代理宣传部部长后，不能分身前往韶山，毛泽东也写信建议在原有农民协会的基础上，成立区农民协会。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新闻宣传实践和思想呈现出比以往更加关心中国具体实际的倾向，同时更加主动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其结合，对农民问题尤其关注。1925年9月回到广州，11月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毛泽东做了如下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18]

大量实地调查是毛泽东开展新闻宣传实践的基础。1926年底至1927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农村迅速掀起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但随着农民运动声势的扩大，党内对于该问题出现了分歧。同时，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也是道听途说。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专程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了为期32天的考察，主要是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2月16日，毛泽东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向党中央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考察报告用大量确凿的客观事实，阐明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份报告是对中国具体实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结晶。“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45]毛泽东关注农村，关注农民，是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全面、科学、客观地把握，是真正的中国具体实际，将这一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开展的新闻宣传工作必然结出丰硕果实。正是在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宣传工作作风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

四、结语

以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工作的发展史为背景，考察毛泽东早期新闻宣传实践和新闻思想，不难发现“两个结合”成为其早期新闻宣传实践和思想发展的自觉，贯穿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并非机械的、教条的，而是将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具体实际和中国具体实际动态结合，有机取舍的过程，其目的是实现革命的有效目标。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自觉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从外到内、由表及里契合的必然。

青年毛泽东在早期宣传工作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积极的、主动的，是有意为之。他在这个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也不断深化，共产主义理想也更加坚定。而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是隐蔽的、无意识的，甚至在这一过程中还会有意识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甄别和取舍。宏观考察毛泽东早期的宣传工作，“两个结合”在这一时期体现出的这个特征十分明显，并与后期的宣传工作有所不同，但前后继承。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实践和新闻思想在早期不可否认走过一些弯路，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上不断指明方向，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实践与思想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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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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