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8-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论述下一年的结构政策时明确指出，“要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这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制造业的高度重视。12月1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立即做出部署，加大对制造业的政策支持，积极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发展。
毛泽东曾经指出，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世界各国制造业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提升中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能止步不前，更不能倒退。稳定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应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奋勇立新功。
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是“国之大者”
制造业竞争事关大国核心竞争力。在人类历史上，工业革命曾经演绎过一个个追赶和超越的竞争优胜故事，赢家比比皆是。英国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到1820年经济总量超过法国；美国与德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分别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实现了对英国经济的超越；美国而后又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较长时期保持了全球制造强国的竞争优势地位。对于世界格局你追我赶、相互竞争、强者超越的变化趋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一直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早在1949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确立了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发展方向。毛泽东以后历届党的领导人，数十年如一日，毫不动摇地坚持工业化正确方向，为此进行长期不懈的积极努力。进入21世纪第一个10年，在持续推动改革开放和不断做强做大制造业基础上，中国经济总量接连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党和政府对制造业的长期培育和坚定支持，实现如此大幅度的赶超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的发动与发展是科技创新推动的结果。当今制造强国的竞争，日益演变成创新能力与创新成果产业化转化能力之间的竞争。科学创新主要向人类提供知识产品、技术创新成果更多地应用于产业化领域，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数据显示，制造业部门集中了美国产业部门70%的研发，集中了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的60%，制造业产品出口占美国出口的一半。根据美国多年统计数据，美国研发投入的60%-70%集中在制造业，成果产业化也主要应用于制造业领域。不过，在全球一体化推动下，欧美国家传统制造业因产业外移和成本上升等因素处于收缩状态，本土制造业的产业谱系日益集中在少数研发密集型产业领域。统计数据显示，2000-2009年，美国五大研发密集型制造业（Research and Development–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半导体、通信设备、计算机、医药和医疗设备的真实平均产出增长率达到27%，但五个大型传统制造业领域如化学、机械、电器设备、塑料和橡胶、金属制品的真实平均产出增长率为-23%。近年来，美国学术界与智库加强了制造强国的数据比较分析和政策跟踪分析。美国有学者发现，1995-2004年，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德国。但在2004-2016年，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几乎重合（coveraged）。进一步研究发现，2004-2016年德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于美国。而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覆盖少数几个部门，且主要与硅谷技术供给有关。
多年来，中国制造业走了一条由逐低（Chase low cost）向竞高（Chase high technology）的产业方向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造业发展主要以低土地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税收成本等吸引国内外投资者，“逐低竞争”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但在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资本积累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后，“竞高竞争”就成为主流。当前的趋势是，全国各地都推动制造业增长重心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高新技术产业的方向转变。与此关联的，2020年，我国制造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占全国研发经费总投入的60.61%。制造强国建设为创新强国建设提供了巨大创新成果产业化转化平台，创新强国建设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可持续性的动力支撑。作为一个规模化劳动力和规模化经济的双重大国，中国不可避免形成从传统制造业到高端制造业的比较完整且丰富的产业谱系。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中国不可避免与发展中国家展开同向竞争；在高端制造领域，中国不可避免与欧美国家间展开竞争。尤其是，全球高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之争，继在西方国家之间展开后，也延伸到西方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确立了持续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政策蓝图。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国情咨文中指出，要确保下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倡导用美国货、雇美国人，“让美国再次伟大”；现任总统拜登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竞争对手。上任之后明确提出，为赢得与中国竞争，必须确保美国制造。为支持美国制造业发展，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文件，要求推动再工业化、技术创新和维持产业竞争地位。在《先进制造美国领先战略》（2017）中明确提出，“制造业几乎在美国所有经济部门都扮演着极其重要角色”，“由创新驱动的先进制造业包括新的制造方法、新的制造产品，是美国经济的引擎和国家安全支柱”，并要求“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必须一起努力支持先进制造”。美国为维护研发和产业占据一定优势的先进制造优势，对中国企业和机构频频出手，对中国创新链、交流链、产业链，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进行打击，就是要维护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垄断地位，同时削弱中国制造业追赶的后发优势，以产业霸权继续在全球行使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军事霸权。
稳定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和建设制造强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后起发展中大国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国之大者”。持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从长期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从短期看是实现“六稳”“六保”的现实基础，稳制造是稳增长的重要内容与关键环节；从结构看，制造业的带动扩散效应要远远强于服务业更强于农业，稳制造也会带动稳服务和稳农业；制造业推动创新也转化创新，稳制造就是稳创新；制造业提供了众多的就业和税收，稳制造就是稳就业、稳税收；制造业深化了中国与全球的产业与技术联系，稳制造就是稳中国与全球经济技术联系，就是稳全球化和稳“一带一路”建设。总之，稳定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关乎长短期各类发展目标的实现。
要建设制造强国就“不能泡沫化”
近来，学术界甚至政策管理部门频频提到国外学者提到的“鲍莫尔病”，甚至引经据典地用于对中国产业发展的政策论述。提升中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需要借鉴和研究国内外的各类理论，丰富制造强国建设的理论内涵。
“鲍莫尔病”来自于美国著名学者鲍莫尔（William Baumol）196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其立意在于对“城市病”的形成进行分析，但鲍莫尔所谓的“城市病”被后来的学者命名为“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鲍莫尔认为，假如作为进步部门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升，推动这些行业薪酬上升时，也会把正效应传导到作为停滞部门的服务业，带来两个部门的薪酬同时上升。但经济结构不平衡运行的现状是，作为进步较快的制造业部门因为产出增加，带来规模扩大和相对价格下降，产业比重趋于下降；而某些类型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保持停滞状态，但该类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薪酬或价格上升，导致此类服务业过快上升。在整体经济维持均衡状态，资源要素会流向服务业薪酬过高的部门，服务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出比重上升，拉低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Productivity Lag），导致整体经济陷于停滞。这种因为服务业成本推动导致服务业产出过快增长，但又影响全社会产出效率提升的现象，就是鲍莫尔成本病。在鲍莫尔以后，富克斯（V.R.Fuchs）通过对服务业专业化、就业时间、劳动力素质等的研究也揭示了，推动服务业就业和产出比重上升的主要因素，在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滞后。循此思维，避免鲍莫尔成本病发生、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合理途径，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一旦发生资源与要素市场化错配现象，应该进行主动积极的政策干预，以保持资源要素配置向“进步”产业领域流动。具体地说，应建立可以推动“进步”产业部门持续扩张的政策支撑体系，为技术创新的研发与应用持续提供产业平台支撑。同时限制停滞产业部门比重的不合理上升。
这一点，与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制造强国的路线不谋而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建设制造强国、创新强国。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在各类会议与考察中反复强调创新驱动和做大做强制造业。早在2013年，习近平在武汉考察期间就指出：“工业化很重要，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为推动工业化和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至少表明了以下思维：
首先，全社会应对泡沫化与发展实体经济的好坏正偏有清醒判断。从国际经验与人类知识基础看，泡沫化不是好的经济发展方向，发展实体经济的方向无可置疑的正确；其次，泡沫化在发展和演化中，会冲击实体经济和工业化目标，在要不要的选择上当然是“不要”。再次，总书记对不同部门的工作提出严格要求，尤其是对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发展实体经济要求宏观经济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和千千万万企业相互配合与支持。笔者认为，总书记关于泡沫化有损工业化进程的判断，意义尤其重大。通常，泡沫经济引起资源的市场错配，导致资金、要素、政策管理的配置方向从微观层面游离出制造业，导致制造业发展严重失血。第二，增加制造业发展成本。由于土地、劳动力、租金等成本持续上升，制造业投入产出率趋于下降，一些制造业企业甚至失去生存机会。制造业一旦成为技术成型、可以标准化生产，进入产业周期律的成熟阶段后，行业竞争者众多，利润很薄，会成为成本上升的直接冲击对象。第三，市场扭曲会错误引导创新者、企业家、管理者乃至一般市民的微观行为，创新者动力降低、企业家跨业经营，主业地位逐渐降低；企业员工人心不稳。
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经济脱实向虚席卷全国，泡沫经济对工业化的冲击十分明显。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1年的45.9%，下降到2019年的30.8%，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动力之强，前所未有。学术界观察到，中国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服务业比重过快上升过程，与经济泡沫发生保持着同一变化轨迹。工信部前部长李毅中对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过快下降忧心忡忡，一再呼吁应该阻止这一趋势持续下去。
实际上，行业管理部门和学术界一再指出，中国制造业存在大而不强的弊端。在制造业结构中，高技术制造、先进制造所占的比重还较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业分工中还处于中低端的地位。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动用行政力量，切断企业之间的产品联系，对中国企业上游产品供应予以“卡脖子”，正在于中国企业在高技术和先进制造产业链上对来自美国的进口产品具有更强依赖性。这种强制干预市场联系的武断行为，尽管缩减了上游美国企业的利润来源进而影响到美国企业下一阶段的研发投入，但对中国企业影响同样很大。一旦企业上游产品供应被切断、市场缺乏可替代性产品作为支撑的话，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很可能陷于停滞。
鲍莫尔成本病是否为西方学术界反对脱实向虚的价值判断，有待进一步分析和判断。但在中国，泡沫经济已经使作为技术创新转化平台、具有进步部门性质的制造业受到冲击，则是不争的事实。而来自美国的打击，也严重干扰了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的顺利推进。但这两件事情的影响有所不同。泡沫经济是内因，影响具有全局性，但属于内部可控因素；美国制裁是外因，但影响波及少数产业少数企业，属于非可控因素。如何更好地应对建设制造强国进程中的问题，是建设制造强国必须面对的两大现实问题。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政策取向
党中央高度重视建设制造强国，为此出台了许多政策和决策文件，为制造强国建设指明方向。要按照党中央一贯政策主张，把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结合起来，发挥优势和趋利避害，坚持制造强国建设主导方向不动摇，避免日本式因严重泡沫经济冲击制造强国建设基础的教训。为此，必须有效加强政策管理和干预。
第一，加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管理和约束。应该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形成机制的改革进程，从程序上、结构上、功能上强化宏观调控权管理与约束。必须把短期目标与中央确定的长远战略目标结合起来，根据中央制定的长远战略目标，修订与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管理。短期目标不符合长远目标实现的，应该修正短期政策目标。让遵循制造强国建设规律、设计和管理制造强国建设政策路线与创新路线的部门进入宏观政策管理部门，吸收工信部、科技部参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管理，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制定与实施，从保持产业发展与创新发展连续性的角度加以约束。
第二，积极推动制造业领域的科技创新。建议建立工信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之间的部际联系机制，就创新驱动制造业发展和解决重大科技创新推动和转化问题，形成一体化政策协调和工作推进方案。从任务导向角度出发，构筑解决“卡脖子”技术的管理体系，加强对全国特定技术资源的统筹集成与结构重组，构造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平衡运行机制，定向、定点推动对产业链上游关键技术、关键工艺、关键实现路径的解决。在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建立产学研结合的伙伴关系，推动产业界、学术界相互合作，形成相互融合的产业技术连接关系，推动科技创新、科技成果中试、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衔接。加强知识产权分级分类管理，加强对有重大产业化影响的重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保护知识产权发明人权益基础上，持续推动科技创新。积极推动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发展，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做大做强做优数字化制造。
第三，积极推动制造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积极稳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积极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等产业加快发展，提升高技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在整个制造业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为服务于沿海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开展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规划。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为重点，加强任务导向与分工合作，建设具有创新优势与产业优势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国家制造强国建设的排头兵。在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中，注重发展具有专业化分工优势具有地域特色的主导型制造业产业集群；在推动大型、特大型企业发展的同时，积极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队，促进中小企业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集群化发展；应进一步完善制造业领域的质量、品牌、标准、技术管理，使中国企业能以更加崭新的现代化、国际化形象面对国内外不断进步的消费者群体。
第四，创造有利于制造强国建设的国际环境。正视中国与欧美国家还存在着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差距，需要长期追赶，为此需要注重建立和维护中美、中欧、中日等各方国家合作关系。应采取更加开放的方略、更加灵活性的措施，应对国家经贸、技术、交流合作关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国际合作。
